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话说得十分可信，总之她这下明白了我并不是想强闯进店里去，她的怀疑立刻变成了同情。
“时间太晚了。”她说。
“恰恰相反，”我反驳道，“应该是太早了。我是想吃早饭。”
于是她隔着玻璃朝里面打了个手势，让那个男人给我弄点儿吃的，其实离开门营业还差两个小时呢。我点了火腿煎蛋、牛奶咖啡、黄油面包和一杯随便什么果汁。男人的回答精确得令人生疑，他说鸡蛋和火腿已经断货一个星期了，牛奶三天前就没了，他能给我上的只有一杯黑咖啡和不带黄油的面包，如果不够的话还有头天晚上剩的通心粉可以热一下。我觉得奇怪，便问他吃的东西都出了什么事，一定是我这话问得太天真，这回轮到他觉得奇怪了。
“没什么，”他对我说，“只不过是这个国家见了鬼了。”
他并非我一开始想象的那样，是革命的敌人。相反，他是他们一家十一口人里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其余的全都逃到迈阿密去了。他决定留下来，这一留就是一辈子，不过他从事的这个行业使他可以猜出未来，而且依据比一个深更半夜在大街上乱逛的记者要真切得多。他想再过不到三个月这家小饭馆就得关张，因为没什么可卖的了，可他觉得没多大关系，因为他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很明确的安排。
果不其然，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禁运开始之日已经过去了三百二十二天，食品供应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每个成年人每月可以领到三磅肉、一磅鱼、一磅鸡肉、六磅大米、两磅油、一磅半菜豆、四盎司黄油和五个鸡蛋。这个配额是经过计算的，让每个古巴人每天能摄入正常数量的卡路里。儿童另有专门配给，此外，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每天有一升牛奶。后来缺的东西越来越多，铁钉呀，洗衣粉呀，灯泡呀，还有很多的家庭必需日用品，上面需要做的不是制定一大堆规定，而是要赶紧弄到这些东西。最让人敬佩的是看着这种由敌人强加而来的匮乏在何种程度上磨炼了全社会的士气。就在实行配给制度的同一年，爆发了所谓的导弹危机，英国历史学家休·托马斯把它定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古巴的大多数人民都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时刻准备用手中的猎枪去迎击原子弹，直到安然度过险境。在这足以使任何一个基础稳固的经济体乱了阵脚的全民总动员中，工业产值获得了异常的增长，工厂里再也没有人旷工，许多平日里可能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也都一一安然度过。纽约一位女接线员有一次对她的古巴同行说，在美国，他们大家都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万分恐惧。
“可是我们这边大家都很平静，”古巴这边的女接线员这样回答说，“反正真被原子弹炸死的话，一点儿也不疼。”
那时的国家生产出的鞋子足够每个古巴居民每年购买一双，是通过中小学和工厂来分配的。只有到了一九六三年的八月份，等到所有的商店都因为没有东西可卖关了门，这才规定了服装的配给办法。一开始的规定是每人可以买九件衣服，其中有男式裤子、男女内衣和其他一些纺织品，但实行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增加到了每人十五件。
那一年人们度过了革命胜利后第一个没有烤乳猪也没有果仁糖的圣诞节，玩具也是按人头分发的。不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分配方法，这也成了古巴历史上第一次不加区分地让每个孩子都至少有了一件玩具的圣诞节。尽管有苏联的密集援助，尽管有中国的援助——在那个时代也是同样的慷慨大方——尽管有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无数技术人员的帮助，禁运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着古巴历史不可逆转地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古巴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联系降到了最低限度，航空公司原本一天五班飞往迈阿密、一周两班飞往纽约的航班，从十月危机起被迫中止。拉丁美洲飞往古巴的航班本来就不多，随着这些国家和古巴断绝外交、经贸关系也渐渐被取消，只剩下每周一班从墨西哥飞来的航班，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它成了古巴联系美洲其余部分的脐带，但也成了美国煽动暴乱、进行间谍活动的渗透渠道。古巴航空公司旗下的机群已经被压缩为几架史诗级的英国制造的布里斯托，也是唯一和英国制造商签订了保障常规维护特别条约的机型，正是依靠它们古巴航空公司才得以维持飞越北极到达布拉格的杂技表演般的航班。从加拉加斯寄封信到古巴，不到一千公里的距离，得绕过半个地球才能寄到哈瓦那。从古巴给世界上别的国家打电话，也必须经由迈阿密或是纽约，在美国情报机关的控制下才可进行，所用的还是那种史前的海底电缆，有一次还被一艘古巴船挂断了，因为那艘船离开哈瓦那湾的时候忘了收锚，一直拖着它航行。古巴唯一的能源来自苏联油船从一万两千公里以外的波罗的海港口运来的每年五百万吨石油，每五十三个小时有一艘油轮到达。美国中央情报局载有各种间谍设备的“牛津号”舰船，在好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古巴领海巡弋，以监督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极少一些特别勇敢的国家除外——违背美国的意志。在全世界看来，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挑衅。到了夜间，从哈瓦那的海滨大道和圣地亚哥高处的街区，都能看见那艘舰船的影子，挑衅似的停泊在古巴领海以内的水域。
也许没有多少古巴人能记得，在三个世纪以前的加勒比海对岸，西印度群岛卡塔赫纳城的居民也曾遭受过同样的命运。海军上将弗农率领一百二十艘装备精良的英国舰船，将那个城市层层围困，他带来的三万精锐之师中的许多人都是从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招募来的，那块地方后来被叫作美利坚合众国。这些殖民地后来的解放者乔治·华盛顿有个哥哥，当年就在这支进攻部队的参谋部任职。西印度群岛的卡塔赫纳城当年有两件东西闻名于世，一是它的军事堡垒，二是它下水道里数量惊人的老鼠。尽管城里的居民们最后不得不以树皮和座凳上的皮面为食，这座城最终还是用不可战胜的凶猛精神抵抗住了围困。几个月后，英国人终于为被围困居民勇敢战斗的精神所折服，再加上饱受黄热病、痢疾和炎热天气的折磨，只好狼狈撤退。而城里的居民们反倒完完整整，健健康康，只是此时他们已经把最后一只老鼠都吃掉了。
很多古巴人当然都知道这个历史典故。但它在历史上太罕见了，他们不会想到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在一切悬而未决的一九四六年元旦，谁也想不到，这种毫无心肝、钢铁一般的封锁造就的难熬的日子还在后面，等它发展到顶峰时，在很多人家和几乎所有的公共机构里，连饮用水都成了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选择》，波哥大
西班牙里，一里约合5572.7米。
即“猪湾事件”，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反被古巴军民击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