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为他们表现出哪怕一点点难过吗？”我不满道。
他从盘子上方抬起头，一脸困惑：“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不难过呢？”
“你喋喋不休地陈述事实的样子。‘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当然是一个啊！另一个被撞死了。至于那个还活着的孩子，你还暗示他可能是假装残疾之类的。”
“看得出你今天一大早就心情不好。”他喝了一口茶，“我对杰里米·戈德温一无所知，除了我被告知的内容。除非戴安娜·考珀认错了，不然在她死亡的那晚，很可能是他溜下床或是从轮椅上下来，长途跋涉来到不列颠尼亚路。而且不要忘记，就在昨天，还是你急着要到这里一探究竟。你可以把他们当场抓个现行：艾伦·戈德温、朱迪思·戈德温，还有杰里米·戈德温。如果他具备作案能力的话。要是我哪句话说错了，你可以纠正我。”
我的培根三明治上桌了，可我实在没有胃口。“我只是说，你可以对人更加温和一些。”
“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吗？因为你想和嫌疑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
“不是。但是……”
“你来这里的理由和我一样。你想知道是谁杀死了戴安娜·考珀。如果是他们中的某人干的，那个人就会被逮捕。如果不是，我们就离开，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无论哪种情况，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和感觉都无所谓。”
他翻过一页记事本。他在上面做了笔记，字迹干净整齐，一丝不苟。他的字很小，不戴眼镜我都看不清。“我把这起事故的经过做了一个总结，如果不会惹你太心烦的话……一个八岁的孩子被撞死了。”
“继续。”我说。
“与雷蒙德·克鲁尼斯和我们说的出入不大。他们住在迪尔的皇家酒店……就两兄弟，还有他们的保姆玛丽·奥布莱恩。他们整天都在沙滩上消磨时光，在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横穿马路去对面买冰激凌。在法庭上，保姆的表述有些磕绊，但她发誓说当时路上没有车辆经过。她错了。他们跑到半路，拐角处驶来一辆汽车，撞向他们。保姆侥幸脱险，两个孩子一死一伤，然后肇事车辆驶离现场。当时周围有不少人，有很多目击者。如果戴安娜·考珀没在几小时后自首，她会惹上大麻烦。”
“你认为她应该被无罪释放吗？”
霍桑耸了耸肩：“你该去问辩护律师。”
“她认识法官。”
“她有位熟人认识法官，这是两回事。”他似乎忘记了昨天是他一直在暗示其中存在不当行为。“法官认识很多人，”他补充道，“不一定意味着有非法的勾当。”
我们在阴郁的沉默中吃完了早餐。女服务员递来账单。霍桑看都没看一眼。他在等我付钱。
“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说，“到目前为止，我注意到，我们每次喝咖啡、打车，都是我付钱。如果这次合作我们俩是五五开，也许我们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分担费用。”
“好吧！”他听起来的确很惊讶。
话刚说出口，我就已经后悔了。这次的不满更多是出于我对前一天那件事的抵触，而不是真的希望和他分担费用。我看着他拿出钱包，取出一张十英镑的纸币，那纸币软塌塌、皱巴巴的，要不是通过颜色，我都没法确定它的面额。他把钱放在桌上，就像放下从阴沟里打捞起的一片秋天的落叶。他的钱包里再没有纸币的影子。即使我的观点是合理的，我的所作所为也让自己显得小气又卑鄙。顺便提一句，这大概是霍桑最后一次付钱，我之后再也没有抱怨过。
我们一起走出咖啡馆。我其实对哈罗山丘很熟悉。《正义与否》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里复古的大街就像置身于黑斯廷斯的街道。令人惊讶的是，再在音轨上加一些海鸥的叫声，几乎能以假乱真。我上的第一所寄宿学校就在这附近，五十年过去了，这里几乎没什么变化，让我备感意外。它仍然是那处遗世独立的存在，绿树成荫，不染凡俗，俯瞰着伦敦北部延伸开来的那片郊区。
“所以，你昨晚干了什么？”我们继续赶路的时候，我问霍桑。
“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你做了什么。出去吃晚饭了吗？在研究案情吗？”他没有回答，所以我补充了一句，“为了这本书。”
“我吃过晚饭，做了一些笔记，就上床睡觉了。”
但是吃的什么？和谁上床睡觉？有没有看电视？甚至他家里有没有电视呢？
他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时间追问。
我们来到罗克斯伯勒街上一栋维多利亚式的房屋前，那幢房子有三层楼高，由深红色的砖砌成，总让我不由得联想到狄更斯的小说。它与主路隔着一条碎石子路，双车库，第一眼看上去，我就心头一震，我从未见过哪栋建筑像它这样散发着挥之不去的悲伤气质——几近废弃的贫瘠的花园，剥落的油漆，窗栏花坛里枯萎的花，没有透着一丝光亮的空洞窗口。
这就是戈德温一家的住处……或者说，是幸存的三口之家。
注释：
丹尼·博伊尔，英国导演，一九五六年生于曼彻斯特，其作品极具后现代视听风格，被视为希区柯克、库布里克和昆汀·塔伦蒂诺的混合体。
也叫《谋杀》（thekilling），改编自丹麦剧集《谋杀拼图》（forbrydel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