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军民人心振奋，天下安定。更重要的是，也先的重大失败重新引发了蒙古内部的纷争与内讧，瓦剌部从此开始衰落。对于明朝来说，空前的危机终于过去了。对也先来说，则标志着末日的开始。只此一战，于谦名满天下，他处危不惊、指挥若定的气度才能，成就了盖世英名。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于谦《咏煤炭》
公元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在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状况下，于土木堡被蒙古瓦剌军俘虏，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被俘虏的皇帝。瓦剌上下欣喜若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位身份最尊贵的俘虏？
瓦剌上下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执。有人主张立即杀死大明皇帝以泄深仇大恨，有人主张以朱祁镇为人质，向明廷要挟，索取财物。在这场白热化的争论中，谁也无法说服谁。首领也先一时难以决断。
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主张不杀英宗朱祁镇，称：“那颜只欲万世美名。大明天子云端里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万众死伤之中，镞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尝受其赐，九龙蟒袍犹在，安得害之？当报中国遣使来迎，送还之。一日复坐宝位之上，岂不有万世美名乎？”
那颜是蒙古语，意为“贵人”，是伯颜帖木儿对兄长的尊称。
也先便暂时决定将明朝皇帝交给伯颜帖木儿看管。瓦剌没有像对待普通俘虏那样对待阶下囚明英宗，朱祁镇人到营帐时，伯颜帖木儿及其妻亲自出迎，礼节也很周到，特意显示他们瓦剌也是知礼之邦。
尽管瓦剌对英宗皇帝“致礼甚恭”，表面上还算是比较客气，但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将蒙古逐出中原后，双方交战已整整有八十年，其中的仇恨、怨念绝非一场争论就能平息。为了安抚蒙古各部落，首领也先很快改变了主意，“将谋逆”，即打算对朱祁镇下手，以一了百了。刚好这时雷声震天，大雨倾盆，也先的爱马也被闪电击死。蒙古人极为迷信天象，也先由此惊惧交加，“复见帝寝幄有异瑞，乃止”。此后，蒙古上下再也没有人敢轻易生出加害明朝皇帝的念头，以英宗向明廷勒索财物的提议则占据了主流。
此时，朱祁镇身边只有被俘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和哈铭伺候。哈铭本是蒙古人，精通蒙古语，正好居中充作翻译。而就在土木堡事变前几天，明军曾派千户梁贵出使瓦剌军营，当时梁贵还滞留在瓦剌军营中。朱祁镇便按照瓦剌的要求，让袁彬写了一封信，告知被俘情况，让明廷以珍宝金银来赎。朱祁镇自己署上名字后，再由梁贵送往怀来卫。
以财宝换皇帝，这当然只是朱祁镇天真而幼稚的想法。就跟他对兵事一无所知一样，他对政治也没有基本的了解，还没有明白明朝天子被俘虏对于蒙古人的意义，也不懂蒙古瓦剌部落与大明关系的复杂性，还以为也先抓住了自己，只是一般性的强盗绑票，可以用金银珠宝来赎取。
八月十六日，梁贵携书信抵达怀来。当时怀来城如临大敌，紧闭城门，梁贵只得攀墙入城。怀来守将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将信火速送到京师。这是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后，第一封来自前线的战报，时为八月十六日深夜三更时分。
京城中最先得知消息的是正在兵部当值的兵部侍郎于谦。自兵部尚书邝埜随从明英宗出征后，于谦便一直代理兵部事，身为代理最高军事长官，战报理所当然最先送到他手中。
就在明军驻扎在土木堡当日，也就是八月十三日，扈从英宗皇帝的兵部尚书邝埜见朱祁镇坚持驻扎在土木堡，已预料到将会有兵败如山倒的结局，悄悄写了一封密信，派心腹走小道驰送京师，送交兵部代长官于谦，此即八月十五中秋节傍晚，于谦在家中所收到的文书。
在信中，邝埜提及明军吴克忠、吴克勤及薛绶部均已全军覆没，主将亦战死，而英宗皇帝不听文武大臣规劝，任凭宦官王振乱指挥，因而此次出征凶多吉少，明军必败无疑，瓦剌多半会乘胜进袭京城，于谦须得尽早做好抗战准备。
邝埜当时还不能预料英宗皇帝会成为俘虏，之所以特别写信交代于谦，是因为之前明英宗已将京军精锐尽数调出，留守北京的只有极少数老弱病残，一旦瓦剌乘虚而入，京师亦有沦陷的危险。
而于谦收到长官密信后，便已预料到英宗皇帝一行极可能会被瓦剌骑兵围困在土木堡，急忙返回兵部官署，签发十万紧急文书，命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立即发兵，策应英宗皇帝一行。但兵部信使尚未抵达大同，千户梁贵便已自瓦剌军营返回，到达怀来，带回了英宗皇帝被俘的消息。
收到有皇帝亲笔签名的书信后，于谦不敢擅断，飞速写下一道文书，扼要讲述了所知情况，再附上明英宗朱祁镇的信，派人急送给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因为已是晚上，皇城宫门锁闭，书信从西长安门门底塞入，由此进入紫禁城。
金英是宣德一朝最得宠的大宦官，明宣宗朱瞻基还赐给过他有罪免死的诏书。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金英依旧尊贵得宠。但不久王振专擅大权，金英尽管资历在王振之上，却不敢与之抗衡，因而权势下降，反而不及王振这个后来者。但由于他逢迎王振有术，依然是宦官中第二号人物，王振陪同英宗皇帝出征后，他理所当然成为司礼监头号掌权人物。
通过金英之手，大明天子御驾亲征的大队人马在土木堡一败涂地的消息传入内宫。当夜，深宫中隐隐传来哭声。开始声音还小，随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哭泣的行列，哭声越来越高，直至黎明。
人在兵部官署的于谦也是彻夜难眠。他虽然常年担任地方官，却对边防军事极有研究，警惕地意识到，英宗皇帝被俘不过是个开头，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他所担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瓦剌会利用英宗皇帝要挟明军各重镇开关延敌；二是京师北京即将成为瓦剌的下一个目标。而京军五十万精锐都在一个月前被英宗带出了居庸关，北京附近已经无兵可调！如何保卫京城，正是最现实、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务。
果然如于谦所料，惊涛骇浪很快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比他料想的还要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二十八年后，瑰丽的紫禁城岌岌可危，陷入濒临城破的巨大危机。明朝举国上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八月十七早晨，文武百官均得到了皇帝被掳的消息，齐集于朝堂之上，各人神态不一：有低声私语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放声痛哭的。
而在深宫之中，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人人惊慌失措。孙太后自幼被选入宫中，得到朱瞻基的宠爱，人生一帆风顺，没经过风浪，亦无见识，决意不惜重金赎回儿子，下令打开内承运库，专门拣选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宝。哭肿了双眼的英宗皇后钱氏也倾囊而出，甚至拿出了她自海州娘家陪嫁来的首饰及许多珍贵物品。
这两批财宝一共装满了八匹马的载重背驮，名为“犒赏”，实为赎金，由太常寺的提督四夷馆及行人司各派干员，在兵部特遣的精骑护卫之下，仓促出居庸关，去寻找瓦剌也先的军营，目的是为了赎回被俘虏的英宗皇帝。
孙太后和钱皇后这种急躁侥幸的行为，当然是应明英宗朱祁镇那封信的要求。她们事先未与任何大臣商量，只凭着自己一厢情愿，自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只是徒然给瓦剌多送了一些财物而已。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因国不能无主，她自己又是女流之辈，不得不命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此时此地，言必三思，众情忧惧，嗫嚅久之，不知所为。一时间，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沉默了许久后，翰林侍讲徐珵终于忍不住站出来，大声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唯南迁可以纾难。”
意思是说，从星象上观察，金秋荧惑星曾入南斗，从历数上推算天命已经转变了，现在只有赶快南迁，可以避免大难。
徐珵字元玉，号天全，苏州吴县人，后改名为徐有贞。宣德八年（l433年）进士，因文章书法出众，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正统二年（1437年），进为翰林侍讲。其“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有人说他“矮子肚里疙瘩多”，也有人认为他无书不精，是一个博学广闻的名士，对其学识极为佩服。
早在英宗皇帝朱祁镇亲征之前，瓦剌南侵，边报紧急，徐珵夜观天象，发现“荧惑入南斗”。荧惑即是火星，外表橘红色，在西方称为“战神玛尔斯”。南斗六星分别为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专掌生存，故民间又称为“延寿司”。据《史记·天官书》载：“荧惑出则有兵，入则兵散。”荧惑不但出现，且侵入南斗，是大大的不吉利。徐珵感觉到局势不妙，开始惊慌失措。
朝中大宦官王振正当权，对持异见者大肆打压。徐珵料想天子亲征势在必行，不愿意惹是生非，所以没有将天象预兆上报英宗皇帝或者其他重臣，只是悄悄告诉好友太医院御医刘溥，连称：“祸不远矣。”并让妻子带着家小立即返回故乡苏州。
当时正是秋老虎的季节，天气闷热难当，旅途自然更加辛苦，徐妻不愿意因为所谓的“天象”就胡乱折腾。
徐珵发怒道：“那你留下来给鞑子当老婆好了。”徐妻见丈夫当真动了气，这才携子南归。
等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朝堂上，徐珵见他根据天象的推算应验了，不免既得意又忧虑——
得意的是自己推算无误，且有先见之明，将老婆孩子打发回了老家；忧虑的是皇帝身边有五十万精锐护驾，都被敌人俘虏，而京城如此空虚，如果瓦剌军到来，根本不堪一击，他到时不免也要跟皇帝做伴了。
又见百官六神无主，便第一个站了出来，公然倡言南迁到陪都南京。说得堂皇些，是避开瓦剌兵锋；说得难听些，就是丢弃北京城逃跑。
彼时京军劲甲精骑皆已经陷没在土木堡，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城内军士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满朝文武对此心中有数，听了徐珵主张逃跑的话后，面面相觑，虽然没有立即附和，但绝大多数人心中都已经开始动摇。
一时群臣人心惶惶，人情汹汹，只知“聚哭”，不知所为。主持朝议的郕王朱祁钰对眼前情形不知所措，又不能甩手而去，只好一言不发。
这时候，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参加朝议的于谦挺身而出，声如洪钟，厉声怒叱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后来为了加强皇权，在诛杀功臣的过程中，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六部的职权和地位大大提高。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之后，文人治国的势头逐渐明显，因为丞相制度被太祖朱元璋取消，朝政大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内阁地位日益上升，逐渐成为朝廷的政治中心。但是在名义上，内阁仍然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大学士不过是顾问的角色，阁臣的责任至多只能“票拟”，对于六部当然也没有统领的权力。
而六部中以吏部和兵部尤其权重，吏部有用人大权，兵部则有国防大权，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兵部尚书别名“本兵”，既理军政，亦掌军令，“本兵”行边，遇有不称职守的将帅，可以就地撤换，不必先行禀报皇帝，足见其权力之重。
于谦此时既是兵部的最高代理长官，已经是实质上的大明最高军事长官。他声色俱厉的话语给了众人极大的震撼，一时哭泣声顿止，无人敢挺身予以反驳。
礼部尚书胡濙也站出来道：“成祖文皇帝将陵寝安排在这里，就是向子孙表示不再有迁都之志。”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尚书是前任宣宗皇帝指定的五辅臣中的唯一在世者。他不疾不缓的语气，镇定自若的神态，给了众人极大安慰，殿上人心略安。
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大学士陈循等也都表示赞同于谦的意见。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见重臣多反对迁都，便立即下令将徐珵赶出大殿。眼见徐珵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少数与他见解相似的大臣也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轻易出声，于是朝堂上主战派占了上风。
太后孙莼和郕王朱祁钰仍是名义上的最高决策者，二人毫无主见，不知应该拒战还是求和。司礼监宦官以提督太监金英和秉笔太监兴安为首，二人都力主与瓦剌一战，坚守北京。孙太后遂勉强同意，并在金英、兴安的劝说下，将战守大任全部交给于谦负责。
圣驾蒙尘，敌势甚炽，朝中大臣已是群情骚然若此。为了防止人心浮动，明廷严密封锁了消息，没有正式公布明五十万大军已在土木堡一带全军覆没，英宗皇帝也做了俘虏。但从战场上侥幸逃脱的残兵败卒络绎不绝地回到京师。京城的人们开始惊疑不定，流言纷起，私相传言。一些官员和富绅开始收拾自家的细软，预备逃走。整个北京城人心惶惶，陷入巨大的恐慌中，京师形势十分危急。
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郕王朱祁钰命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士、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士、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士都急来京师，担任守卫。
当时通州官仓存有数百万石粮食，而朝廷又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将其运入北京城中。有大臣担心被敌军侵夺，建议先行焚毁。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将仓米充作京军一年饷粮，令军士自行前往通州领运进城。当时百官俸禄多以米支付，于谦由周忱之议得到启发，请命预支文武京官本年九月到明年五月的俸粮，军士各预支半年饷，各自到通州仓领取。特派都御史陈镒总管运粮事，征用顺天府大车五百辆，专门用以起运通州官粮进京。民间有车之家，能从通州运粮二十石到京师仓库者，即由官府发给脚银一两。
当然，正如兵部尚书邝埜密信所提示，做好防守北京准备才是重中之重。为了尽快募集兵丁，于谦更命赏给新选余丁官军和旧操舍人及应募新兵每人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和皇城四门内外官军每人布二匹。
于谦当机立断，利用通州仓预支年饷一举，可谓随机应变的高明措施，不但令群臣和明军将士受惠，而且也延缓了瓦剌也先进攻北京的日期。当时蒙古部族骑兵入寇，从来都是就食当地。也先打听到通州仓官粮已散尽，而京畿四周坚壁清野，备战甚严，觉得此去多难，便起了归意。
于谦开始大举调军运粮的行动后，京城人心稍安。于谦又奏请调动靖远伯王骥所领湖广兵、宁阳侯陈懋所领浙江兵，火速赶来京师充实守备力量。但因王骥路远，先令陈懋率浙兵北上。各地军兵陆续到来，北京局面安定了下来。
八月二十一日，于谦正式升任兵部尚书，全面负责保卫北京。
八月二十二日，孙太后下旨，立明英宗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大事皆告孙太后。
大明新立的皇太子朱见深此时年仅两岁，自然难以理政，孙太后女流之辈，又无法亲自出面，所以只好由明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
正式诏告天下后的第二天，郕王朱祁钰驾临午门，主持群臣集会议事。
朱祁钰最关心的是北京的守备情况，但他还来不及开口询问，都御史陈镒首先上前，倡议严厉追究造成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的责任，认为王振倾危社稷，构陷皇驾，应该诛杀王振家属及其党羽，抄没财产，以此来安定人心。
陈镒在民间名声很大，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其人精通权术，王振当权时，陈镒为了巴结其人，每次都跪在门口迎接，又曾在审案时公然袒护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此刻他忽然一改前态，厉声指斥王振，令人瞠目结舌。
王振专权已久，为天下人所痛恨，但群臣之前都是敢怒而不敢言。陈镒开了头后，群臣争相上前，宣读王振罪状。郕王朱祁钰没有治国经验，不知该如何答复。一些大臣们开始痛哭，声震殿宇。朱祁钰见此状况，便想退入内庭。
这时候，锦衣卫指挥马顺站了出来，大声道：“王振已经死了，还说他做什么？”
马顺是王振的亲信，一直充当打手，帮助王振铲除异己，干过不少坏事，史称“流毒天下”。比较恶劣的有枷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于国子监门外示众，杀死并肢解侍讲刘球等。
此时，众臣正要求追究王振罪责，本来就群情激愤，马顺还不识时务地站出来，愈发火上浇油。给事中王竑性如烈火，嫉恶如仇，头一个按捺不住愤怒，冲上前去揪住了马顺的头发，痛斥道：“你以前帮助王振为恶，狼狈为奸，凶威不小，今国家危急至此，你还敢如此狂妄耶？”越骂越怒，竟张开嘴，一口咬下马顺肩膀上的肉。
其他议事官员也是怒火中烧。一拥而上，围住马顺拳打脚踢。众人拾柴火焰高，马顺立即被当场打死，王竑也因为此事而名震朝野。
马顺死后，现场秩序一片混乱，开始失控。眼见朝仪大乱，群情汹汹，郕王朱祁钰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慌忙起身，惊避入内。内使刚要关门的时候，群臣怒意未平，紧跟上来，蜂拥而入，一定要朱祁钰下令族诛王振。
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喝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愤，无人肯退，堵在内宫门口，高叫着要搜捕王振亲信宦官毛贵、王长随二人。金英见情势不妙，忙命人将毛贵和王长随从宫门门缝中推了出去。毛、王二人立即被群臣聚殴而死，由此可见与王振积怨之深。
再过一会儿，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人抓来，捆绑后跪在大殿前。众人争相上前向他唾骂，呶呶不绝。一时间，“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
郕王朱祁钰见状畏惧不已，急忙抽身，打算先离开现场再说。于谦奋力排开众人，抢上前拉住朱祁钰的衣襟，告知道：“郕王殿下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倘若殿下就此一走，今日之事，再也无法收束。”
朱祁钰才二十二岁，加上明代自成祖朱棣后，对藩王大加限制，不得参与朝政，所以郕王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也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他不明所以，唯恐发生哗变，拼命挣扎要走，将于谦的袍袖都撕破了。
于谦死活不肯放手，详细解释道：“此时群臣一起动手，当殿杀了人，等到激愤平息下来，参与之人定然会有后顾之忧，这样便更是人心惶惶不安了，这才是哗变的根源。”又恳请郕王下令灭王振族属，并为闹事的群臣辩解，称廷臣忠愤，无暇顾忌，符合《春秋》诛乱臣贼子之大义，道，“臣等本为社稷，无他耳。”
郕王朱祁钰走也走不脱，无可奈何，这才不得不听从于谦的建议，大声下令道：“马顺等人罪当死，其他众人不论。”现场秩序由此恢复。
这场撕打事出突然，仓促间郕王朱祁钰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全靠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宜，使混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平息。于谦缓步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诚恳赞叹道：“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当是时，上下皆倚重于谦，于谦也决定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之后，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凌迟处死。马顺等三人尸体被陈列在东安门外示众，军民犹多争击泄愤。王振家族无论老少一概斩首，家产被籍没。都御史陈镒因为有清廉之名，奉命查抄王振家。
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也站出来揭发王振在京城内外共有私邸数处，且都穷极华丽。在金英所派锦衣卫的协助下，陈镒一共抄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六七十株，马数万匹，其他币帛珠宝等物不计其数，明廷由此得到了一笔不小的财富，正好充作了军费。
后来，王振一些在外地为官的私党，如大同监军郭敬，从大同回到京师后，也一并被抄家坐诛。
就在北京紫禁城上演这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群臣当殿打斗的好戏的时候，同日，宣府及大同城下也上演了几场更为精彩的表演。
八月十七日，瓦剌首领也先挟持明英宗朱祁镇到达宣府城下。土木堡败后，宣府成为一座孤城，人情汹惧，官吏军民纷然争出，意图抢先逃离。巡抚罗亨信仗剑亲坐城下，下令道：“出城者斩。”这才安稳了人心。
也先趾高气扬地押着朱祁镇到宣府城下后，先胁迫朱祁镇传旨，叫明军守城将士开门迎驾，想借此骗开城门。
宣府总兵杨洪与巡抚罗亨信立于城头，回答道：“臣只知为陛下守城，他事不敢闻命。”坚决不开城门。
连续两天内，也先胁迫朱祁镇三次命宣府开城，都被罗亨信严词拒绝。也先又命被俘虏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喊城。明军守将对英宗皇帝尚有顾忌，对袁彬则不必多虑，宣府总兵杨洪干脆派人在城头架上火枪，作势欲发，袁彬只得就此离开。
也先在宣府碰了个大钉子，遂又来到大同。大同守将广宁伯刘安和都督郭登听到消息后，亲自登上城楼，严密戒备。
前几日，也先曾命袁彬转告大同都督郭登，只要明廷愿意送大批金银，瓦剌可以放回英宗皇帝。但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大同须得打开城门，迎接英宗圣驾。郭登是名宦子弟，久在边关，何等人物，焉能看不出这是也先诈开城门的伎俩？当场坚决拒绝，并表示没有金银作赎金。
而身为俘虏的朱祁镇此时正翘盼明廷能用金银换他回去，听到郭登的答复后，竟然大为生气，又命袁彬前去大同城下，对郭登传旨：“朕与郭登有姻，何拒朕若是？”
郭登字元登，其祖父是明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郭英父亲郭山甫与明太祖朱元璋是同乡，精于相面之法。郭山甫子女很多，但他只看好第二子郭兴和第四子郭英，说二人将来会出将入相。后来朱元璋投军，郭兴和郭英亦跟随朱氏出生入死。大明立国后，二人都因功劳卓著而封侯，郭兴封巩昌侯，郭英封武定侯。两兄弟的妹妹也入侍朱元璋，被封为宁妃，甚得宠幸。马皇后崩，朱元璋不复立后，由郭宁妃暂摄中宫事，直到驾崩，由此可见朱元璋对郭家的信任。
即便如此，郭宁妃的哥哥郭德成也曾因言辞不善，差一点儿就掉了脑袋。朱元璋因为宠遇郭家，时常召郭家人到后苑一起喝酒。有一次，郭德成喝醉了，要出宫的时候，跪下磕头谢恩，头上的帽子掉了下来，露出稀稀落落的几根头发来。
朱元璋也有点儿醉了，便开玩笑地说：“醉疯汉，头发秃成这样，可不是酒喝多了。”
郭德成抬起头来，笑道：“就这几根头发我还嫌多呢，薙光了才痛快。”
朱元璋听了，当即拉下了脸，默然不语。郭德成酒醒后，回忆当日言语，惊出了一身冷汗——
朱元璋出身穷苦微贱，当过和尚，因此他对文辞中凡有“光”“秃”“僧”“生”这类字眼十分忌恨。又因做过义军韩林儿部下的红巾军，曾被元朝官员斥之为“红寇”“红贼”，所以当了皇帝后对“贼”“寇”及形音相近的字都很忌讳。浙江府学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本来是极力颂扬朱元璋的，却被认为是嘲讽他当过和尚，立即被斩首。也不知多少文人学士、朝廷官员皆因为文章或上书中无意中用了这些字眼而莫名其妙地遭到杀戮，以至洪武一朝，谨小慎微成了风气。自明朝开国以后的一百年，文坛上一直比较黯淡。明前期文学中一些优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这跟朱元璋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压统治有关。
郭德成知道闯了大祸后，为了保命，只好装疯卖傻，剃光了头，换上僧袍，天天念佛。朱元璋得知后，信以为真，对郭宁妃道：“始以汝兄戏言，今实为之，真疯汉也。”
后来，朱元璋屡兴大狱，所有看不顺眼的人都被屠戮，郭德成成了极少数几个得以幸免的人之一。
可笑的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字的许多禁忌，一方面还表现为卖弄出身。历代开国皇帝照例要拉扯古代同姓的名人做祖先。朱元璋的父亲、祖父都是佃农，外祖父是巫师，在当时的社会都是极其卑微的人物，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朱元璋和他的文臣们商量修玉牒，即皇家家谱时，原来打算拉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做祖先。朱熹是徽州人，恰好徽州一个姓朱的典吏来朝见。朱元璋打算拉本家，有意问道：“你是朱文公的后人吗？”姓朱的典吏不明白底细，怕撒谎惹祸，就直说不是。
朱元璋一想区区的典吏小官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而且几代以来也没有听说自己的祖先和徽州朱家有过瓜葛，万一硬认上，白给人做子孙倒也罢了，被识破后反而落人笑柄。于是朱元璋打消了攀附朱熹的念头，做不成名儒的后代，转而向他的同乡皇帝汉高祖看齐，索性强调自己是没有根基的，不是靠先人基业起家的。在口头上，在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
郭氏自称是唐朝名将郭子仪后人，郭子仪儿女众多，有七子八婿。而武定侯郭英的子女竟然超过了老祖宗，一共有十二子、九女。其中一子娶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女永嘉公主，一女为朱元璋十五子辽王妃，一女为朱元璋二十四子郢王妃。另外还有个孙女是仁宗朱高炽贵妃，即传闻中欲杀张皇后而误杀了仁宗皇帝的郭贵妃。正因为郭氏与朱氏两代联姻，所以明英宗朱祁镇才发怒说他跟郭登是至亲。
郭登“幼英敏。及长，博闻强记，善议论，好谈兵”。土木堡事变前，郭登已经预料到危机，请内阁大学士曹鼐转告英宗道：“车驾宜入紫荆关。”但王振没有听从。明军在土木堡惨败后，人心惶惶，怀来等守将弃城而逃。大同军士因为在土木堡一战多战死，城门紧闭，人心汹汹。郭登修城堞，备器械，救死扶伤，并亲自为伤兵上药，表示：“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大同人心这才得以安定。
此时，面对袁彬代传的英宗皇帝的质问，郭登颇为委屈。城门一开，也先必定乘机进攻，难道皇帝不知道，所谓的“放归”，只不过是瓦剌骗开城池的借口吗？于是，郭登对城墙下的袁彬答道：“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
大敌当前，郭登的话不错，决定也不错，但却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朱祁镇本不是个大度的人，当此危难之时，他一心只想能够归国，哪里还去多想什么瓦剌借他骗开明军城池的计谋？自此，他对郭登怀恨在心，即所谓的“衔之”。当朱祁镇后来复辟登位后，自然要来一次总的清算，因郭登是皇亲国戚，不好加害，只好将他贬去甘肃。不幸的是，真心保家卫国的忠臣，总是容易被皇帝遗忘，而蠹政害民的奸臣，反而铭记在皇帝心中。后来英宗竟然还为王振建祠纪念，这是后话，后面再表。
城下的锦衣卫校尉袁彬也是个政治上的糊涂蛋，一心只知道要传达皇帝的旨意，见郭登坚持不开城门，怒不可遏，大叫道：“郭登，你无父无君，我跟你拼了！”然后用头猛撞城墙，一副打算撞死在城墙上的样子。
这显然只是袁彬故意装出如此激烈的举动，想以此来激郭登。但袁彬的激将计奏效了，郭登命人从城墙上放下一架软梯，让袁彬上城。
袁彬入城后，先是抱头痛哭一场，然后会同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及土木堡之变中大难不死逃入大同的其他官员一起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郭敬带头捐献，各官忍痛捐出家资，一共凑了两万两千两银子，连同库藏龙袍及其他服御等物，由广宁伯刘安出城进献。
刘安见到朱祁镇后，忍不住伏地恸哭。朱祁镇这时候总算清醒过来了，密语刘安道：“也先声言归我，情伪难测，卿等须严行戒备。”
之后，朱祁镇特意将刘安带来的蟒龙袍转送给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也就是直接负责看管他的人，有结纳示好之意。
也先嫌弃银两太少，又与刘安约定，“金至驾还”。于是，刘安回城后，继续搜刮金银，甚至连自己的家产也赔上了。他是个有心计的人，希望能借此机会用金银赎回英宗皇帝。如此一来，他就是最大的功臣，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又何必在意眼前区区一点家产呢！
都督郭登得知刘安要继续给瓦剌奉送金银后并不阻拦。他也是个有心人，另有深心，只不过与刘安完全出于私心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决定将计就计，暗中招募勇士七十余人，激以忠义，密谋深夜出城，到城西敌营夺回英宗皇帝。
就在这一天傍晚，孙太后派人从紫禁城运出的大批金银财宝到达大同城外，也先自然笑纳，但却没有放还明英宗之意，并对明朝使臣的质问不置可否。大概是对到手的金银财宝已经颇为满足的缘故，半夜，也先突然下令拔营，带着朱祁镇北走，并迅疾退出塞外。郭登劫夺皇帝的计谋因而未果。刘安听到消息后，十分懊丧，他以全部身家所作的投资，算是白打了水漂。
瓦剌也先带着英宗皇帝四处要挟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众人面面相觑，因为这明显是打着大明天子的幌子，进行招摇撞骗。既已有前事，以后必然还会发生。为了以防万一，于谦紧急驰谕各边镇，明确指示道：“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
国不可一日无君。尤其在发生了多起朱祁镇本人亲自传旨骗开城门之事后，大臣们越来越意识到：英宗皇帝返国无望，应该为大明朝选立一位新天子。
立新天子有两大好处，一是利于明廷政令、军令的发布和推行；二是当也先手中的朱祁镇不再是大明皇帝后，也就失去了致命的杀伤力。
新的国君人选只有两个：现任太子朱见深、郕王朱祁钰。太子朱见深只有两岁，自然无法理政。郕王朱祁钰年富力强，无疑是最合适且最没有争议的人选。
理虽如此，但无人敢轻易提起。此时，郕王朱祁钰虽然名义上代理朝政，但大事须白孙太后。尤其重要的是，郕王朱祁钰不是孙太后的亲生儿子。在古代，历朝后妃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帝都是殚精竭虑，费尽苦心。孙太后也是如此，她不能忘记，当初她是如何母凭子贵，靠“亲生”儿子朱祁镇争得了皇后的地位。最不能令她容忍的是，如果立郕王朱祁钰为帝，那么按照礼法，他那出身卑贱的母亲吴氏也应被尊为太后，便能与她孙太后平起平坐了。
因为常年在宫外过着近乎隐居的日子，朱祁钰母子的性格都有些怯懦怕事，凡事不敢出头，与世无争，因而母子二人与孙太后及英宗皇帝朱祁镇倒也能融洽相处。如果没有土木堡的狼烟，软弱的朱祁钰母子肯定会平静地度过一生。当朱祁镇陷落敌手后，朱祁钰便立即被推到了前台，盖因为明宣宗朱瞻基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当了敌人的俘虏，剩下一个便是朱祁钰了。
朱祁钰最初监国时，临朝议政的诸般事务只让他觉得惶恐而烦恼，而并没有大权在握的喜悦。这也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彼时正当危急时刻，朝中之事千头万绪，状况连连，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即使是有丰富治国经验的人，也会茫然无绪，更何况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朱祁钰。他一直很担心自己能否执掌好朝政，也从来没有奢望能真的取代兄长，登上大宝之位。
然时势比人强。当朱祁钰当上监国后，他身边有一些人便出于个人私利将政治赌注押在了他的身上，对他大谈皇帝君临天下的权势，怂恿朱祁钰即位为帝。朱祁钰在反反复复中犹豫着，情绪真是坏到了极点。他的内心交织着各种矛盾，难以下定决心。但是历史却偏偏给了这个颇想逃避皇位的人一个特殊的机会，明廷以于谦为首的重臣们开始行动了。
八月二十九日，距明英宗被俘虏十四天后，文武百官事先经过商议，合力请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以安人心。
郕王朱祁钰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听到群臣公然在朝堂上提出，不禁大为胆怯，惊让再三，并站起来，打算避归郕王府。群臣力请，朱祁钰无可奈何，只好道：“有皇太子在，卿等何敢乱法？”
这是一句相当有力的措辞，群臣不敢再说。
此时，于谦再一次挺身而出，正色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但郕王朱祁钰总算代理了几天朝政，知道目前局势万分危险，瓦剌手握英宗皇帝，对北京虎视眈眈，整个大明朝廷都岌岌可危。他如果当上皇帝，面临的不是天下人憧憬的帝王的权势，而是一个乱得不能再乱的烂摊子。面对朱祁钰的推辞犹豫，于谦苦口婆心，以“社稷为重君为轻”加以劝说。
这时候，刚好明廷派往瓦剌的使者都指挥岳谦回到京师，声称英宗皇帝有旨，命郕王“继统以奉祭祀”，意思是让朱祁钰继承皇位。时人包括殿上大臣对此多有质疑，认为岳谦没有英宗书证，大为怀疑。
岳谦到底是否真的奉有英宗朱祁镇口谕，还是受人指使故意撒谎以说服郕王朱祁钰，始终没有明确答案。但毋庸置疑的是，岳谦在关键时候起了关键的作用，恰到好处地出现，恰到好处地烧了一把火。岳谦口传明英宗圣旨后，郕王朱祁钰这才同意接受孙太后懿旨。朱祁钰既已被说通，剩下的就是孙太后那一关了。
孙太后没有政治经验，却不是傻子，她很清楚郕王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将来必然不好控制。虽然她遵从丈夫遗愿，一直以来善待郕王母子，可这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从骨子里看不起这对出身卑贱的母子。而且郕王并不是唯一的储君候选人，她的丈夫宣宗皇帝还有一个亲弟弟，即襄王朱瞻墡，此时就封襄阳。从血缘上而言，襄王和郕王不相上下，但若要保障自己的利益，显然襄王朱瞻墡是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在权衡了种种利弊后，孙太后决意迎立朱瞻墡为帝，命人取来襄王金符，派人去襄阳召襄王入京。
这位襄王朱瞻墡为太皇太后张氏亲生，在藩王中资望最崇，名声极好。当年他的兄长宣宗皇帝朱瞻基壮年去世，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据说太皇太后张氏一度有要立襄王朱瞻墡为帝的想法，至少当时朱瞻墡有嫡子的身份，是大有机会的。如今，幸运再一次降临到朱瞻墡头上。然而，朱瞻墡却不是个贪恋名利权势的人，他接到孙太后诏书后，立即上书，请求立太子朱见深为帝，由郕王朱祁钰监国，从旁辅助。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孙太后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她眼下最关心的，是儿子朱祁镇能否安然无恙地回来。至于谁当皇帝的问题，反而在其次。
就在这个时候，孙太后听到流言，大臣要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于是，孙太后在司礼太监金英和兴安的陪同下，召见于谦等重臣垂询。
于谦自然主张立郕王为帝，这已是经过朝议的定论。对于立郕王后英宗朱祁镇的安危与去向问题，于谦在拜见孙太后时也有一番解释，他认为：立新皇帝后，英宗该被尊为太上皇。立郕王为帝，则太上皇归国有日；立太子为帝，则太上皇还国无期。因为如果立郕王，也先手中的太上皇将变为“空质”。立太子为帝，因为太子年幼，如果太上皇归国，即便不复位，也必然训政。这样，对也先而言，太上皇仍然奇货可居，还会继续有种种要挟的行动。
重臣们纷纷赞同于谦的意见。孙太后虽然不愿意看到郕王朱祁钰当上皇帝，但她并非有主见的女人，事已如此，她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按群臣的意见办。
临退出前，心思缜密的于谦还提了一个旁人不敢触及的敏感话题，那就是如果英宗朱祁镇能够归国，会不会复位？
孙太后还没有回答，司礼监宦官兴安已经抢着回答道：“自然还是太上皇。”
孙太后为情势所迫，只好也跟着道：“太上皇归国，名号不变。”明确表示即使朱祁镇归国，仍然只能当太上皇，不再是大明的皇帝。
于谦等人退出后，孙太后陷入巨大的失落中。但她随后又想到了一个更为长远的问题：她的孙子朱见深仍为皇太子，新皇帝却是朱祁钰。自古以来父死子继，朱祁钰虽然现在还没有儿子，但其人还年轻，将来有了儿子后，有什么理由不改立他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就跟她曾费尽心机要当皇后一样，朱祁钰也一定会想方设法废除朱见深的太子位，改立他自己的儿子为储君，这算不算是一种巧妙的因果报应？
孙太后虽然不那么精明，但她毕竟经历过险恶的宫廷斗争，开始为孙子未来的命运担忧，亦第一次对早已过世的废后胡善祥产生了愧疚感。
然对孙子的处境及未来，孙太后考虑了很久，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唯一能做的，仅仅是选派一个得力的人安插在朱见深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孙子。这时候，她想到了宫女万贞儿。
万贞儿，山东诸城人氏。因为孙太后是山东邹平人氏，说话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一般宫人不容易听懂她的话，为了方便，孙太后所选用的宫女都是家乡山东籍的。万贞儿生父万贵因亲属犯罪而被外贬，为了日后有所依靠，他托付同乡将年仅四岁的女儿带进皇宫当宫女。万贞儿幼年进宫，在孙太后宫中听差，聪明伶俐，懂事乖巧。孙太后视之若女，无话不谈，是最可靠的心腹。
于是，孙太后将万贞儿叫来，嘱托她照顾太子。自此开始，万贞儿入太子东宫，开始照应太子朱见深。
这一年，万贞儿十九岁，朱见深年仅两岁。谁都不会想到，这个美艳丰腴的宫女在日后会登上大明的政治舞台，写下一段不可思议的传奇历史，并造成了明朝第一个外戚乱政的局面。这是后话，后面再表。
除了孙太后之外，紫禁城中还有一个人陷入了巨大的不安，这就是明英宗皇后钱氏。钱皇后出身卑微，凭美色得立为皇后，英宗朱祁镇一度想给她娘家加官进爵，却被钱皇后拒绝了。皇后娘家没有封官，这在大明历史上极为少见。而此时的钱皇后因为日夜为皇帝丈夫担心哭泣，已经哭瞎了一只眼睛。祸不单行的是，她在睡梦中跌到地上，腿也因此折断而伤残。
钱皇后的辗转反侧、日夜不安，倒不是怕郕王朱祁钰当上了皇帝，而是怕英宗朱祁镇自此再无归期。尤其是瓦剌一旦知晓明廷另立新君后，朱祁镇就此失去了利用价值，搞不好一怒之下还会杀了他，这叫钱皇后如何不担心呢？
然在风卷云涌的时势面前，即使是太后、皇后，喜怒哀乐也只是个人的心绪，渺小得微不足道。大江东去，滔滔洪流，终将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九月初四，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从大同回到京师。在奏报敌情时，刘安声称瓦剌太师也先愿意将妹妹嫁给英宗，与大明结亲，又说英宗皇帝已当面封他为侯爵。
刘安愚蠢贪鄙，不识时务，居然在危急关头不忘向朝廷索要爵位，立即遭到御史弹劾。兵部尚书于谦请求严责刘安“不分真伪，听敌诈诱”，因其人不顾守城重任，在大敌当前之时出城拜谒英宗皇帝。刘安由此被免职，并遭逮捕下狱。大同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受于谦举荐为总兵官，佩征西将军印，负责镇守大同。
事实证明了于谦识人的眼光。当时大同军士多战死，郭登接任大同总兵时，士卒堪战者才数百，马仅百余匹。郭登总揽全局后，迅速着手修城缮甲，扩充军队，数年后，马至五千，精兵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之最。
九月初六是钦天监选定的吉日，郕王朱祁钰正式即位，是为明代宗，史称明景帝，改元“景泰”，意思希望大明从此好景常在，国泰民安。并遥尊兄长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尊孙太后为上圣皇太后，尊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立郕王妃汪氏为皇后，迁太上皇后钱氏别居仁寿宫，仍然立明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
很明显，朱祁钰的皇位是捡来的，倘若不发生那场震动天下的“土木堡之变”，他永远没有机会登上皇位。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便是以过渡性人物的身份出现的。本来绝无机会当上皇帝的朱祁钰，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下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皇位。
然而，这个生于忧患的皇帝并不好当，国家正当危难之秋，京师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新皇帝必然要承担保卫大明江山社稷的历史重任，面临严峻的考验。明景帝朱祁钰惶然无助下，便将信任的目光投向了正积极备战的兵部尚书于谦。
与北京城中军民同仇敌忾、紧锣密鼓地备战相比，明英宗朱祁镇正在塞外经历着另外一种人生。
朱祁镇曾经对塞外有过许多的浪漫幻想——“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何等广袤；“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何等雄奇。塞外的风光一度让他十分神往。他不止一次地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跃马驰骋在塞外，像先祖那样，创立不世军功。然而，当他真的“北狩”来到了塞外，心中只有无尽的惨淡和悲伤。
在中国历史上，“北狩”的皇帝还有北宋的宋徽宗和宋钦宗。这对父子皇帝在北宋国势日益衰落的情况下遭遇“靖康之变”，为金兵俘虏，最后客死他乡，尸体还被熬作了灯油。这样悲惨的命运，会不会也同样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对此，朱祁镇想都不敢想。
正当九月，塞外草衰，一派萧瑟景象。这情景落在朱祁镇的眼中，更是生出凄凉来。一贯养尊处优的他对瓦剌的游牧生活很不适应，这里住的是帐篷，吃的是肉酪。更令人沮丧的是，他不再是贵不可言的大明天子，而是胡虏阶下囚的身份。
除了没有人身自由外，瓦剌上下倒是对朱祁镇这位被俘虏的皇帝颇为礼敬，生活上也尽量给予照顾。甚至首领也先还真的打算将妹妹嫁给朱祁镇做妃子，与大明结亲，当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羁绊。
朱祁镇身边的侍臣只有锦衣卫校尉袁彬、哈铭，以及翻译官吴官童等数人。吴官童悄悄道：“也先打算将妹妹嫁给陛下，陛下决不能同意。陛下为万乘之主，怎能当胡人的女婿呢？”
朱祁镇却害怕直接拒绝也先会惹来杀身之祸，于是吴官童出面去告诉也先，称时下诸事不便，等到英宗回朝，便用厚礼来聘迎也先的妹妹。也先心中也有一把小算盘，见朱祁镇派人婉言谢绝，便不再多提。
恰在这个时候，传来明廷已经立郕王朱祁钰为帝的消息。朱祁镇得知后非常失落，倘若真是如此，他现下就是个多余的人，大明已经不需要他，也先也不会再需要他了。一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也先亦对明廷另立郕王为帝非常意外，但他并没有就此认为朱祁镇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在他眼中，英宗依然是一件奇货。
也先派出了使者，表示要与明朝议和，送返明英宗。对此，新即位的明景帝朱祁钰不好明确表态。兵书尚书于谦却认为这是瓦剌的阴谋，当廷引用孟子之语“社稷为重，君为轻”，要求坚决拒绝也先的议和要求。
此时的于谦大权在握，备受新皇帝朱祁钰信任，可谓一言九鼎。于是，明廷对也先议和的提议响应冷漠，对瓦剌使者态度傲慢，甚至还发生了瓦剌使者于会同馆遭行刺事件。若不是锦衣卫武官朱骥机警，瓦剌使者怕是没命活着离开北京。
也先得报后，这才知道大明明显不再重视英宗，所谓的皇帝人质已经成了空质，不禁非常失望。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宁献计：干脆趁明朝景帝新立、内部不稳，诈称奉太上皇还京，迅速进攻明腹心之地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距离土木堡事变后一个半月，也先再次出兵。出征前还搞了个隆重的仪式，杀马大宴，重新立已经成为太上皇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大明天子，由也先带头向朱祁镇行礼道贺，表示要将朱祁镇奉还回京。
这场闹剧上演完后，也先和蒙古可汗脱脱不花挟持朱祁镇再度来到大同城下，要求大同总兵郭登开关相迎。郭登上次就已经拒绝开关，现在大明朝已经有了新天子，并且兵部尚书于谦下有严令：“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这次自然也未加理会。
也先见大同城高池深，难以一时攻取，便绕过大同南进。瓦剌军到达阳和城驿的时候，当地明军守备“赍羊酒米面”，专程前来进献给朱祁镇。一直担心已被朝廷和天下人抛弃的朱祁镇心中这才稍稍有了一丝安慰。
十月初三，瓦剌军前锋两万抵达紫荆关北口。为了钳制明军，也先另派两万人出古北口。
紫荆关北临拒马河，直通居庸关、大同、宣化重镇，西临雁门、宁武、偏头诸关，南倚龙泉、倒马要塞，东连古燕国下都所在的幽冀平原，素有“畿南第一雄关”之称，与居庸关、倒马关合称为“内三关”。此关在《吕氏春秋》中即被列为神州九塞之一，历史悠久，汉时为土石夯筑，后历经各代扩建、修葺。到明洪武初年，改用石条做基础，以砖砌面封顶，并用石灰碎石灌注。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更是大兴土木，在紫荆关修城建关，有城九座，水门四座，里外城连，城门则环环相套，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
由于紫荆关依山傍水，地势险峻，易防难攻，又是为燕京上游路，因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于紫荆关对京师的重要性，于谦也有深刻的认识：“险有轻重，则守有缓急，居庸、紫荆并为畿辅咽喉，论者尝先居庸、而后紫荆，不知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所以，这处要塞首先成为瓦剌和明军争夺的焦点。
十月初九，也先主力大军抵达紫荆关，假传明英宗朱祁镇圣旨，命紫荆关守将右副都御史孙祥、都指挥使韩清开关接驾。二将闭门不纳。于是也先督促瓦剌军猛烈攻关。都指挥使韩清出战，战败阵亡。
自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士气低落，战无斗志，边将不敢出战。韩清虽然战死，勇气却相当可嘉。右副都御史孙祥继续坚守。
孙祥原是文官，新到任紫荆关不久。这是景帝朱祁钰登基后采纳于谦的策略，分遣御史、给事中、部员，分守各处要地，安抚军民，招募壮丁，就地训练。孙祥原先官任兵科给事中，因是大同人氏，熟悉当地情况，所以于谦奏请将他升为右副都御史，派守紫荆关。韩清死后，孙祥不再出战，只是据险固守。然宦官喜宁深知紫荆关虚实，带领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内外夹攻关门，孙祥督兵巷战，壮烈战死。紫荆关因此被攻破。
而另一路瓦剌军由蒙古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从古北口南进，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居庸关守将罗通利用寒冷的天气，将水泼在城墙上，水很快结成坚冰，坚而且滑，瓦剌军不得靠近，于是转攻居庸关西南的白羊口。
白羊口是内长城东部的重要关口，位于居庸关和横岭城之间的峡谷南口，因永定河的一条支流白羊河经过此地而得名。这段长城最早筑于汉朝，据说汉代苏武出使匈奴、王昭君出塞和亲均从此处路过。
明军守卫白羊口的是通政使谢泽，刚上任还没有几天。正式上任前，谢泽已经预料到职责重大，“与其子俨诀而行”，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脱脱不花倾全力进攻白羊口之时，“大风扬沙，不辨人马”，天气十分恶劣。十月初八，白羊口被攻破，通政使谢泽战死殉国。
自此，瓦剌军顺利突破北京外围防线，由西路紫荆关和北路白羊口两个方向继续进逼大明京师。瓦剌首领也先还一路上发表文告，声称要一举夺取北京，重建大元帝国，逼迫明廷南迁。
明廷闻报，朝野大震。北京，将以大明京师的身份，第一次承担起力抗外敌的重责。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地位，曾大兴党狱，将所有元功宿将一网打尽，连开国功臣徐达、刘基等人都没有放过。如此一来，国中无强将，朱元璋只能依靠自己的儿子来屏卫四方。他将自己的儿子和个别宗室封为藩王，让他们率领精兵分驻全国要塞，一方面用以巩固边防，另一方面用来替代诸功臣将领，监视各地文武官吏，建立起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嫡长子朱标早死及幼子朱楠无封地外，其他二十四子均被分封王爵，赐予国号。其中，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均立国塞上，驻守在东北、北方和西方边疆，“莫不敷险狭，控要害”，经常奉命领兵出外作战或巡阅边陲，被称为“藩王”。内地则有齐、鲁、赵、周、沈、伊、唐、郢、楚、湘、蜀、潭、岷诸王分布于江、淮、河、汉、川等地区，“内资夹辅”。
为了不使天下人感到他私心太重，在封藩前，朱元璋还特意作了一番表白：“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即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这番话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明明在那里“私其亲”，把自己那些没有尺寸之功的儿子们封为藩王，还要故意装模作样地说是为了国家。虽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朝历代皇帝都将国家当成自己的“家天下”，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像朱元璋这样公然表白不是“私其亲”，反倒让人惊讶了。
藩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署。按体制，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但亲王地位虽高，却没有土地，也不能统治人民，不能干预地方政务。王府之外，便归朝廷所任命的各级官吏治理。但另一方面，亲王有统兵和指挥军事之权，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则三千人，多则一万九千人。而地方官兵调发，除皇帝的御宝文书外，须得亲王令旨，方得发兵。这样实际上亲王就是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平时以亲王的护卫军监视地方军队，单独可以应变；战时指挥两军，独当一面。
蒙古回归大漠后，仍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北部形成极大威胁，故朱元璋分布在北方边防线上的藩王兵力尤为雄厚。可以说，他将北部边防的立足点完全放在了诸藩王身上，实行以藩王防边的政策。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曾不无得意地对孙子朱允炆道：“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
封藩制是朱元璋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措施。十分可惜的是，由藩王掌握过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是与空前提高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冲突的。朱元璋并没有想到，在他死后不久，子孙们就大起内讧，祸根便是封藩制。而破坏他北部边防设计的，正是来自皇族内部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对于这种分封的弊端，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公开说。著名的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
说得最直接的大概要数府学训导叶伯巨了。洪武九年（1376年）星变，朱元璋按惯例诏求直言。叶伯巨当时以国子生授平遥训，上书直言切谏。他在奏章中明确提出了三个问题：分封血亲诸王及其掌管兵权，皇帝过分依赖严刑重罚；以及皇帝治国和建立制度过于匆忙。就第一点，叶伯巨指出，过分热心地分封诸王可能为将来某一亲王僭位创造条件，他甚至预言燕王终将有争位之举，“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这份关于藩王危险性预测的奏章，在后来得到了验证。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时燕王朱棣还没有就藩，叶伯巨居然就预言到了朱棣将来会谋反。
奏书上后，朱元璋大怒道：“这小子敢离间朕父子骨肉，速速逮来，朕要亲手射死他！”
叶伯巨被枷解到南京，虽然侥幸没有被朱元璋射杀，但不久便饿死在狱中。更为不幸的是，叶伯巨所言后来果然成了事实。
朱元璋将军事大权交付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总算才放了心。以亲王守边，内地的各个大城市，也都由自己的儿子出镇，每一个王国都是军事中心。这样，虽然京师远在东南，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诸亲王每年秋天勒兵巡边，远到塞外，练兵习武，叫作“肃清沙漠”。凡是亲王都参与军务，其中晋王和燕王屡次受命领兵出塞。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受晋、燕二王节制。军中大小事务由亲王决断，大事才报告朝廷。晋、燕二王军权独重，立功也最多。
朱元璋自以为这样安排，十分周全。但是他没有想到，给儿子过重的军权，会造成皇家的内部矛盾。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皇权与藩王之间积累已久的矛盾便急遽激化。一方面，是朱允炆担心诸王权力过于强大，积极着手“削藩”；另一方面，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们极力要求维护自己既得的权位，最后爆发了“靖难之役”。内战的结果是建文帝朱允炆败亡，朱棣夺得皇位，史称明成祖。
朱棣为夺取皇位所发动的靖难之役给北部边防带来巨大的影响，其最关键的就是北边防线出现了两大缺口：一是大宁都司之废；二是东胜卫之撤。
朱棣即位后，对北边的防卫体系重新进行了部署：其一是将诸王防边的体制改变为大将镇守边陲军镇的体制，分别派亲信大将镇守辽东、陕西、宁夏、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山海六处军事要地；其二是将有威胁的藩王向内地迁徙，或者将藩王的兵权削夺。
其中，对宁王朱权的徙封及大宁都司的内撤对明朝北部边防影响最大。“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意思是，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将原来驻守大宁的弟弟宁王朱权徙封南昌，一方面将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兀良哈三卫对其靖难之役的支持。
大宁都司的内徙，给明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尤其是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后，明成祖朱棣没有在大宁之地重新设防。他即位后在北边布置的镇守总兵官中，唯独没有大宁，所以大宁之地在实质上已经被割让给兀良哈三卫。
尽管明成祖朱棣有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大宁，但大宁的不设防，等于在辽东和开平之间的边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蒙古骑兵可以从这个缺口自由出入，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北部防线出现了断陷，直至导致后来的动摇。明军北部声势隔绝，最后不得不南撤开平。
在大宁都司内迁的同时，东胜州也作了内撤。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北边防线上的两个重要都司撤向内地。这样北部的边防就出现了两个大缺口，一个在辽东与开平之间，另一个在大同与宁夏、甘肃之间。由此，开平势单力孤，成为深入蒙古高原的孤岛，三面受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到了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开平驻防也撤向了内地。
大宁、开平、东胜州三个重镇的内迁，是明廷重大战略失误，由此对明朝北部边防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而所弃之地则为蒙古部族所占据，成为他们南下侵扰明朝边境的战略基地。
永乐一朝，明朝军力强大，加上明成祖朱棣本人从马上得天下，是个英主，因此终成祖一朝，蒙古始终无力与明军争锋，因而朱棣的“天子守边”看起来相当有效。天子守边的重要根基在于居安思危，这个思危的本意，其实就是说大明的京师北京濒临北边边防。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为了防御蒙古，明廷不得不在内移的防线上据险筑城，屯兵防守。于是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的数千里防线上逐渐形成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陕西镇、甘肃镇等九个边防重镇，号称“九边”，这就是九边的来历。
前沿据点的内移，导致明朝在北边防卫上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只能以九边为中心布置军队驻守。而此时明朝的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对河套地区和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失去了控制。蒙古军进入河套地区，构成明朝北边的心腹之患。
更加严峻的形势是，明朝原来的内边变成前线，外险尽失，开门延寇，京师和内地直接暴露于剽悍的蒙古骑兵面前。尤其是大明的国都北京，已经直接站在了国防第一线。而所谓天子守边的根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们身上，已经日趋淡忘。事实上，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俘虏事件的潜因，在明成祖朱棣一朝便已经伏下了。
瓦剌军过大同后，大同总兵郭登将军情紧急送往京师。当天，北京全城戒严。
十月初五，明景帝朱祁钰诏诸王派兵入卫。
十月初八，朱祁钰下旨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一指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将官有不奉命的，可以先斩后奏。
当时，各地赶到京师的明军，加上新招募的兵丁，共有二十二万人。因为缺兵少将，于谦急上奏疏，请朱祁钰放出了那些因过下狱的将领，准予戴罪立功，其中便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石亨是一员猛将，善骑射，因之前战败后单骑奔还，被贬官下诏狱。危难之间，于谦大胆用人，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
于谦登坛检阅将士后，将各军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负责守卫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守宣武门。九门之军，皆受石亨节制。
北京原为明朝第一要塞，建筑格局都是取战时体制。京城九门之中，最重要的当属德胜门。德胜门的名称始于明初。明朝建国之初，明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城破前，元顺帝自大都北门健德门逃走。徐达攻进大都后，将健德门改名为德胜门，有纪念明军取得大胜之意。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时，将大都城的北城墙南移五里，重新修建城门和瓮城。又将原来的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名称还叫德胜门。每逢出兵打仗，明军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前线作战，以求打胜仗，暗合“得胜”之意；而得胜还朝时，则要进安定门，表明打退了敌人，实现了安定。不过，这只是图个吉利的名头，事实上，明军出德胜门打仗，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打败仗的时候。明军在土木堡惨败，便是典型的例子。
瓦剌军从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攻京师的消息传来后，朝廷大震。竟然有言官上奏弹劾已经在紫荆关战死的孙祥，说他弃关逃跑，应给予追究。于谦没有相信。事实上，即使他相信，此时也没有时间来追究孙祥的下落与责任，因为敌方大军已经近在咫尺。
明军战败消息传开后，北京城外郊区的民众一片恐慌，争相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逃入北京城内。
而北京城内，各将领对北京战守策略也是意见不一。兵马司建议完全拆毁九门外军民房屋，以免被敌人利用。都尉王通主张在京城外挖筑深壕，以阻挡敌骑冲突。总兵官石亨则提议全军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以避贼锋，等到敌人久攻不克，兵马疲惫，然后出击，必能获胜。
于谦却认为前面明军一直在吃败仗，瓦剌肯定因此而轻视明军。他慨然道：“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提出不应该单纯守城，而是要主动出城迎击，给敌人一个下马威。
于是，于谦委派兵部侍郎吴宁代理兵部事，自己亲自率军阵于德胜门外，准备迎击瓦剌的主力军。
十月初十，于谦下令紧闭京城九门，规定作战期间一律不得开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并且颁布临时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将士们看到城门已闭，知道已无退路，只有勇敢击退敌人，才能死里求生。
兵部尚书于谦以下诸将都亲自督战。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彼时于谦已是新朝廷首屈一指的头号重臣，他亲自披甲上阵，许多明军感动得痛哭失声，决心以死报国。
十月十一日，随着号角声长鸣，瓦剌军前锋抵达京师，并在西直门外列阵，摆开了要大战一场的架势。明英宗朱祁镇则被关在德胜门外的一处空宅子的猪房中。家国近在咫尺，却是有家不能回，其焦灼心情可想而知。
当日，于谦趁敌军立足未稳，派都督高礼、毛福寿率军出击。明军与瓦剌军交战于彰仪门土城北，瓦剌军败。明军杀敌数百人，夺还所掠千余人。初战告捷，军威大振，人心振奋。当天夜里，于谦又派薛斌率精兵偷袭瓦剌军营地，亦有所斩获。
也先此次南下进兵，几乎是倾巢出动，没想到刚到北京城一天之内，就连吃两个败仗，锐气大大受挫。之前，他因为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明朝皇帝，骄横异常，认为明军不堪一击，甚至他已经计划在几天之内攻下北京。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明军阵容整齐，京师城防严密而坚固，要想攻下北京，绝非易事。宦官喜宁见也先有进退两难之意，便献计让也先遣使讲和，请明廷派大臣来迎回英宗，借以试探明廷的态度，也可以等到有利的时机。
明廷经过紧急商议后，认定这是也先的阴谋，决定不派大臣“迎驾”，但还是应该派遣使者去见太上皇。
此时两军对峙，一触即发，阵前出使显然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使命，何况朝廷没有打算接受也先的任何条件。经过商议，明景帝朱祁钰采取了重赏招勇的老办法，升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派遣二人出城拜见太上皇朱祁镇。
十月十二日，明使者王复和赵荣来到德胜门外土城关也先军营。土城关是古蓟州的遗址，所以又名“蓟邱”，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便是指此处。
也先为了吓唬明朝使者，大摆兵仗，露刃夹道，杀气腾腾，并让朱祁镇带刀坐在帐中。也先和弟弟伯颜帖木儿都披甲胄，张弓矢，站在朱祁镇两旁。王复和赵荣进来朝拜后，献上羊酒。
朱祁镇看到来人官职不高，觉得朝廷太不重视自己，很不高兴地问道：“何不遣大臣来？”
也先听了也很惊讶，便问使者都是何等官职。朱祁镇道：“都是小臣。”
也先亦大感不悦，怒道：“大臣如何不来迎？犬犹认主人，我奉驾至城门，不来接。”随即对王复等人道：“尔小官，可令胡濙、于谦、王直、石亨、杨善等来。”
意思是嫌王复和赵荣官小，指名要于谦、石亨、胡濙等往瓦剌军营谈判，并再次向明廷索要大量金帛。
也先这一招显然是想诱骗于谦、石亨等重臣前来，借机扣押，由此扰乱明军防守，趁乱攻取北京。但明景帝朱祁钰听到使者回报后，意志竟然开始动摇，倾向于讲和。
幸好朱祁钰初即帝位，在重大军政上还不敢自作主张，专门派人到前方德胜门征询于谦的意见。于谦回答道：“今日只知有军旅，他不敢闻。”坚决主张抗战，并要求朱祁钰不要再派使臣出城。朱祁钰接受了于谦的意见。
到了这个时候，一场事关明朝廷生死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十月十三日，瓦剌军散骑到德胜门外窥探明军阵势。于谦料知瓦剌军将倾全力攻德胜门，命石亨事先伏兵于道路两侧的空房中，而以小队骑兵诱敌。瓦剌军见状来攻，明军佯装败退，瓦剌军精骑万余呼啸追来。石亨率伏兵陡起，截断了瓦剌军退路。
当时北京已经入冬，天气寒冷，空中开始飘雪，忽而又是大风。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瓦剌军和明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明副总兵范广率军从正面迎击。范广与石亨前后夹击下，瓦剌军大败。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一齐射击。硝烟弥漫中，也先之弟孛罗、瓦剌部平章卯那孩先后中炮而死。孛罗绰号“铁元帅”，号称不可战胜，他的死对瓦剌军士气打击颇大。
明京师保卫战形势图
进攻德胜门的瓦剌军败退后，转攻西直门。明军守卫西直门的是都督刘聚。他早有准备，背城列阵，前面是极深的一道壕沟。瓦剌军刚一逼近，躲在壕沟后的明军火器齐发。瓦剌军攻势受阻，见无法突破壕沟，只好往西而走。
守卫西直门西面的是明军右都督孙镗一军。孙镗本来奉命率军一万前往紫荆关御敌，但军队还没有开拔，紫荆关已经失守，孙镗大军便临时停在北京城外。但此刻孙镗驻扎在西直门外大营的不过五百多人，手下大部分明军都驻守在良乡、涿州一带，远水解不了近渴。孙镗见瓦剌败军到，亲自率军迎敌，斩瓦剌军前锋数人。瓦剌军新挫，竟然被孙镗五百人杀退，往北退去。
孙镗见敌众我寡，不敢追击，退军到西直门下，要求西直门守将打开城门，放他进去。西直门城上守将是都督王通和都御史杨善。杨善原为礼部左侍郎，扈从英宗皇帝亲征，侥幸从土木堡之变中逃脱，此次再上战阵，肩负守城重责，不敢轻易做主。吏科给事中程信奉旨在西城监军，坚持闭门不纳孙镗，以免给瓦剌以可乘之机。
此时，瓦剌一队人马杀到，程信只下令从城上用枪炮遥击瓦剌军，为孙镗助威助战。
孙镗见已经没有退路，只好率军与瓦剌在城下拼力血战。然而，瓦剌军有数千人之多，数倍于孙镗军，敌强我弱，实力对比悬殊。眼见孙镗就要不敌的时候，明都督高礼、毛福寿等率军从南面赶来助战。西直门外激战更急，双方混战在一起厮杀。混战中，明都督高礼身中流矢。孙镗军死伤渐多，有些抵挡不住，被瓦剌军四下围住。明军被逼着后退，战阵渐渐逼近西直门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