我是距离这里最近的与会者，家里离这里就几百米。如果不是一个小山头挡住视线，你们可以直接看到我家的屋顶。大家有兴趣的话，闲时可以散步到那里，到我家去喝茶。
那个房子是1998年建的，当时国务院还没有下文禁止城市居民到乡下买宅基地。盖房的时候我并不在场，只是委托一个朋友打理，我说就盖成砖墙、柴瓦、木门木窗的那种，同农民打成一片。后来才发现农民根本不愿意同我打成一片，全是瓷砖、铝合金，甚至来几个落地窗和罗马柱，洋别墅的式样。这样，我那个房子就变成一个老土的房子。
我刚入住的时候，农民也不大理解。那时正是进城的高潮，大部分有点钱的人都会搬到城里去，至少到长乐镇—你们上午看过的地方，然后是县城、省城、北上广一类。所以他们觉得你来到这里，要么是脑子进了水，要么就是犯事了，来这里躲债、躲案子……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后来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但也不大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比较有见识的人，以为作家是记者，或者是秀才，会写对联、写祭文的那种。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他们与文学毫无关系。事实上，写对联至少是乡村最大的文学运动，遣词造句是很讲究的，经常要被人挑剔来挑剔去。我写的《马桥词典》啊，《山南水北》啊，他们后来也偷偷地看，猜里面的谁是谁，要“对号入座”。我在书里写到一个神医，一个江湖郎中，其实名字也换了，地名也换了，但那个人物原型一看就知道我写的是他。他被我写成“神医”，其实有几分得意，但不满意我把神医写成了个“塌鼻子”。“我不是一个塌鼻子啊，我的鼻子长得很好啊。”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想找到我把这个鼻子的事说清楚。
这里原来建制上是一个乡，去年合乡并镇，同黄灯（汨罗籍作家、学者）的老家那边并成了一个镇，叫三江镇，有人口将近三万。很多人以为乡村和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其实不是，至少不尽然。据我观察，城市有的问题，乡村差不多都有；城市里有的话题，乡村里差不多也都有。曾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有一次酒过三巡突然问我：韩先生，我要问你个问题，这个问题我问了好多老师，好多科级和处级干部，他们都答不上来。我看了几十部电视连续剧，也没找到答案。我不知道他要问什么，有点紧张，说你问吧问吧，我尽可能试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情？爱情和友情的区别在哪儿？这个可真是把我难住了。我说这是一个琼瑶式的问题啊，你问错对象啦。我支支吾吾，说爱情和友情之外，还有交情、亲情、色情……他说，色情我知道，那是吃快餐盒饭，止一下饿，我不谈论那个，那个太低级了。你们看看，一个乡下七十多岁的老头，同我们那些城市里的所谓小鲜肉、小清新呀，纠结的事好像也相差不远吧？
这里是汨罗的一个山区。就在我们开会的这个地方的下边，现在被水淹掉的一个地方，叫枫树坪，当年中共湘北特委的所在地，印发过《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大纲》，与巴黎有关系的。为此，光这个乡就出了一百多个烈士。你们今天上午经过的前面那一个山口，叫梅冲，1944年王震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那里设过司令部。他们当时想在国民党的区域挖出一块红色根据地，打出一片天下，后来计划失败，又中原突围，回到陕北。我以前对这里也不熟，是当知青的时候来过这里。那时要买树、买竹子、买木炭，虽然是给集体买，但没有计划指标，所以也同做贼差不多，要挑着百来斤的东西躲过各种路卡，晚上翻山越岭，赶在天亮前走到长乐镇，喝一碗五分钱的甜酒，再一口气挑到我落户的地方，整个来回行程是一百多里路。那时还没有这个水库。八景峒、向家峒、蓝家峒三个大水库，都是“文革”中后期建立起来的。
我2000年重新来到这里，阶段性地居住，带来一辆捷达车，算是这个乡第一辆私家车。好多人来围观，这个说他下个月要嫁女，那个说他明天要开会，都想借车用一下。他们被拒绝之后，不免有些沮丧。我就说，放心吧，二十年之内，你们都有希望开上车。那时我说二十年，还觉得是一个很大胆的预言。其实也就是十年左右，这里的私家车已普及到50%的家庭。有一次他们开大会，小客车、小货车停满了学校半个运动场，吓了我一跳—这不活脱脱就是美国景象吗？以前，农村最揪心的事是吃不饱。现在呢，一家家开始愁“富贵病”，糖尿病、脑血栓、脂肪肝、血脂高什么的。我经常批评他们，说以前你们天天劳动出汗，现在却成天关起门来吹空调、打麻将，这个身体怎么受得了？你们以前几个月才吃一次肉，现在天天吃肉，顿顿吃肉，也是转弯太急了，这个身体怎么受得了？
很明显，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已有了巨大的成就，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下面我就要回到今天交流的主题：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如果给中国乡村来一个定位，需要哪些必要的参照坐标？
一、从历史看乡村
现在，我们有些年轻读书人不容易再回到故土，不大能接受家乡，倒不是说那里贫穷、落后、土气、青山绿水不再—这些他们大多还可以忍受；他们常常最觉得受不了的，是道德的崩坏，是世道人心和公序良俗的根基动摇。所谓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刁，这种情况在有些地方确实是一种刺心的存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连亲人之间也寡恩薄义，那么年轻人即便一心热爱家乡，怎么爱得起来？美好的乡情和乡愁在哪里？
所谓“土豪”现象，道德与文化确实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短板，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短板之一。对这个问题光是放一放道德嘴炮，并不解决问题，需要一些冷静的观察。有一次打雷—我在城市住过多年之后，已几乎没有关于雷击的概念了—结果一个雷打下来，家里五件电器全被烧坏，搞得我狼狈不堪。但乡下人以前经常与雷电打交道，甚至很多道德观念也是靠这一类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来维系。“天人感应”“因果报应”“天打五雷轰”等，就是相关的说法。邻居告诉我，以前见天色不对，要打雷了，很多人就会及时关心父母：老娘，你是不是要一件新棉袄呀？我这马上就去做。老爹，你是不是想吃肉呀？我这马上就去买。这些话一定要靠近门窗大声说出来，让老天爷听见。为什么呢？因为老天听见了，在很多人看来，雷电就不会殃及其身了。
问题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现在我们装上避雷针了，雷公电母不起作用了，我们的老爸还能不能吃上肉，我们的老妈还能不能穿上新棉袄？当我们的医疗手段越来越发达，大幅度降低伤病的危害；当我们的救灾手段越来越发达，大幅度减少洪水、干旱、山火、蝗虫的危害，总之，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一步步减少，那么靠“老天”管理世道人心的机制还灵不灵？替代性的机制又如何建立？
除了“老天”，以前管理道德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先人。在西方，人们常说“以上帝的名义”，但中国人爱说的另一句话是，“对得起先人”。先人，或说祖宗，就是一个中国化的上帝。祖宗意味着名誉和尊严，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公共监视和家族群体压力，多少能约束人的一些行为，但现在呢，这样的作用恐怕也大不如前。将近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乡村青壮年正在进入城市，成为流动、混居、相互陌生甚至处于匿名状态的农民工。祠堂基本上消失；祖坟也不再出现在房前屋后；周围没有族人们的身影；甚至连邻居也极不稳定，三天两头得重新辨认；碰到清明节、亡人节（七月半）、重阳节，在城市里也没法上香烧纸，没法建立和加固一种与先人仪式性的对话关系。如此等等，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因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祖宗这个制衡角色正在弱化、淡化、虚化。这也是我们需要有所准备的一个历史过程。
当然，对于道德管理来说，历史性变化也不全是负面的。以前的乡村人情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人情是把锯，你一来我一去”，隐含着一种先存后取的互助机制和期权关系。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些贪官的案情，也许能发现有些当事人的隐情。比方他们来自乡村，以前家里穷，考上了大学没学费，怎么办？于是就把亲戚、族人们请来吃一顿饭，意在收礼金，拉赞助，相当于融资和参股，借助家族或村社的合力来对付高昂学费。那么问题来了，当他学成就业、升官晋级以后怎么办？他欠下那么多债，看起来软，实际上很硬，能不偿还吗？他一个科长，一个副局长，工资就那么几个钱，若不利用权力介绍个工程、安插两个人头、揩一点国家的油水，又拿什么来回报？有一个村的书记曾对我说：教育真是特别重要啊，一个地方关键是要出人才啊。你想想，将来读大学的多了，我们在财政局有人，在交通局、农业局、水利局也都有人；就算他们全部成了贪官，不要紧啊，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些人总要回家盖点房子，修点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