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
最近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在表达了喜欢我的书后，他说他要问一个可能显得很蠢的问题，我不是非得回答，但他真的很渴望知道答案。这个问题关于巫师盖德的化名“雀鹰”。他问，这是指新世界（美洲新大陆）的雀鹰，即美洲隼，还是指旧世界（欧亚非）的红隼，也是隼，又或者这两种雀鹰都不是隼，而是鹰属？
（敬告：这些鸟类可能会让你陷入混乱。很多人会交替使用“雀鹰”和“红隼”这两个词，但无论是在欧亚大陆还是在美洲，红隼都是隼，然而并非所有雀鹰都是红隼，反之亦然。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只是遗憾我们失去了美丽的英国名字“茶隼”，但还好我们有g.m.霍普金斯的诗。）
我当即尽心回复了这封信。我说，在我看来，它不可能是上述任何一种鸟，因为它就不是地球上的鸟类，而是地海世界的鸟，林奈并没有带着他的命名罐去过那里。但我在写这本书时，在我的想象之中，我所看到的鸟无疑很像我们华丽的小小美洲隼，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陆生小型红隼。[我在回信时没有想到parvulus（小），但应该有它。雀鹰是一种体形相当小的隼。盖德是个好斗的男孩，但个子很小。]
回信后，我想到自己是多么迅速又多么愉快地回了这封信。我看着那堆永不减少的等待回复的信件，想到我是多么希望推迟回信，因为其中有太多信件都很难回复，有些甚至不可能回答……然而，我非常想去回复，因为写这些信的人，都是喜欢或至少对我的作品有所回应的人，他们针对作品提出疑问，并不怕麻烦告诉我这一点，因此值得我费心回答，有时回信也很愉快。
为何这么多写给作者的信让人难以回复？这些难以回复的信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我已经就此思考了几天。到目前为止，我得出了这一结论——
它们提出了宏大而普遍的问题，有时源自一些学科分支，写信人反而比我要更了解，比如哲学、形而上学或信息论。
或者是他们问了道家、女性主义、荣格心理学或信息论如何影响了我这类宏大而普遍的问题，有些情况下，你只能用一篇冗长的博士论文才能回答，而其他情况下只能回答“影响不多”。
又或者，他们之所以问出宏大而普遍的问题，是基于对作家如何工作的宏大而普遍的误解，比如，你的灵感来自哪里？你的书主旨为何？你为什么写这本书？你为什么写作？
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个高度形而上学的问题）往往由年轻读者提出。一些作家，甚至那些并不真正以写作为生的人，会回答“为了钱”，这当然会掐断进一步的讨论，让话题进入一条死得不能再死的死胡同。我诚恳的回答是“因为我喜欢写”，但这不太是提问者想要听到的，也不是老师想在书评或学期论文里看到的。他们想要有意义的答案。
意义——这或许是共同特征，是我正苦苦求索的烦恼之源。这本书有什么意义，这本书里的这件事有什么意义，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告诉我它的意义。
但那不是我的工作，亲爱的。那是你的工作。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清楚我的故事对我来说有何意义。而它对你的意义可能截然不同。我在1970年写下那个故事时，它对我的意义可能完全不同于它在1990年或2011年的意义。在1995年，它对任何一个人的意义可能都与在2022年大相径庭。它在俄勒冈的意义到了伊斯坦布尔可能让人完全无法理解，然而在伊斯坦布尔，它可能会获得一种我永远也料想不到的意义……
艺术中的意义并不同于科学中的意义。只要理解每一个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意义不会因何人阅读、何时阅读、在何地阅读而改变，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意义是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