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埙闻言，忙赶来蒋骨扇铺。却见蒋苏台站在凳子上，正将头伸往梁下的三尺白绫，登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前将她一把抱下来，责问道：“你怎么那么傻？”
蒋苏台转头看了杨埙一眼，举袖掩面，悲泣道：“哥哥去了……杨大哥又……又……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杨埙道：“你为什么要为别人而活？你又不是那些三从四德、只会相夫教子的女子，你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制扇名匠，完全可以为你自己活呀。况且我人就在这里，我也没有杀你哥哥，真正的凶手是郭信。”
蒋苏台道：“当真？”听了大致经过，反而哭得更加厉害，道：“我早该相信不是杨大哥杀人的。我……我对不起你。”
杨埙道：“你别傻了，那么多证据证人，有人亲耳听到我和你哥哥争吵，还有小女孩亲眼看见我手里拿着刀，任谁都会怀疑我是凶手。若是你当时没有昏晕过去，我当面对你解释，你一定会相信我。”
又将朱骥岳母之语转述了一遍，道：“从此你我坦诚相待，互不隐瞒，再也不要分开，好不好？”
蒋苏台道：“可是……”杨埙道：“可是什么？”
蒋苏台道：“杨大哥，所幸你没事，我真的为你开心。你我之事，还是等我安葬了哥哥再说。”
杨埙心中一沉，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郭信谋反一案并未在京师掀起太大波澜，这是官方刻意未曾张扬的缘故。但郭信伏法却又牵扯出两桩疑案来——
关于锦衣卫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之死，郭信的回答是：“我收买了韩函，却没有杀他灭口。他私下放我进牢房见杨行祥可不是件小事，等于有件大大的把柄握在我手里，我又何须杀他？至于那个什么仵作，我见都没有见过他，又如何杀他？”
他又问锦衣卫长官朱骥道：“我手下林海被人杀死，当真是那对被通缉的男女贼人所为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竟然请求朱骥务必捉拿住凶手，好为林海报仇。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郭信认罪前，提出了面圣的要求，为法司所拒绝。他便请求见兵部尚书于谦一面，说是有重大机密相告。于谦因郭信曾遣使者与瓦剌太师也先联络，担心有更大的阴谋，于是亲往牢中与他见面。但兵部尚书很快便虎着脸走出牢房，显然并未得到希冀的信息。郭信具体说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郭信及其党羽很快以偷盗及谋害京营军士的罪名被处死，不分首从，一律斩首。郭信至死也未透露出与瓦剌内外勾结的具体计划是什么，又或许根本没有计划。但他却当面向主审官员刑部尚书俞士悦揭发了京营都督孙镗贿赂司礼监大宦官金英一事。
法司查证属实后，金英被责令退回受贿财物，孙镗则论罪当斩。还是明景帝朱祁钰念孙氏在北京保卫战中立有军功，特别恩典宽恕，孙镗这才逃过一死。
消息传开，人们不免有些不满，倒不是因为皇帝宽恕了京营长官孙镗，而是大宦官金英屡屡犯法，却总能逃脱罪责，在英宗朝如此，在景帝朝又是如此。当年大宦官王振扰乱朝政一事，会不会再度上演？
说来奇怪的是，这件案子之后，纷纷流言逐渐消失，京城秩序也好转了起来，不复再闻有盗贼劫掠杀人之事。
与此同时，瓦剌局势也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北元退走大漠后，黄金家族势力衰弱，蒙古诸部分裂，相互攻讦，各自为政，无力与大明相抗。直到瓦剌部脱懽统一了鞑靼和瓦剌，蒙古才重新强盛起来。但脱懽不具备当可汗的资格，于是立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懽自称丞相。脱懽死后，其子也先自称为太师淮王。脱脱不花仅在名义上保有蒙古可汗的称号，实际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但脱脱不花一直有心成为真正的可汗。也先败退后，脱脱不花见也先势力受挫，决心主动向明朝贡马，以求与明朝结纳，取得明廷的支持。
明景帝朱祁钰新即帝位不久，又厌恶瓦剌的贪婪及反复无常，不愿意接受。但礼部尚书胡濙和吏部尚书王直等重臣认为，可以利用脱脱不花和也先的矛盾，采取离间之计。于是朱祁钰勉强召见了脱脱不花的使者，温言抚慰，还特别加以优待。
也先很快便得知了消息，心中大为恐慌，担心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急忙派遣使者到北京，表明要送太上皇朱祁镇归国。
有些大臣认为也先新败不久，蒙古内部又是矛盾重重，正是议和的大好时机。明景帝朱祁钰却不表态。他刚刚坐上皇位，享受九五至尊的荣耀与权力，怎么能听任太上皇归国，再还政给兄长呢？
兵部尚书于谦认为明廷局势刚刚稳定下来，一切正在步入正轨，也先此举毫无诚意，分明是与郭信合谋内外联兵不成，又以送归太上皇来扰乱大明政局。他不愿意节外生枝，挺身而出，大声道：“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要中了敌人的伎俩。”
这时候的于谦，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上新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司礼监首领太监金英和兴安也都支持他，自然没有人敢反对他的意见。于是，也先议和的提议被严词拒绝。
同时，于谦担心也先以太上皇的名义与边将私下议和，特请明景帝朱祁钰下诏，命大臣与各要塞守将不准私自与也先联络。
于谦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力保大明江山社稷。他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他率领军民打退了瓦剌的进攻，但还会有更大的风波到来，他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已经给他自己埋下了引祸杀身的种子。
明廷拒绝和谈后，为了防止也先再度进攻，于谦重新布置了国防军事，首先着重加强保卫京师的力量，并进一步加强了边关的防御。
转眼就是景泰元年（1450年），因为是闰正月，这个年过得特别长。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宁又给也先出谋划策，怂恿也先从宁夏进兵，夺取山、甘苑马寺六监的马匹，切断明军马源，然后长驱直入，直趋江南，将英宗皇帝朱祁镇安置于大明陪都南京，重新立朱祁镇为帝，使其与弟弟景帝朱祁钰对抗。如此，明廷内部必然分化为两派，一旦动荡不稳，瓦剌就能有机可乘。
也先对喜宁十分重视，只是他刚刚吃了一个大败仗，元气还没有恢复，南京又远在大明腹心之地，对此建议不免有些犹豫。
刚好这时候，明军河间戍卒小田儿因对上司不满，转而投降了瓦剌军。小田儿颇有眼光，也向也先献策，建议瓦剌军可由紫荆关南下，直趋山东，夺取明朝漕运重地临清。而北京的军需粮饷全靠大运河支持，一旦截断大运河的运输，便能给明朝廷以重创。也先听后大为振奋，决定冒险一试。
也先先派兵进攻宁夏，打算实现宦官喜宁的计划。但明边防守军早有准备，瓦剌军一时不能得手。也先便采用老法子，再次进攻大同。大同总兵郭登闻讯主动率军出城迎击，离开大同城数十里后，与瓦剌大军相遇。
郭登登高遥望，只见瓦剌军有将近一万人，密集如蚂蚁，而郭登手下不过八百骑。郭登部下将士人人惊惧，纷纷要求赶紧退回大同。
郭登反驳道：“我们此时离大同城将近百里，一旦退走，瓦剌必来追击。不等我们入城，人马已经疲倦，一定逃不过瓦剌的骑兵。”说完拔剑道：“敢言退者斩。”
众人不再言退。郭登身先士卒，“径薄敌营”。八百明军一齐呼啸冲锋，呼声震动山谷。瓦剌军不知明军虚实，惊慌后退。郭登一直追击到大同西北的栲栳山，斩敌首二百余级，尽夺所掠而还。
自土木堡之变五十万明军大败后，明朝边将无人敢轻易出战，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也只是以守为主，最终仗着城头火炮厉害才击退了瓦剌军。郭登以八百骑破瓦剌军万人，是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在塞外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郭登退入大同后，料想瓦剌军必来报复，除了在城头装备新锐炮石火器外，又发动军民在大同城外挖掘了一条纵长的深堑，里面安置有“搅地龙”“飞天网”等新式武器，地面覆盖土木，看上去好像平地一般，一旦敌军被诱进围中，发动机关，顷刻间便陷入堑中。此后，大同大小数十次战斗，郭登未曾挫败，因此被推为战功第一，封定襄伯。
也先见明军一改新貌，已大不同往日，便又打起了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主意。他让朱祁镇写下亲笔信，催促明廷派大臣“迎驾”。闰正月，小田儿混在瓦剌使臣当中前来送信，想要探听明廷动向。于谦早有密令，让各边防守军严密缉捕瓦剌间谍，兵部侍郎王维认出了小田儿，将其诱斩于阳和城外。
而此时身在塞外的英宗朱祁镇也意识到小田儿、喜宁的重大危害，尤其是喜宁，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能回朝。之前京营将领吴瑾逃走时，朱祁镇已密令他设法除掉喜宁，后又多次与身边侍臣袁彬和哈铭商议，想设法暗杀喜宁，除去这一心腹大患。
喜宁有所察觉，抢先动手，将袁彬和哈铭从朱祁镇身边诱出，命人捆绑起来，打算以酷刑杀死。幸好朱祁镇意识到不妙，及时赶到解救，还搬出了妻子及也先弟妹阿挞剌阿哈做援兵。
经此一事，双方矛盾明朗化。喜宁虽不敢对朱祁镇下手，但亦敌意深重，时时在也先面前进谗言。朱祁镇为了自己的安危，不得不奋力反击。他和袁彬、哈铭经过周密商议后，主动求见也先，请求派遣使者去见母亲孙太后，如果由孙太后下令同瓦剌议和，新皇帝朱祁钰也不敢不听。
也先深觉有理，但又怕朱祁镇指派的使者与孙太后暗通消息，决定派喜宁充作使者。除了信任喜宁外，还因为喜宁是宦官身份，久在宫中，跟孙太后熟识。朱祁镇却故意不同意，称明廷上下深恨喜宁，一见到他，就会立即杀了他。喜宁对此倒毫不畏惧，一是他深知明廷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二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也先仔细考虑后，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让被俘虏的明锦衣卫百户高磐陪同喜宁出使，以证明喜宁是太上皇朱祁镇的“钦差”。
喜宁带着高磐等人先来到宣府西北野狐岭，扬言奉太上皇朱祁镇之命，前来索取礼物。宣府守将本来是杨洪，瓦剌进军北京时，杨洪奉急诏率两万人入卫京师，大破瓦剌军于霸州。之后论功，杨洪由原封的昌平伯进位为侯，并留在京师负责训练京营，兼掌五军都督府的左府。此时宣府守将为左都督总兵官朱谦和杨洪次子都督佥事右参将杨俊。
喜宁一行人先遇到了巡逻的都指挥江福。听说太上皇使者到来，江福立即款待接风。高磐趁喜宁不备，将一封密信交给江福。江福装作上茅房离开，展开密信一看，为明英宗朱祁镇亲笔书信，命明军务必趁此机会杀了喜宁。
江福读了密信后，心领神会，立即进城去调兵。喜宁见江福久不回来，起了疑心，站起来便打算离开。高磐冲上去将喜宁牢牢抱住，刚好江福带兵到来，就此将喜宁擒获。
喜宁熟知明军虚实，当时明廷上下尽以喜宁为患，曾经下公告说：“凡是擒斩喜宁者，赏黄金千两，白银二万两，爵封侯。”
都督佥事右参将杨俊因此起了冒功之心，上奏说喜宁为自己所捕获。喜宁随即被押送到京师。但杨俊并未能因此而封侯，明廷认为杨俊是边关重将，捕获喜宁是职责所在，只将他晋升为右都督，赐金币。
对于喜宁的处置，在明廷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喜宁虽然危害极大，罪该万死，但他此时是瓦剌首领也先的得力谋士，备受信任。正值也先一再作出议和表示之时，明廷如果杀了他，势必会触怒也先，搞不好狼烟又起，朝廷上下都因此而犹豫不决。
只有兵部尚书于谦一人坚持要杀喜宁，奏称道：“喜宁本朝廷之腹心，而反为胡虏之腹心，本胡虏之仇敌，而反为朝廷之仇敌，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虏有轻视之心，祸乱无可弥之日。”
于少保一言九鼎，遂不复再有异议。当年二月十七日，喜宁被凌迟处死。
三月，悲愤交加的也先分兵入寇庆阳、朔州、大同、阳和、偏关、乱柴沟、天城、野狐岭、万全卫等处，边关警报连连。
大同参将许贵上奏，请求朝廷立即派人同瓦剌讲和。于谦答道：“前遣指挥季鐸、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并因此而切责许贵。
自此，边将人人主战，无人再敢言讲和。
从三月到五月，边关战事不断，明军和瓦剌军各有胜负。
六月，也先又带着英宗朱祁镇来到大同城外，表示要送还太上皇。郭登决定将计就计，率领众将领在月城内“迎驾”，同时在城上设伏兵，等太上皇一入城，就立即放下月城的门闸，由此救出太上皇。
布置就绪后，郭登打开城门，出城大叫道：“来将既送归太上皇，请令太上皇先行，护从随后。”瓦剌不予理会。也先送朱祁镇将要到达大同城门时，发现了明军设有埋伏，大为惊骇，匆忙挟持朱祁镇逃走。因为朱祁镇人在军中，郭登也不便派兵追击。
至此，也先无计可施。在一切阴谋诡计都行不通的情况下，他才意识到奇货不一定可居，不得不考虑到底要如何处置英宗朱祁镇这个烫手的山芋。
在土木堡被瓦剌军俘虏后，明英宗朱祁镇的待遇颇为优厚。也先对这位对手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下令每二日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都大摆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漠北天气寒冷，也先还命令妻子献出“铁脚皮”，给朱祁镇御寒暖脚之用。
也先甚至还对明朝使臣道：“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由于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吗？”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的文章。朱祁镇始终只是个俘虏，他几次被也先挟持入关，风霜雪雨，跋涉甚艰，无一日不胆战心惊，可谓吃尽了苦头。身边可以信赖者，只有袁彬、哈铭二人。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人。父亲袁忠亦为锦衣卫校尉，任职近四十年，一直充当皇帝近侍。正统四年（1439年），袁忠告老还乡，以三十九岁的儿子袁彬代其校尉职。袁彬虽因老成持重而得到长官朱骥信任，但校尉只是一般的卫士，地位卑微。原本袁彬一生也会跟父亲一样，一辈子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就因为他被选中跟随朱祁镇亲征，并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之后一直随侍在朱祁镇身边，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
朱祁镇与瓦剌首领交涉，甚至包括吃饭穿衣、行走睡觉等事务，全由袁彬承担。漠北寒冷，每到夜晚，北风呼啸，冰冷刺骨。过惯了优裕日子的英宗朱祁镇哪里吃过这种苦头，往往彻夜难以入眠。袁彬便与朱祁镇睡在一个被窝，用自己的腋窝为皇帝暖脚。每逢随军转移车马不能行时，袁彬便背着朱祁镇行走。经此患难，君臣二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朱祁镇对袁彬极为依赖，一刻也不能离开，史称“帝居漠北期年，视彬犹骨肉也”。袁彬曾经水土不服，感染风寒，一度病重，发烧不省人事。朱祁镇急得不知所措，不顾帝王之尊，趴在袁彬的背上大哭起来。不料经朱祁镇这么一压，袁彬出了身大汗，“汗浃而愈”。
哈铭原本是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跟吴瑾等京营将领一样，都是吃明廷俸禄长大的蒙古人。他因为会说蒙古语，被俘后，一直留在朱祁镇身边充作翻译，被皇帝亲切地称为“哈回子”。他并未因为自己是蒙古人而倒戈，反而一力维护朱祁镇，还险些因此被叛徒喜宁杀掉。
在险恶的处境下，君臣三人相依为命，之间结下深厚的情谊。朱祁镇每每“独居氈庐，南望悒郁”，全靠袁彬和哈铭宽慰。喜宁抓住了二人后，“帝闻，如失左右手，急趋救”。当时情形千钧一发，喜宁将袁彬和哈铭捆了起来，打算以五马分尸的酷刑处死。朱祁镇阻止不成，干脆不顾皇帝尊严，扑上去紧紧抱住袁彬、哈铭，喜宁无法下手，又因也先弟妹阿挞剌阿哈赶到说情，才只好作罢。
瓦剌一方中，也先亲弟伯颜帖木儿及其妻阿挞剌阿哈对英宗君臣也极为友善。阿挞剌阿哈是典型的蒙古女子，纯朴天真，对天朝皇帝相当尊重。明朝使臣曾带来大量衣物送给朱祁镇，结果未到皇帝手中，便被伯颜帖木儿的手下瓜分光了。
朱祁镇很不高兴，他见阿挞剌阿哈对自己态度恭敬，便让哈铭前去传话，要求阿挞剌阿哈将衣物归还。哈铭却不肯，还振振有词地答道：“不可，虎口中夺食也。纵得之，非己有。”
朱祁镇勃然大怒，亲自动手打了哈铭。阿挞剌阿哈知道后，忙将衣物追回，如数归还给朱祁镇。结果不等朱祁镇穿上身，喜宁又赶来将衣物全部抢走。朱祁镇这才感叹道：“哈回子言是，非己有也。”
既然敌人阵营中还有善人，朱祁镇当然也在阿挞剌阿哈身上打过主意，他命哈铭去游说阿挞剌阿哈，请她在丈夫伯颜帖木儿面前进言，设法放自己归国。
阿挞剌阿哈道：“我女人何能为？虽然，官人盥濯，我持侍巾蜕，亦当进一言。”
伯颜帖木儿听了妻子的话后，没有明确回答，而是提了一只野鸡，来与朱祁镇一起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伯颜帖木儿打了个比喻：“大海水潮时，有一大鱼随潮落在浅水滩。彼大海中鱼，如何浅水中住得？这大鱼急还归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时到，潮水接着浅水，这大鱼还归大海也。上可宽心，时至自不能留。忧或成疾，悔无及矣。”意思是劝英宗耐心等待，时机一到，便可回朝。
为了安慰朱祁镇，伯颜帖木儿还让他住在自己家中，饭菜汤水都是阿挞剌阿哈亲自动手操办。朱祁镇对此自然很是感激。但塞北条件艰苦，即使是伯颜帖木儿这样的大贵人，也只是住在牛皮帐中，帐外便是牛羊马匹，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瓦剌的食物也尽是牛酪马乳、羊羔兽肉，对吃惯了山珍海味的朱祁镇来说，那腥味简直难以忍受。有时候，朱祁镇还会想起后宫成群的美貌嫔妃，那滋味更是苦不堪言，嗟叹下泪，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大有李后主“天上人间”的感慨。
每当这种时候，袁彬和哈铭便设法排解朱祁镇的苦闷。三人在瓦剌军的监视下，游览了不少塞外名胜，如汉朝的苏武庙、李陵碑、昭君庙等。苏武当年出使匈奴，被拘禁十九年，不肯屈服，庙中供奉有他当年出使所持的旌节。而李陵碑除了纪念汉朝名将李陵外，据说还是宋将杨业一头撞死殉国的地方，碑下记有杨业殉国的年月及宋将潘美破番的事迹。这些名胜古迹，以往汉人来访，都要徘徊凭吊，感慨万千。对于身份际遇特殊的朱祁镇而言，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而对英宗君臣来说，最难过的还是在德胜门外的那几个晚上，自己的家近在咫尺，却不得门而入。难怪跟着朱祁镇的袁彬向着北京城哭道：“我母在城，不得一见，奈何？”
朱祁镇对明廷不肯接受也先的议和建议，不派重臣来迎驾是相当不满的。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也先的阴谋，但他还是因此而怨恨主战拒和的于谦。
等到喜宁在朱祁镇的精心计划下被杀，朱祁镇很为自己的智谋而得意，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大喜道：“逆阉受诛，我南归有日了。”
也先却是恼羞成怒，再一次以送太上皇回京的名义，挟持朱祁镇南下。大同总兵郭登，也就是英宗的至亲，终于同意开城门迎接朱祁镇。那一刻，大同城门大开，朱祁镇一步步走近，欣喜若狂。但希望之门在关键时刻关上了，也先发现郭登事先安排了埋伏，朱祁镇再一次被带回漠北。
几经心理上的大起大落，朱祁镇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几乎已经认定，也许这一生，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原。
此时，明朝北边军力经过兵部尚书于谦的大力整顿，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于谦态度坚决，无论瓦剌采取什么手段，都坚决予以打击。瓦剌先后扰边，死伤颇多。也先再想像从前一样到中原掠夺财物，来去自如，已经不大可能。而瓦剌这样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要从内地获取必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加上也先屡战屡败，在蒙古部落中已经丧失了从前的威信。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是一个负担。也先不得不开始考虑真心实意地与明朝讲和，送英宗皇帝回国。这样，至少每年朝贡能获得明朝丰厚的赏赐，马市也可以继续开通。最重要的是，英宗朱祁镇回国后，一定会与弟弟景帝朱祁钰争位，明廷也许会因此朝政大乱，这对瓦剌自然是极度有利的。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祁镇真正看到了归国的希望。但他的希望很快黯淡了，这次不是来自也先的言而无信，而是他弟弟景帝朱祁钰的态度。
也先决意与明朝讲和后，面子还是有些放不下，先是授意阿剌知院，让他先派使臣到怀来贡马，借此试探明朝的态度。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阿剌知院又派使臣到京师，要求同明朝讲和，并表示也先有诚意要送回英宗皇帝朱祁镇。
然而，此时的明景帝朱祁钰心态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当初不情愿当皇帝，是因为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乱摊子：六师倾覆，强敌压境，直扑根本之地，明朝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皇帝的责任极重。朱祁钰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明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怕万一担负不了重任，成为明朝的千古罪人。但现在，局势已经大大不同，瓦剌势力被遏制，大明重现天朝大国的势头。
最重要的是，朱祁钰亲身体会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荣耀。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哪个皇帝主动提出退位的，朱祁钰比任何人都能理解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赵构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到底谁做皇帝？即便宋徽宗和宋钦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宋高宗赵构为子为弟，行事岂能不受掣肘？
虽则皇帝的私心众人都看在眼里，但朱祁钰却不便公然表示，只下令礼部聚群臣商议迎回太上皇一事。议奏久而不决，自然因为景帝不愿意英宗回来的缘故。四朝元老吏部尚书王直实在忍不住了，遂率领群臣上奏，认为应该遣使往报。
朱祁钰得奏后，只派司礼监大宦官兴安出面，质问群臣道：“公等欲报使，何人堪为富弼、文天祥？”
富弼是北宋大臣。辽重兵压境时，遣使求关南地，富弼奉命出使，如蹈虎穴。文天祥则是南宋大臣，元军进逼临安时，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到扣押。凡此都需要胆量，兴安的意思是，根本没有人敢去。
吏部尚书王直听了兴安的话，针锋相对地问道：“按照你的说法，莫非使太上皇陷虏，再当一次宋徽宗、宋钦宗不成？”
王直字行俭，号抑庵，泰和人，与名臣杨士奇同乡。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及第，改庶吉士，授翰林院修撰，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几朝。在翰林二十余年，名气颇大。正统八年（1443年）迁吏部尚书，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在民间被称为“吏部天官”，意思是天官赐福，吏部尚书掌握用人大权，可以造福苍生。之后，王直一直在吏部担任长官，年益高，名德日重。
兴安听了王直的反驳，当即哑口无言，不得不将群臣们主张遣使议和的意思回报景帝。朱祁钰又派兴安答复王直等人说：“你们的话说得很对，不过遣使亦非一次，每次不得要领。这回假使以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非又苦了百姓？你们再好好议！”
“再好好议”，就是表示皇帝不满意，你们再接着议，直到议出皇帝满意的结果为止。
这“议”就这样一拖再拖了。瓦剌也先倒先沉不住气了，正式派了使者到北京请和。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说：“应该趁此机会，奉迎太上皇。”
明景帝朱祁钰这次不可能再躲在幕后，只得亲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
朱祁钰先说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断绝来往，卿等屡言和议，是何理由？”这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表示不想与瓦剌讲和。
但群臣中不尽是只知奉迎上意的人。吏部尚书王直道：“上皇蒙尘，理当奉迎归国。今瓦剌既有意送归，请陛下务必遣使迎驾，免致后悔。”
朱祁钰一听脸色就变了，说：“朕不是贪恋皇位，当初是你们非要让朕坐在这里，你们现在又出尔反尔，朕真搞不懂你们是什么心理。”
朱祁钰显然是太急切了，还没有人暗示他应该让出皇位，只不过请他派人迎接回兄长，他便发了怒。群臣见皇帝如此失态，一时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对答。
还是兵部尚书于谦对朱祁钰的心意比较了解，景帝此时正患得患失，总以为群臣要迎太上皇回来，意在复位，因此站出来道：“皇位是完全确定了的，任何人不敢有其他的意见。不过就情理而言，应该速派人迎回太上皇。即使是也先使诈，曲在对方，理在我们，也就有话可说了。”
朱祁钰听到自己的皇位有了保障，这话又是从他最信任的于谦口中说出，这才转怒为喜，忙对于谦道：“从你，从你。”
商议后，明廷决定升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率领指挥马显等随员，于七月初一出发，持敕书出使瓦剌。
李实字孟诚，四川合州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为人恣肆无拘检，有口辩”。正因为他口才很好，才被临时赋予重任，出使瓦剌。
副使罗绮当过巡按御史，颇有才干。正统九年（1444年）参赞宁夏军事，对西北颇为熟悉。后来因为得罪了大宦官王振，被谪戍辽东。景帝即位后，于谦因罗绮熟悉西北情况，特地举荐，让他官复原职。此次于谦又推荐罗绮出使瓦剌，自然是想要他借机观察瓦剌的虚实，以利将来的战守。
李实心细，早早便发现手中的敕书只提了议和，没有迎驾一说。显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这令李实非常为难，倘若他到了瓦剌，提出要奉迎太上皇，便是得罪了当今景帝。倘若不提，他此行北上不就是白跑一趟？
李实一行人出居庸关后，经怀来，过云州、赤城，出独石卫，入兴和卫，再行几日，即进入瓦剌境内。
七月十一日，李实等一行到达了也先军营中。李实先向也先奉上敕书。也先为表诚意，立即派人陪同李实等人穿过了三十里草原，去见英宗朱祁镇。只见英宗住处“围帐布帏，席地而寝”，外面只有一辆牛车，马一匹。想来朱祁镇便是乘着这辆牛车，被挟持着四处奔波。李实一见之下，大为心酸。
朱祁镇见到李实后，颇为激动，毕竟这是朝廷第一次派来议和的使臣。
朱祁镇问道：“我在此一年，为何朝廷不派人迎接我回国？”李实答道：“自从陛下失陷在瓦剌，朝廷曾三次派人迎接，都得不到确实消息。最近见到陛下的亲笔书信，才派我来探问。”
朱祁镇心潮澎湃，问了不少朝中情况。他也逐渐明白弟弟朱祁钰不希望自己回去，其实是怕他复位，便流着泪对李实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朝廷，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
而李实竟然出人意料地犯颜直谏，问朱祁镇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黯然道：“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责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
李实却不肯甘休，明白指出朱祁镇到此地步，全是因为宠信王振的缘故，并要求朱祁镇“请还京引咎自责”。朱祁镇当时没有发作，但却因此对李实怀恨在心，后来一复辟，就立即以“居乡暴横”的罪名削去李实官职，贬斥为民，这是后话。
也先备酒招待李实时，也留意到明朝敕书中只说议和，不说迎驾，便告诉李实道：“大明皇帝敕书内只说讲和，不曾说来迎驾，太上皇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们的皇帝，是一个闲人。我还你们，千载之后，只图一个好名儿。你们回去奏知，务差老臣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
李实认为也先诚意求和，于七月十四日启程返京。
半路上，李实一行意外遇到了另一队明廷派去出使瓦剌的人马，由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带队。原来也先求和心切，接连派出了催促议和的使者，李实一行人刚从北京出发不久，也先派出的第二队使者便到了北京。
于谦和诸大臣都主张再派使臣去迎接太上皇。于谦道：“也先屡败，他的求和是可信的。陛下和太上皇兄弟至亲，若不遣使迎接，则直在彼，曲在我。不迎回太上皇，边疆终不得安宁，干戈终不止。迎接太上皇回来，战事停止，百姓可以得到安宁。”
明景帝朱祁钰虽然不愿意，但情势如此，不得不勉强答应，于是派杨善为使者，再次出使瓦剌。
杨善字思敬，大兴人。十七岁中秀才，那年刚好是燕王朱棣起兵，发起了“靖难之役”，杨善因为参与守城有功授典仪所引礼舍人，永乐元年（1403年）改为鸿胪寺序班。鸿胪寺掌管庆典朝仪，序班为从九品，官职虽小，却能经常见到皇帝。杨善“伟风仪，音吐洪亮，工进止”，每每为成祖朱棣所瞩目。后来累官进右寺丞。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擢为本寺卿。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杨善之子杨容诈作中官书，假金于尚书吴中。事发后，杨容谪戍威远卫，杨善竟然没有受到牵连。不久后，擢升为礼部左侍郎，兼管鸿胪寺。
但明景帝交给杨善的敕书中，依然没有提到迎接太上皇回京的话。除了送给也先的金币等少许礼物外，也没有给英宗朱祁镇筹办什么物品。
杨善极有心计，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建立盖世奇功，凭自己之力将太上皇迎回来。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私下给英宗朱祁镇买了一些衣食用品，又大量购置了被塞外视为珍品的日用什物，诸如布帛绸缎、茶叶药材等物品，用来买通瓦剌上下人等。
杨善遇到李实一行后，了解到也先的意图，对此行迎回太上皇更有把握。但他到达也先的军营后，也先并未召见，只派出部下款待，探问明廷的态度。
当天晚上，瓦剌在军营中设宴款待杨善。有人讥讽道：“土木堡一仗，南朝的军队好没有用！”
杨善口才过人，从容答道：“精壮有用的军队，不是派到两广去征傜人、僮人，就是派到闽浙去剿海盗。那时王振王司礼只是想邀大驾到蔚州，荣耀乡里，所以不重战备，你们也不过侥幸得意。如今南征将士的精锐都已回京，总数不下二十万。这不算，于谦于尚书为了报仇雪耻，另外又募了三十万人，选拔得很严，体格稍微差一点的就不要。这三十万人，完全用神机营的操法，练神枪、练火器、练毒药炼过的弩箭，百步以外，就可以致敌死命。于尚书手下有个奇才，替他策划战备，沿边要害之地，都埋了铁椎、铁桩，深可三尺，上面露出五六寸长的一个矛尖，马蹄一踏上去，没有不刺穿倒地的。又请了不少刺客，像这种蒙古包，三两下就上去了，比猴子还要灵活。”
他说得活灵活现，故意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于是人人色动，不约而同地向上望，生怕帐篷顶上伏有刺客。
随即，杨善长叹一声，做出十分遗憾的样子说：“可惜！现在都用不着了。和议一成，大家像兄弟一样，还用得着这样子费心思？”命人取出礼物分发，上上下下都有份儿。瓦剌人重利，杨善此举立即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也先听闻杨善一番话后十分高兴，第二天便主动召见杨善，杨善向也先递上敕书。然而，在也先的心目中，认为王直、胡濙、于谦等人才算是明朝的大臣，又见敕书中没有奉迎太上皇的语，不免有些疑心明廷的诚意。
杨善机巧善对，解释道：“这是为了尊重太师，成就太师的美名，否则，就带有强迫的意味，不能显示是出于太师的诚心了。”
瓦剌平章昂克问道：“为什么不多带贵重财宝来赎？”杨善答道：“那样的话，就会让人们说道太师图利。现在不那样做，正是要表现出太师是行仁义的好男子，可以名垂史册，流传千古。”
也先听了大喜，决定就坡下驴，送英宗朱祁镇回朝。又问杨善道：“上皇回国后，还会再当皇帝吗？”杨善答道：“天位已定，不便再移。”
也先又问道：“中国古时有尧舜，称为圣主，究竟事实如何？”杨善答道：“尧把帝位让给了舜，我们太上皇把帝位让给弟弟，古今同出一辙呢。”
杨善不过是随口敷衍。他熟读史书，深知中国历史上多有为争权而骨肉相残的悲剧，即便是亲父子、兄弟，在争夺皇位的大事上，一样会撕破脸皮。
但这时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又有意见，他劝说也先另外派使者通知南朝，要先让太上皇复位，然后才送回朱祁镇。
也先比弟弟要清醒得多，已猜到太上皇不可能复位了，但又不便明说，只好道：“我们几次说，只要南朝遣大臣来，就会把上皇送还；如今大臣来了，仍旧不送上皇，岂不是变成失信？”
此时，李实已经回到京城，向明景帝朱祁钰禀明也先真心议和之意，群臣认为应该立即派使臣去迎接太上皇。但朱祁钰坚持认为瓦剌态度不明，应该等到杨善回来再说。
等了一通后，杨善没有回来，他的长子杨宗疾驰回京，带来一个重大讯息：太上皇即将启驾回京了。
对于这消息，有人欢喜，有人忧愁。
太上皇，辞书的解释是：皇帝的父亲，也叫太上皇帝，简称上皇。太上皇的称号源自秦朝。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后，称始皇帝，追尊生父秦庄襄王为太上皇。“太上”即为无上，蕴有道家的意思，表明比皇帝还要尊贵。
汉高祖刘邦即位后，专门搞了套皇帝的礼仪，目的是要确定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每天清晨，群臣都要向刘邦行三跪九叩大礼。有一天上朝的时候，刘邦忽然发现自己年迈的父亲刘太公也跟着大臣向自己行礼。他慌忙走下宝座，扶起白发苍苍的父亲，并立即颁旨封父亲为太上皇，免去每天的朝拜。当然，这个太上皇只是一个礼仪上的名称，除了名号，什么都没有。
上面提到的两个太上皇，和后来的由皇帝转变成太上皇退居幕后的情况完全不同。自古以来，皇帝宝座都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实行世袭及终身制，一旦黄袍加身，就要做一世的皇帝。除非是被推翻，一般一定要等皇帝驾崩之后，才允许由新皇帝接位，此即为“天无二日，国无两君”。
但也有少数例外，皇帝在身体健康、可以继续处理政事的情况下宣布退位，并成为所谓的太上皇。唐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唐高祖李渊既是唐朝开国之君，后来还做了太上皇，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群雄逐鹿。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打出的却是“志在尊隋”的旗号，其策略为：立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攻下长安，即迎十三岁的杨侑即皇帝位，改元义宁，遥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己则谦逊地称唐王。此时隋炀帝远在江南，浑然不知李渊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太上皇”的帽子。第二年三月，隋炀帝为部下所杀。消息传来，李渊还假惺惺地遥祭，随后逼杨侑禅位，自己做了皇帝，是为唐高祖。
李渊能够在乱世中扫灭群雄，统一全国，建立唐朝，次子秦王李世民功劳最大。李世民功高震主，父子之间亦难免猜忌。而李世民与其兄太子建成、弟元吉的权力之争日趋尖锐，势同水火。后来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伏兵于玄武门，将正要入朝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及弟弟齐王李元吉一齐杀掉。
这时，李渊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里泛舟嬉戏，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突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敬德戎服入见。李渊见他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当时裴寂、陈叔达等重臣均在场。李渊十分惶恐，便问裴寂等人：“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萧瑀、陈叔达见李世民一派已占据上风，忙回答道：“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李渊见一旁的尉迟敬德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
李渊又召见李世民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高祖脚趾，恸哭许久。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等都株连处死，于是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便很识相地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其实，李世民早就掌握了兵权，高祖禅位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让不让位恐怕由不得他了。
唐中宗李显遭毒杀后，临淄王李隆基起兵，拥立父亲李旦即位，是为唐睿宗。李旦为李世民之孙，是李治与武则天之幼子。他登上龙椅，得力于妹妹太平公主及儿子李隆基。缘此，太平公主权倾朝野，而李隆基则以功高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与太子姑侄斗法，矛盾日益凸显，朝臣亦分为对立的两派，双方明争暗斗，不可开交。面对亲人、重臣之间的纷争，李旦亦莫知所从，深感烦恼，最后，他采纳了一道士“无为”的建言，回避矛盾，一退了之，只当了两年皇帝，便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自己则退位为太上皇。
而唐玄宗李隆基自己也未能逃脱退位为太上皇的命运。安史之乱后，李隆基逃难到蜀中，太子李亨抢先在灵武即位为肃宗，并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唐朝后期，还出过两个太上皇。唐顺宗李诵在位时，突然中风失语，无法处理军国大事，继位仅八个月，便传位于太子李纯，做了太上皇。唐昭宗李晔是在宦官刘季述等拥戴下做的皇帝，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刘季述以“废昏立明”为由，突然发动宫廷政变，将昭宗及皇后锁进少阳院，随即拥立太子李裕嗣位，尊昭宗为太上皇。昭宗这个“太上皇”其实与囚徒无异。被囚禁一个多月后，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杀死了刘季述，拥戴昭宗重新复位，诏令太子重回东宫。
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中，出现过好几个太上皇。头两个是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北宋末年，金兵借口宋朝君臣背盟毁约大举南下，对北宋都城汴京形成合围之势。兵临城下，朝内一些当权大臣以非帝退位不足以平金人之怒为由，逼迫宋徽宗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但金人并不因此罢兵。后太上皇宋徽宗赵佶与宋钦宗赵桓双双被金兵俘虏，史称“靖康之耻”。不久，宋高宗赵构即位，遥尊在金国俘虏营里的兄长宋钦宗赵桓为“孝慈渊圣皇帝”，也是类似太上皇的称号。宋徽宗父子被掳至五国城，先后客死他乡，成为历史上下场最为凄惨的太上皇。
宋高宗赵构本人晚年也当了太上皇。他没有亲生儿子，立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赵昚为太子。由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之后由亲弟赵光义即位，开国二百余年，赵匡胤嫡系子孙一直没有人做过皇帝，为此朝野中常常有各种议论。尤其是金兵压境、局势危急之时，满朝文武大臣越来越倾向于尽快让太祖后裔担负护国重任，坐了三十五年皇位的赵构在各方压力下，不得已宣布禅位于太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后，在内忧外患中将位传于赵惇，是为宋光宗，宋孝宗自己也做起了太上皇。
宋光宗赵惇惧内，皇后李氏妒悍跋扈，宋光宗因得心病不能履职，当时政事多决于李后。宋孝宗病殁后，宋光宗因病竟不能为父执丧。于是，朝臣商议后，奏请太皇太后下诏，传位于太子赵扩，尊光宗为太上皇。宋光宗成为太上皇，纯粹是由于健康问题。
大明立国以来，只出过一位太上皇，即明英宗朱祁镇。他的情况跟宋钦宗类似，均是因为做了外敌俘虏，被新皇帝遥尊为太上皇。不得已，不情愿，不甘心，尽在不言中。但朱祁镇显然比宋钦宗幸运多了，宋钦宗最终客死他乡，而他至少等到了归国还家的机会。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也先为英宗朱祁镇饯行，并亲自送至数十里外，下马解脱弓箭战具，作为献礼，然后洒泪而别。
伯颜帖木儿一直送到野狐岭，携榼进酒，并挥泪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见？”
大哭了一场后，伯颜帖木儿又拉住朱祁镇亲信侍臣哈铭，悄悄告道：“我等敬事上皇，已经有一年，但愿太上皇还国，福寿康强。我主人如果有缓急，亦得遣人告诉，请转达太上皇，莫忘前情！”
伯颜帖木儿是也先亲弟，素来称兄长为“那颜”，“主人”则是指蒙古名义上的可汗脱脱不花。伯颜帖木儿这一番话，藏有许多微妙的玄机伏笔，哈铭竟不知该如何回答。还是一旁的杨善机警，大声喊道：“上皇要启驾了！”
此时，伯颜帖木儿已经预料到蒙古将会有重大事变发生，所以想用交情套住英宗朱祁镇，请他在关键时刻暗助自己兄弟，但事实是，当蒙古内讧再起的时候，朱祁镇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自然谈不上帮助也先和伯颜帖木儿了。
双方依依惜别。朱祁镇又是伤感，又是高兴。走不到几里，后面马蹄声大作。朱祁镇以为是瓦剌后悔，派追兵追来，大惊失色。来人飞至，却是伯颜帖木儿刚刚猎得野兽，特地派人献给朱祁镇。朱祁镇百感交集，想到胞弟朱祁钰的寡情薄义，当即泪如雨下。
英宗要回来了！有人喜，有人愁，喜的人多，愁的人也不少。明景帝朱祁钰自然就是这为数不少的人之一。首先要考虑的是明英宗回来后住在哪里的问题，一山不能容二虎，自然不能继续住在大内了。大宦官兴安正得新皇帝宠信，深知明景帝心思，提议效仿唐朝唐玄宗。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即位，唐玄宗李隆基成为太上皇，回到长安后，居住在兴庆宫。李隆基未当皇帝前，与兄弟五人住在隆庆池北面，号称五王宅。后来李隆基当上了皇帝，其兄弟认识到自己继续住在皇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是不合适的，就将他们的住所献出，建起了兴庆宫。兴庆宫在大明宫之南，因而被称作“南内”，同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并立为“三内”。兴庆宫建成后，李隆基正式迁到兴庆宫起居办公。为方便皇帝出行，沿兴庆宫东墙还专门修建了秘密通道，就是所谓的夹城复道。夹城从大明宫开始，沿长安城的东城垣到达兴庆宫，再由兴庆宫通向曲江芙蓉园。大诗人杜甫《秋兴》诗中有“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一句，说的就是这条夹城。
明朝也有南内，位于太庙以西，名崇质宫，位置与兴庆宫相仿，但规制不能与其相比。“崇质”二字，顾名思义，可知是以质朴为尚，因是粉墙黑瓦，民间称之为“黑瓦厂”。明景帝朱祁钰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将兄长安排在崇质宫。
住处解决了，在迎接太上皇回朝的礼仪上，明景帝朱祁钰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礼部尚书胡濙拟定的流程是：胡濙主持仪礼，首先由锦衣卫具全副銮驾，迎候于居庸关外；入关至龙虎台，礼部陈奏仪节；文武百官迎于土城外；至德胜门外的团营教场，诸将迎接；但大驾不入德胜门而入东面的安定门；至东安门内、面南设座，景泰帝谒见，百官朝见；最后迎入南城大内。
朱祁钰却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派兴安传旨：“以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外，到安定门后再换法驾。其他准如所奏。”
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朱祁钰担心明英宗朱祁镇大张旗鼓地回京，倘若百姓夹道欢呼，百官倡议复位，诸将拥护，直接奉明英宗御午门之上的五凤楼，宣布复统大政，那就麻烦大了。
群臣也明白朱祁钰的私心，但就事论事，奉迎太上皇的礼仪太薄了，不少大臣上书，据理力争。给事中刘福会合同僚，联名上奏。明景帝朱祁钰的批复是：“朕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礼无加矣；福等顾云太薄，其意何居？礼部其会官详察之。”含蓄指出刘福居心叵测，大有降罪的意思。
礼部尚书胡濙联合吏部尚书王直等人面见朱祁钰，为刘福解释道：“诸臣实无他意，只不过请皇上加深亲亲之谊而已。”
朱祁钰却回答说：“昨天收到太上皇的信，说奉迎之礼务必从简，朕怎能违背？”
群臣面面相觑，再无话可答。到底有没有收到明英宗的手书，无人得知。
这时候，有个京营千户龚遂荣又冒了出来。他不满明景帝以微薄礼仪迎接兄长，不顾人微言轻，愤然投书给内阁大学士高穀。龚遂荣在书中引经据典，大谈唐肃宗奉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想以此来讽谏明景帝。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肃宗收复长安后，立即派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到成都奉迎太上皇唐玄宗。十二月，唐玄宗抵达凤翔，唐肃宗发精骑三千人迎驾；十天以后驾抵咸阳，唐肃宗备法驾迎于望贤宫，等唐玄宗御南楼时，唐肃宗在楼下脱卸黄袍，换着紫袍，表示不居皇位，仍在东宫，然后拜叩于楼下。唐玄宗下楼，父子相见，呜咽不胜。唐玄宗索取黄袍，亲自为唐肃宗穿上，唐肃宗磕头固辞。唐玄宗道：“天数人心，都归于你了。能让我安享余年，就是你的孝了。”唐肃宗不得已而接受。
其时，父老群集欢呼，唐肃宗下令撤除警卫，许百姓入禁地，谒见唐玄宗。在望贤宫，唐玄宗不肯居正殿，唐肃宗固请，亲自扶登。进食时，每一样都由唐肃宗亲尝以后，方始进奉唐玄宗。
第二天，由望贤宫出发，唐肃宗牵马奉上皇，亲扶上鞍后，执缰控马。唐玄宗吩咐“不可如此”，唐肃宗才乘马前导，却不敢行在大路正中。唐玄宗非常感动，向左右说道：“我为天子五十年，未足为贵；今天为天子之父，才真是贵了。”
到得长安，自开远门入大明宫，御会元殿慰抚百官；然后拜谒太庙，恸哭久之，方入居大明宫。唐肃宗上表避位，唐玄宗不许，三辞三请，皇位始定。
内阁大学士高穀将龚遂荣书信藏在衣袖中，带入朝中遍示群臣，与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商议对策。礼部尚书胡濙提议直接将此书上呈景帝。都御史王文却认为上意已定，即便递上龚遂荣的书奏，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这封书大有挑拨太上皇和景帝手足感情的嫌疑，搞不好皇帝还要降罪。大学士高穀听到王文“挑拨感情”的话后，立时显得颇为犹豫。
此事被给事中叶盛知道后，大为不平。他赞成礼部尚书胡濙的主张，认为应该将书上交景帝。叶盛当时有个外号叫“叶少保”。每当朝议时，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当时只有于谦于少保在群臣中具此威望。叶盛如此争先恐后，有人不高兴地讥讽说：“莫非他也是少保？”
叶盛便因此得了个“叶少保”的外号，他敢于任事、直言无忌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以叶盛的个性，知道龚遂荣投书一事后，当然要上书向景帝上陈这件事。
另一名给事中林聪也不满高穀、胡濙、王直三人态度软弱，竟然被王文一言恐吓，紧跟着叶盛上书，弹劾高穀、胡濙、王直三人“皆股肱大臣，有闻必告，不宜偶语窃议”，要求皇帝降旨切责。
这样一来，事情就彻底闹大了，想瞒都瞒不住了。景帝朱祁钰特地派人来索要龚遂荣的上书，看后大怒道：“龚遂荣何人，敢议朝廷得失！”立即下令逮捕龚遂荣，下狱坐罪。于是，群臣再无人敢多说迎接太上皇礼仪之事。
之后，朱祁钰派太常少卿许彬到宣府，翰林院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到居庸关迎太上皇回京。
许彬字道中，宁阳人。自小勤奋好学，被称为“学痴”，与当地才子王贤齐名。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正统末，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他被景帝朱祁钰选中，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他平庸无奇。
商辂字弘载，淳安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即所谓的“连中三元”。终明一世，三元都是第一的人，只有商辂一人。即便是在整个中国科举史上，三元第一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其人仪表美好魁伟，英宗皇帝很喜欢他，曾亲自选拔为展书官。
许彬一行在宣府见到了英宗朱祁镇。一番礼节后，许彬按照英宗的授意，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罪己诏和祭文。祭文是为了祭奠土木堡阵亡的官军，写得悲壮苍凉，颇有气势。最关键的是，许彬揣度英宗的心思，在文中隐有为王振开脱之意。虽然王振已成为千夫所指的“国贼”，但英宗对王振的复杂感情，决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许彬巧妙地迎合了上意，因此文极得朱祁镇欢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中秋节，当了整整一年俘虏的英宗朱祁镇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朱祁镇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帝朱祁钰于东安门下辇迎接，朱祁镇下轿答礼。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朱祁镇“驾入南宫”，正式开始了太上皇的生活。
刚开始，朱祁镇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朱祁镇发现他这个太上皇与囚徒无异，被禁锢在南内，不得出入，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君主被少数民族政权俘去，又无条件地被释放回来，这还是第一次，堪称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明朝军民坚持抗战的结果。也先送还英宗后，恢复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而对于迎回英宗的大功臣杨善，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明廷中大起争议。当时举朝上下都认为杨善所建是不世奇功，应该封爵，赐丹书铁券，享受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但景帝朱祁钰只命杨善以礼部左侍郎迁左都御史，仍掌鸿胪寺事；校尉袁彬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哈铭亦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着改名为杨铭。
如此薄待功臣，私心昭然若揭。显然，新皇帝并不希望兄长回来，所以，出力营救兄长回来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功臣。
满朝文武都为杨善和袁彬不平。袁彬与英宗关系亲密，事先已经入宫拜见英宗及孙太后，得了英宗亲信宦官金英的嘱咐和提醒，心中早有准备，所以也不以为意，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而为迎回英宗已赔上全部家当的杨善则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越是赏薄，越是显得英宗为景帝所忌，越显得他这件大功的盖世之奇。他没有冒昧地改去巴结景帝，而是打算坐等时机，只要等到太子朱见深即位，英宗便成了皇帝的父亲，自然能够重见天日。到那时候，杨家的富贵自然滚滚而来。
可惜事与愿违，杨善看到了远处，却看不到更高处。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已领悟到臣民不过是皇权下的蝼蚁，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对天子有本能的畏惧，卑贱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于是，废英宗之子、立己子为太子，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妃子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朱祁镇虽然被软禁在南宫，不能踏出宫门一步，形若囚徒，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朱祁钰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他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临死前，在遗训中规定了大明皇位继承制度：即嫡长继承制，太子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及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呢？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兄终弟及”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所造成的紊乱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
嫡长制确立后，为后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绝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既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有人为干扰的因素。
首先谈不可克服的困难。历史上许多皇后往往没有儿子，或者儿子患病早夭，这样，“立嫡”的首要条件得不到保证。举例来说，秦汉两朝共有二十八个皇帝，嫡出者仅三人，东汉皇帝竟无一人嫡出。宋代十八个皇帝中，仅三人嫡出。如此可见，嫡子继位在历代皇帝中的比例很小。这样，在不能立嫡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推长而立的原则，即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年纪最大的作为继承人。
其次是人为干扰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为太子，当皇后年老色衰失宠后，不仅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地位。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由皇后郭氏而移宠阴丽华，郭氏之子太子刘强只有惶恐让位于阴氏之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唐玄宗王皇后无子，宠妃赵丽妃所生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后来，唐玄宗宠爱武惠妃，又想废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
历史上还常常有各种权贵势力干预其中，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唐朝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皇帝废立生杀，自然更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继承并严格遵守了嫡长制。他最早立马皇后所生嫡长子朱标为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史称“懿文太子”。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心之余，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性英武，许多地方都与他自己非常相似。但在朝议论的时候，翰林学士刘三吾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立皇四子燕王，那么皇二子秦王、皇三子晋王将立于何地？”
刘三吾的理由依旧就是嫡长子制，因为这三个儿子都是嫡出，按照嫡长子原则，应该立皇二子秦王，无论如何都轮不到燕王朱棣。朱元璋觉得有理，不应该乱了礼法，然而，他并不喜欢秦王，于是选立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的第二个儿子，他本来还有个哥哥朱雄英，但很早就死去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因为嫡长孙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孙。
立储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后来又起了变化，皇二子秦王和皇三子晋王先后病死，这样，皇四子燕王朱棣就成了嫡长子。朱元璋偏爱燕王朱棣，有心想改立朱棣为太子。但群臣纷纷反对，理由是：“皇孙世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
此时，朱元璋已经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头，年老力衰，已经没有很多精力，见群臣反对，就此作罢。不料他所喜爱的皇四子朱棣后来还是发动了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走了皇位。
但朱棣的皇位是夺来的，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大打折扣，即使当上了皇帝，仍被传统士大夫视为篡位，于是他大挥屠刀，以极其暴虐的手段屠戮建文旧臣，以堵住众人非议的悠悠之口。他后来连年对蒙古用兵，也是希望得到传国玉玺，表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为了加强正统继位形象，朱棣还大兴土木，修建了大报恩寺和武当山宫观。大报恩寺名义上为纪念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借以让人知道，朱棣是明太祖和马皇后的嫡子，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对于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明朝来说，这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帝位的合法性问题。而修建武当山宫观则是朱棣假托天命，宣扬自己得了真武帝君的庇佑。武当金殿中供奉着真武帝君的鎏金铜像，披发跣足，形象逼真，据传是按朱棣的相貌和体态铸造。
朱棣夺取皇位后，立太子一事便提上日程，他亦陷入烦恼。按理来说，朱高炽是嫡长子，以前又是燕王世子，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但朱棣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相当的犹豫，他不喜欢朱高炽，更偏爱作战勇猛的第二子朱高煦。朱高煦对兄长的地位也一直虎视眈眈。朱棣却没有违背祖制的勇气，朱高炽最终还是以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由此亦可见嫡长制作为“万世上法”的巨大威慑力。
朱高炽即位为仁宗后，立嫡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后，朱祁镇因为是长子，被立为皇太子。朱祁镇开始还只是庶子的身份，后来母亲孙贵妃被立为皇后，也因而成为嫡长子。而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后，异母弟朱祁钰登位为景帝，但他既非嫡子，亦非长子，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以庶子身份即位的皇帝。
明景帝初即帝位时，只是为了形势和国家的需要，但如果朱祁钰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那将是公然对祖宗制度的破坏。因而，朱祁钰一开始也不敢公开表露，先是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发妻皇后汪氏。汪氏是北京本地人氏，其父是中城兵马司指挥汪英，正统十年（1445年）八月册封为郕王妃。景帝登基后，册立汪氏为皇后。汪皇后无子，只生有二女。
出乎意料的是，汪皇后对丈夫的提议持反对意见，她认为如果朱祁钰这样做，会让天下人笑话。朱祁钰不以为然地说：“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谁会笑话。”
汪皇后反问道：“兄未终而弟及，又是什么天经地义？”
朱祁钰大怒，当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倒是闪开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宫中流传。这其中，最高兴的人当然要数生下儿子的杭妃了。
朱祁钰立自己儿子的决心已下，但生怕众大臣反对，便先试探司礼监大宦官金英的态度，问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
七月初二其实是景帝儿子朱见济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朱祁钰的意思，他曾在危急关头力主立朱祁钰为帝，但在立储这件事上，却是心向太子朱见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朱祁钰下面的话就不便说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开窍，朱祁钰便明白地去问心腹宦官王诚、舒良等人的意见。王诚竟然建议朱祁钰去贿赂大臣，朱祁钰欣然采纳。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初十，景帝朱祁钰派宦官兴安到内阁传旨，赐给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银百两，金五十两。这是从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经看出这是朱祁钰在为易储做准备。
然而，朱祁钰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当时诏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朱祁钰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关国本，即便是收了皇帝贿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愿意主动迎合上意。兴安跑前跑后地忙活，满朝文武依然无人上奏提出易储。
这下，朱祁钰着急了。而千里之外的广西，此刻正发生一件灭门血案，谁也想不到，这一起杀人案，竟然由此成为改立太子的契机。
广西思明府的土知府，一直由土官黄家世袭。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土知府黄年老，奏请自己的儿子黄钧袭位。黄同父异母的庶弟黄任都指挥使，谋夺兄长的世职之位，率领儿子黄震及骁悍数千人，化装成贼人模样，半夜杀入土知府，见人就杀，将黄和黄钧都杀死并肢解。碎尸装入两个大缸，埋在后花园。第二天，黄假装才知道惨案，一面悬赏捕凶，一面上书，请以黄震袭位土知府。
但黄的仆人福童发现了奥秘，跑去向巡抚李棠和总兵武毅告状。总兵武毅经过查访，证据确凿，上奏请求将黄革职查办。黄惊慌失措，急忙派千户袁洪到京师行贿，企图保命。
袁洪经过“高人”指点后，急忙赶回广西，向黄面授机宜。于是，黄于千里外给景帝上书，要求易储。疏称：“往年上皇轻身御敌，驾陷北塞，敌人进犯都门，几乎危及社稷，不有皇上，臣民将何归？今已过二年，皇储未建。臣以为，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之态一萌，则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欲全天叙之伦，恐怕事机叵测，反复无常。万一羽翼养成，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杀，那时则悔之晚矣。乞皇上与亲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计，以统一中外臣民之心，绝觊觎之望。”
景帝朱祁钰正愁没人出头，看到黄的奏书后大喜，说：“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不但下旨免除了黄的杀兄之罪，还加官都督同知。随即将黄原书发给礼部，由礼部尚书胡濙主持廷议。
群臣“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眙愕”。户科都给事中李侃、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对。但于谦、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态。
宦官兴安厉声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决定下来。同意的，请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两端。”掏出一张纸，让群臣署名。
群臣见兴安早有准备，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签名首先从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事先收过景帝的贿赂，内心有愧，签得都比较干脆。
下面轮到吏部尚书王直，他面有难色，不肯署名。内阁大学士陈循将笔塞到他手里，王直最终还是签了。
下一个便轮到于谦。于谦提起笔的时候，犹豫很久，迟迟不肯下笔，显见他内心的迟疑和波澜，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后面的大臣见素有刚直之名的于谦都签了，自然也都跟着签了。
满朝文武，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署上了名字。这次早有预谋的投票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只缺一个人的票，吏科都给事中林聪拒绝署名。但林聪也因而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调为春坊司直郎，虽然春坊司直郎是从六品，比他原来的吏科都给事中还高了一品，但却是个闲职，典型的明升暗降。
离开大殿时，群臣表情不一，心中更是各有滋味。林聪深深叹息，不看别人，唯独望着于谦的背影，无限惋惜。
事后，老臣王直顿足长叹：“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显然为在同意改立太子的书上署名懊悔不已。
于谦却没有更多的表示，这与他辅佐景帝即位及力抗瓦剌时的坚决果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后，于谦也只是用写诗来表达无可奈何的心态：“鬓花斑白带围宽，窃禄无功久旷官。岸帻耻为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复杂矛盾的心态一览无遗。
不久后，景帝朱祁钰正式下诏，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有诏特赦，宫廷宴贺。群臣也因景帝改立太子成功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显然不以新立太子为荣耀，这多少引起了朱祁钰的不满，他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而唯一一个当廷反对的大臣林聪，也遭到了景帝朱祁钰的报复。林聪字季聪，号见庵，宁德人，正统五年（1440年）进士，史称“直声闻天下”，朝野“莫不望其风采”。朱祁钰改立太子后不久，林聪被诬“专擅选法”，廷议大辟，打入死牢等候处死。
礼部尚书胡濙敬佩林聪的正直，决定救林聪一命，故意称病在家不出。胡濙是礼部尚书，许多公文都需要他的签字。景帝朱祁钰见公务堆积，便派宦官兴安问疾。胡濙道：“老臣本无疾，闻欲杀林聪，殊惊悸耳。”
朱祁钰心愿已经达成，不愿意与胡濙这等老臣结怨，遂诏释林聪，但将他贬为国子学正。
除林聪之外，还有一人因为立太子一事而受到景帝报复。朱祁钰下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皇后汪氏再三谏阻，义正词严地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何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改呢？”
朱祁钰大怒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你怀妒得很，不令正位青宫。你不闻宣德故例，胡后无出，甘心让位，前车具在，未知取法，反且多来饶舌。”于是废除汪氏皇后位，幽禁于冷宫中，另立太子朱见济生母杭妃为皇后。
被软禁在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心中百般滋味。他在漠北一年，尚能得到瓦剌上下的礼遇，这其中虽然有也先的政治企图，但还算是以礼相待。而他的亲弟弟不但夺了自己的皇位，将他像罪犯一样囚禁在南内，还废了自己儿子的太子位，彻底绝了他的后望。
此时朱祁镇的处境，不见得比身为瓦剌俘虏时强多少。面对戒备森严的高墙禁卫，他常常陷入苦闷的沉思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是瓦剌，还是自己的亲兄弟？
明成祖朱棣生母是谁的争论，一直到朱棣夺取皇位后才开始敏感起来，因为明朝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朱棣生母的问题即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皇位合法性的问题。按照《太祖实录》《太宗（即成祖）实录》以及《明史》等正史的说法，朱棣为明太祖皇后马氏所生，也就是所谓的嫡子。当时马皇后所生的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棡均已经病死，朱棣已经拥有嫡长子的身份，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因此，生母是马皇后无疑可以最大加强朱棣的正统形象，掩饰他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篡权行为，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明朝有本《太常寺志》的书，对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神位的记载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朱标）、秦愍王（朱樉）、晋恭王（朱棡）。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朱棣）。”太常寺是皇家机构，负责管理祭祀礼乐，因此它的记载绝对有权威性。这种说法实际上就表明马皇后根本就没有儿子，她的三个养子朱标、朱樉、朱棡实际上是淑妃李氏的儿子，而朱棣的生母实为碽妃。而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座位南向，左边淑妃李氏等坐东向西，只有右边的碽妃坐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除马皇后外，碽妃地位高于其他妃嫔，除了因为碽妃是朱棣生母的原因外，实在没有别的解释——朱棣为了皇位考虑，在生母问题上大做文章，称自己是马皇后嫡出，不敢公开承认地位偏低的生母碽妃，只好把硕妃偷偷地供奉在享殿。这原本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太常寺志》后来也没有流传下来，以致明朝文人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明末清初时，担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和担任大理寺左丞的李清（著有《三垣笔记》）利用职务之便，在祭祀孝陵的时候悄悄进入孝陵寝殿，发现神位排列果然如此，朱棣并非马皇后嫡出已经一目了然。而朱棣为了掩饰出身而欲盖弥彰的行为也更加证实这点，他曾经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显然是要将不利于他的证据消除，明人因此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朱棣能利用权势删改一切不利于他夺位的史料，但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高丽末期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朱棣，权近著有《奉使录》一书，记录十分详细，其中说：“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先太后显然是指朱棣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马皇后的忌日在八月初十，二者不合，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和太子朱标均在世，因此朱棣没有必要掩饰，绝对是可信的。
明代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为军。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除非皇帝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卫军实行屯田制度，边地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兵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应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而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全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明朝廷不得不派人四出募兵以应急，由此，明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渐成为军队主力。著名的募兵有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俞家军”等。不过募兵需要养兵，耗费极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而到了明末，募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不断发生大面积逃亡事件，终至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
郭子兴后人郭老舍宣德年间入朝自表身份为历史真事，明宣宗朱瞻基承认其郭氏后人身份，赐钞遣还，并授予冠带奉祀滁阳王。但郭氏一系的出现触犯了原滁阳王守墓人宥氏的利益（免除赋税徭役）。明孝宗弘治年间，宥氏上书揭发郭氏并非郭子兴后人，并引用太祖皇帝朱元璋关于滁阳王无后的话。明廷遂剥夺郭氏奉祀的资格。
张士诚：原名张九四。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出身贫苦，少有膂力，负气任侠，靠贩卖私盐起家。后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与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袭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后，张士诚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他占据东南富庶之地，又深得人心，实力雄厚，时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但其人懦弱，野心谋略远远不及朱元璋，后被朱元璋俘虏。押解至南京后，张士诚道：“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怒而将其斩首，时年四十七岁。朱元璋生平恨及张士诚，当上皇帝后，诸多举措都是直接针对张士诚，如将十四万户江南富民迁徙凤阳安置（即前面提过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故事）；如取民间首富沈万三（其人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仅苏州便承担了全国12%的税赋；又如将张士诚心腹幕僚高启腰斩（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等，均是恨张士诚在江南极得富豪士人之心。又，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了治国，开始重用文人。有武臣心怀嫉妒，告诉皇帝说，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以后皇帝疑心变得很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大兴文字狱。
明代盐、茶均是官方垄断商品，行销、征税由户部统一管理。私犯盐、茶是严重罪行。明初安庆公主（马皇后所生）驸马欧阳伦即因私贩茶叶被明太祖朱元璋处死。但由于利润丰厚，民间有不少铤而走险者。
有诸多学者认为，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即是建文帝朱允炆手迹。红崖天书原名红崖碑，是位于今贵州安顺的一处神秘景观，具体在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山上红崖北面的一隅数十平方米的峭壁上，有若干形如钟鼎古籀的符号，似画如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雕非凿，如篆如隶，布局蹊跷，风格古拙。明代嘉靖年间，贵州人邵元善游览晒甲山后，写下《红崖诗》：“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邵元善是当时知名文人，与其兄邵元吉皆文誉一时，红崖天书由此知名于世。此后，学者纷至沓来，专门对红崖天书进行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破译热潮。清光绪年间，日本领事得丸作藏及旅行家鸟居龙臧不远万里，专程来到晒甲山观摩。二人后将红崖天书摹本带回日本展出，引发强烈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洪都观经，可云盛也”。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也慕名来到晒甲山，由此成为名噪中外的“红崖文化”现象。红崖天书迄今仍是历史未解之谜，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悬赏百万破译红崖碑，但并无结果。晒甲山当地自古有许多关于天书的神秘民谣，传闻解开天书，即可获取巨额宝藏。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去贵州观摩。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只是为儿子们取了名字，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二十字定名》规则：“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诸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为一世。以某字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则临时定议，以为二名，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复拟续增。”即每个儿子都作为一支，每一支拟定二十字辈分，作为一世，以后则周而复始地循环，意为传之永久。如太子朱标一系为：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又如成祖朱棣一系二十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则临时确定，但也不能随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转。例如，朱棣这个辈分的都属木德，他的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孙子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可惜的是，朱元璋为子孙们拟定的二十字只用了一半，刚用到“由”字，他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临清：今山东临清，取临近清河之意。历史悠久，自古为战守要地，境内河流纵横，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从其间穿过。明清时，依靠运河漕运成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繁荣兴盛达五百年之久，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美誉。2006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认定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
杨俊一生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跟随父亲杨洪在军中长大，只知道边将权重，不知道朝中言官厉害。喜宁事件后，杨俊仗着父亲杨洪深受朝廷器重，因私人恩怨杖杀了都指挥陶忠。身在京师的杨洪知道后大为恐惧，上奏说儿子轻浮急躁，会误了边关大事，要求儿子随自己在京营中操练。杨洪本意是要保儿子一命，谁知道杨俊刚到京师，言官便上书弹劾杨俊杀都指挥陶忠一事，杨俊被下狱论斩。杨洪想方设法营救。朝廷因用人需要，诏令杨俊跟随杨洪，戴罪立功。但没过几天，杨俊冒领喜宁功一事败露。杨洪也颇有能耐，上下活动，杨俊仅被追夺官爵，真正的功臣江福获得别赏。不久后，杨洪病逝，临死前仍然放心不下儿子杨俊，“请调俊等他镇”。景泰四年（1453年），杨俊任游击将军，奉命送瓦剌使者北归。到了永宁的时候，杨俊喝醉了酒，都指挥姚贵因小过被杖八十。杨俊还欲杀姚贵，被众将士劝住。回朝后，姚贵告发了杨俊。宣府参政叶盛也上奏，认为杨俊曾经在独石败于瓦剌，是败军之将，应当论罪。杨俊自己上书辩护，为了表明自己为朝廷的功劳，还将朝廷所赐敕书封还。哪知道因此又给自己加了一条大罪。言官因此弹劾杨俊跋扈，论罪当斩。刚好这时候杨俊的哥哥杨杰死了，杨母请求放杨俊回家奔丧。因为“杨洪父子兄弟皆佩将印，一门三侯伯。其时称名将者，推杨氏”，朝廷因此动了恻隐之心，免除了杨俊死罪。不久后，杨俊以次子身份继承了父亲杨洪的爵位，重新光耀起来。但杨俊很有些屡教不改，因此好日子也没过多久，“家人告俊盗军储，再论死，输赎还爵。久之，又以阴事告俊。免死夺爵，命其子珍袭”。爵位没有了，丢了官，按理来说，杨俊应该掀不起大浪了。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土木堡之变后，杨俊负责守永宁、怀来一带。当时也先打着英宗的招牌四处招摇撞骗，杨俊严令将士不得开城门迎接英宗，以免为瓦剌所乘，已经为英宗所记恨。后来英宗归国，杨俊预料到一山难容二虎，朝中将有祸事发生，并说英宗归国是祸本。他的预见并没有错，只是这预言为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英宗复辟后，杨俊这些“大逆不道”的话被跟他一向不和的张軏（英国公张辅弟）揭发，一向命大的杨俊这次终于没逃过一劫，“坐诛”。他儿子杨珍也被剥夺了世袭的爵位，贬到广西。一直到英宗死、宪宗立，杨珍才被召回，授龙虎卫指挥使。
新昌：今江西宜丰。
苏武、李陵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杨业（即杨家将中的杨令公）：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包青天》。
合州：今重庆。南宋理宗时，合州州治位于钓鱼城（今四川合川），蒙古大汉蒙哥即死此城下。事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大兴：今北京大兴区。
当时盛传嬴政是相国吕不韦的儿子。无论嬴政有没有相信过这种说法，他还是表现出帝王的狠毒和果断，大权在握后，立即罢了吕不韦的相位，随即迫之自杀。
此段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太庙：明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占地二百余亩。最早太庙只是供奉皇帝先祖的地方，后来皇后和功臣的神位在皇帝的批准下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庙。太庙平面呈长方形，共有三重围墙，由前、中、后三大殿构成三层封闭式庭园。大殿耸立于整个太庙建筑群的中心，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重檐庑殿顶，三重汉白玉须弥座式台基，四周围石护栏；殿内的主要梁栋外包沉香木，别的建筑构件均为名贵的金丝楠木。天花板及廊柱皆贴赤金花，制作精细，装饰豪华。太庙又以古柏著称，树龄多高达数百年，千姿百态，苍劲古拙。辛亥革命以后，太庙一度仍归清室所有，1924年辟为和平公园，1950年改为现名“劳动人民文化宫”。1988年1月太庙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宁阳：今山东泰安。
淳安：今浙江。
其实商辂并非明朝三元第一人，第一个连中三元的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进士黄观，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取中。但因其人后来成为建文帝朱允炆心腹大臣，被成祖朱棣怒而除名。
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明宪宗朱见深和明孝宗朱祐樘都非皇后嫡子，直到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明武宗朱厚照三十一岁时因纵欲过度死亡，生前嫔妃如云，死后却无一儿一女。按明朝皇位嫡长继承制和兄终弟及的原则排列：明武宗无子，上推至明孝宗，明孝宗有二子早死，再上推至明宪宗，明宪宗长、次子早死，三子即明孝宗，已死，四子就是在钟祥做藩王的朱佑杬，朱佑杬已死，但他有二子，长子已死，次子朱厚熜。因此朱厚熜就成了法理上的皇位继承人。这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熜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改元嘉靖，即明世宗，史称嘉靖皇帝。明朝皇帝仅有两次世系转移，一次是明成祖朱棣以武力夺取了皇位，另一次就是明武宗到明世宗。自明世宗朱厚熜后，明朝再无一个皇帝是嫡长子身份即位，原因都是前任皇帝无嫡子。明熹宗朱由校死后无子，便由弟弟朱由检（崇祯皇帝）即位，成为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兄终弟及”的例子。明景帝登位时，兄长明英宗还在世，后来皇位又被英宗夺回，所以不算是真正的“兄终弟及”。
一些史料为了美化于谦，将于谦记录成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签名的人。诚然，于谦的赫赫功劳足以掩盖他曾经彷徨困惑的心态，但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朝廷重臣，他当时是有能力左右局面的。面对混乱的政局，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作出的选择，不但对其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还将影响到历史的走向。十分可惜的是，于谦在皇室问题上一再彷徨，直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纵观明朝的皇位继承史，公然破坏礼法的只有两人，一是明成祖朱棣，另一个就是明景帝朱祁钰。但成祖朱棣夺取皇位时还有更深的历史背景，当时建文帝朱允炆咄咄逼人，大力削藩，朱棣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起兵夺取了皇位。更进一步说，当时朱棣的三个兄长都已经去世，他已经有嫡长子身份，他的即位，还不算是对祖制的大破坏。唯独景帝朱祁钰，出于私心，废除了英宗子朱见深的太子位，将破坏朱元璋所制定的皇位继承制度推向了极致，从而酿成了更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