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的第一夜，古巴共拥有轿车四十八万两千五百六十辆、电冰箱三十四万三千三百台、收音机五十四万九千七百台、电视机三十万三千五百台、电熨斗三十五万两千九百台、电风扇二十八万六千四百台、全自动洗衣机四万一千八百台、手表三百五十一万只、火车机车六十三台以及商船十二条。除了手表是瑞士货以外，其余全部都是美国制造。
看起来，古巴老百姓还要过上一段时间才能觉察到这些致命的数字对他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从生产的角度，古巴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别国”，而只是美国统治下一个倾销产品的半岛。制糖工业和雪茄产业完全依赖于美国大公司，除此之外，岛上所有的消费品也都是美国制造，区别只是有些是在美国本土制造，有些则是在古巴生产。哈瓦那以及其他两三个内地城市会给人一种富足惬意的错觉，可城市里的一切，从牙刷到海边大道上二十层高、砌着玻璃幕墙的酒店，都是别人的。为了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古巴从美国进口近三万种有用无用的商品。甚至可以说，这个梦幻般的市场的主要顾客其实就是游客自己，他们从西棕榈滩乘坐渡轮，或者从新奥尔良坐海上列车来到这里，也心甘情愿地免税购买产自祖国的东西。就说本地产的木瓜吧，这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时在古巴发现的水果，摆在带冷气的商店里出售时总会挂上巴哈马群岛种植园的黄色标签。再说人工饲养的鸡下的鸡蛋，它死气沉沉的蛋黄和那股药房的味道一向为家庭主妇们所诟病，蛋壳上明明打着北卡罗来纳州农户的印记，有些精明的商人用溶剂一洗，再抹上鸡屎，就可以当成本地的土鸡蛋卖出好价钱。
这里没有一个消费领域不依赖美国。少量制作方法简单的产品，工厂因为要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而开设在古巴，使用的机器都是些二手货，在原生产地早已过时。最优秀的技术人员都是美国人，为数不多的几位古巴技术人员中的大部分还被他们外国老板光辉灿烂的许愿所吸引，跟他们去了美国。古巴也没有零配件储备，因为对古巴那一点点似有似无的企业来说，在这方面它们一直高枕无忧：零配件就在九十海里以外的地方，只要打一个电话，再复杂的零配件也可以搭下一个航班送过来，既不用交税也不用过海关。
在如此的依赖之下，城里的居民们却仍在毫无节制地消费着，哪怕封锁已经成为一个残酷的现实。甚至有不少时刻准备为革命牺牲生命的古巴人——其中有一些已经真的为此牺牲了——消费起来仍然像孩子一样任性。更为糟糕的是，革命采取的最初几项措施立即提高了最贫困阶层的购买力，那时的他们对幸福的认识无非就是一种购物的喜悦。许许多多人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现实。问题是，市场上的东西卖光了，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更有一些商品很多年都无法得到补充，这样一来，一个月前还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场，现在只无可救药地剩下一副空空的骨架。
在最初的岁月里，古巴成了一个随意发挥、秩序混乱的国度。因为缺乏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还得等上好些年，这种道德才能在民众的意识中形成——在总体上算是紧急的态势之下，加勒比式的大男子主义就有了存在的理由。一方面，不可遏止的新鲜感和自治精神使得民族情感无比高昂，另一方面，受创应激反应的威胁又真真切切地迫在眉睫，于是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好像以为就连没有牛奶供应这一类的事情都可以用枪杆子来解决。古巴给外国游客的印象就是花天酒地，这自然在古巴人的生活和精神中有着现实的基础，然而它不过是灾难降临催生的一种单纯的醉生梦死态度。我第二次回到哈瓦那时已经是一九六一年初，当时我的身份是拉丁社的流动记者，第一印象是这个国家表面看起来没多大变化，但社会紧张程度却进一步增加了。我是在三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圣地亚哥飞到哈瓦那的，透过飞机舷窗，我看见了这个没有河流的国度奇迹般的田野、尘土飞扬的村庄、若隐若现的港湾，而在整个旅途中都能察觉到战争的迹象。医院的房顶上画了大大的白圈红十字，为的是在可预期的轰炸中逃过一劫。学校、教堂和养老院也画了类似的标志。在圣地亚哥和卡马圭的民用机场里能看见用卡车帆布伪装起来的二战时期的高射炮，海岸线边则有原本供休闲游览的快艇巡逻以防登陆。到处都可以看见最近遭受破坏的痕迹：被从迈阿密飞过来的飞机扔下的燃烧弹烧焦的甘蔗田，被内部反对势力炸毁的工厂的废墟，在冲突地区临时搭建的军营里，首批与革命为敌的小组已经开始行动，他们不但拥有现代装备，还有极强的后勤资源。哈瓦那机场为了让大家忽略浓烈的战时氛围，显然花了不少力气，主楼的楼顶有一条横贯两端的大幅标语：“古巴，美洲的自由国土”。从前的大胡子士兵不见了，执勤的是一群身穿橄榄绿军服的年轻民兵，其中还有几个女民兵，手里的武器还是出自独裁时期老掉牙的军火库。那时他们也没有别的武器可用。革命政府顶着美国的反对和压力购得的第一批军火由一艘法国船——“勒库布尔号”——运载，于三月四日自比利时抵达，这艘装载着七百吨枪支弹药的船在哈瓦那港的码头上发生了爆炸，而且显然是人为的。这次袭击还造成了七十五名码头工人死亡，另有二百人受伤，不过没有人宣布对此事负责，而古巴政府把它归罪于中央情报局。在遇难者的葬礼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喊出了日后变成新古巴标志性格言的那句话：“无祖国，毋宁死。”我第一次看见这句话是在圣地亚哥的大街上，在去卡马圭机场尘土飞扬的高速路上又看见它被用大字刷在美国航空公司和卖牙膏的大幅广告上，紧接着又在哈瓦那机场看见它被写在硬纸片上贴在纪念品商店的玻璃橱窗里，贴在候机大厅里，贴在值机柜台上，在理发店里它被用铅白写在镜子上，在出租车里被用口红写在车窗玻璃上。这个愤怒的口号的社会饱和度如此之高，乃至它随时随地都在你眼前闪现，从榨糖厂的储存罐到官方文件的结尾处，报纸、广播和电视上无情地天天讲、月月讲，直至它成为古巴生活最本质的一部分。
在哈瓦那，节日的气氛正浓。光彩照人的女子在阳台上浅吟低唱，海上飞翔着羽毛华贵的鸟儿，到处都飘扬着音乐声，然而在欢乐的背后，却能感觉到这种注定要消失的生活方式花样翻新的反抗，它正竭尽全力想战胜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后者虽然还带着稚气，但能激励人前行，有着摧毁一切的力量。这座城市仍是一座娱乐的殿堂，连药房里都在卖彩票，银光闪闪的庞大汽车甚至无法在殖民地时期街道的街角拐弯，可人们的外表和行为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沉积在社会底层的东西都浮上了表面，一股浓浓的、热气蒸腾的人的熔岩流喷发了出来，不加控制地流向解放了的城市的沟沟坎坎，每一个角落都在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被感染。最明显的是现在在公共场所穷人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坐在富人的座位上了。他们涌进豪华酒店的大厅，在维达多区的露天咖啡馆里用手指头抓东西吃，也躺在西波涅区老牌私家会馆波光粼粼的游泳池旁晒太阳。哈瓦那希尔顿酒店现在改了个名字，叫自由哈瓦那酒店，先前那个凶巴巴的金发守门人也被换成了殷勤可亲的民兵，整日里对一帮农民说不用害怕，可以进来看看，还教给他们哪边是进去的门，哪边是出来的门，说哪怕就这样满身大汗地进到冷气开放的大厅里也不会得肺结核的。一位来自卢亚诺的合法公民，深褐色皮肤，身材瘦削，身穿一件画着各种各样蝴蝶的衬衫，脚蹬一双安达卢西亚舞者那种带后跟的漆皮鞋，在想从里维拉酒店的玻璃转门进去时走错了方向，而这时不巧正好有位体态丰满、盛装打扮的欧洲外交官夫人要从门里出来。一时间乱作一团，跟在后面的丈夫竭力想往一边推动旋转门，几位惊慌失措的民兵则同时把门推向相反的方向。一时间，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女子被挤在了本来只容得下一个人的狭小玻璃牢笼里，直到最后旋转门重新转动起来，女士晕头转向、满脸通红，甚至不等丈夫，便一头钻进早就开着车门等她的加长轿车立刻离开了。那位黑人到最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样晕头转向、浑身发抖。
“妈的！”他嘟囔了一句，“还有点儿花香味！”
这类磕磕碰碰的事情时有发生。也可以理解，因为在一年的时间里，城乡老百姓的购买力都有了显著提高。电费、电话费、交通费和其他一些公共服务费用都降到了非常人性化的水平。酒店和餐馆的价格，包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的价格都大大降低，无论是乡下人进城还是城里人下乡，这样的旅行都有人专门组织，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免费的。此外，失业率大幅下降，工资也上涨了，城市改革减轻了人们交房租的烦恼，上学包括学习用品也都是免费的。巴拉德罗长达二十里的象牙白色海滩，从前只归一个主人所有，能去享受的只有富人中的富人，现在无条件向所有人开放，甚至也包括那些富人。古巴人和加勒比地区所有的人一样，一向认为挣钱就是为了花的，现在是他们正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这种观念付诸实践。
我以为，很少有人能觉察到物资匮乏是如何悄悄地、却无可挽回地侵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甚至到了吉隆滩登陆事件发生之后，赌场还在照常营业，周围仍然有一些没找到游客的妓女逛来逛去，等候某个在轮盘赌上碰巧走了大运的家伙出来，免得这一晚上走空。很显然，随着情况的变化，这些孤独的小燕子们也都走了背字，收费也越来越低了。可即便如此，哈瓦那和关塔那摩的夜晚依然漫长而无眠。出租房里欢快的音乐声通宵达旦地响着。这些旧日生活的残余维系着一种正常而富足的假象，无论是夜间发生的爆炸，还是不断传来的卑鄙入侵的流言，甚至是迫在眉睫的战争，都不能把它们消除，只是很久以来这早已不是生活的真实一面了。
有几回过了午夜，餐馆里的肉卖完了，可我们并不在意，因为说不定还有鸡可以吃。又有几回香蕉卖完了，我们还是不在意，因为说不定还可以吃白薯。附近会所里的乐师们，还有那些恬不知耻的妓院老板们，都对着一杯啤酒准备晚上大赚一笔，他们也都和我们一样心不在焉地消磨着每天的日子。
在大型商场里，已经开始有人排队，黑市也刚刚兴起，活跃异常地开始把工业品控制在自己手中，可是没有人去认真考虑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恰恰相反，人们认为这都是因为钱太多了。就在那个时期，有人看完电影需要一片阿司匹林，可我们一连跑了三家药店都没买到。最后在第四家药店买到时，药剂师神色自若地告诉我们说三个月以来阿司匹林一直缺货。其实不光是阿司匹林，很多生活必需品早就缺货了，可就是谁也不去想总有一天会完全断货的。在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完全贸易禁运后差不多一年光景，生活依然如故，但这种不变更多的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而是在人们的思想层面上。
我对禁运的认知来得有点儿突然，同时还有那么点儿诗意，在一生中，我对事物的认识大抵都是如此。在拉丁社加了一夜的班之后，我独自一人迷迷糊糊地出去想找点儿吃的。天快亮了。海面很平静，海天相接的地平线那里已经露出一道橙黄。我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中央，带着股咸味的风从海滨大道那边扑面而来，老城区那些石砌的拱廊被腐蚀得湿漉漉的，我想在那下面找一家还开着门的店吃点儿东西。最后总算找到一家小饭馆，卷闸门已经拉了下来，可还没有上锁，我想把那卷闸门拉上去好进去，因为里面还亮着灯，有个男人正在柜台旁边擦杯子。刚想试试，就觉得身后一声脆响，毫无疑问是步枪上膛的声音，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甜甜的但十分果决。
“不许动，伙计，”女人说，“举起手来。”
那仿佛是晨曦中的一道幻象。女人的面容很美，头发在脑后梳成马尾的形状，身上一件男式军用衬衣在海风吹拂下有点儿湿漉漉的。她显然受到了惊吓，但脚跟分开稳稳地站在地面，手里像军人一样端着步枪。
“我饿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