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和妻子一起去了国家剧院。我设法弄来了几张丹尼·博伊尔制作的《科学怪人》的票，可我担心无法好好欣赏。我不知道霍桑会怎样评价乔尼·李·米勒这位演员，开头二十分钟，他一直在舞台上裸奔。我们晚上十一点三十左右才回到家，我妻子径直上床睡觉，但我一直到深夜都没有睡，忍不住为这本书担心。我还没有和她聊过今天发生的事，我知道她会说什么。
如果我坐下来创作一本原创的侦探小说，我不会选择像霍桑这样的人当主角。这个世界充斥着脾气暴躁的中年白人侦探，我想要构思出与众不同的人物。盲人侦探、醉汉侦探、强迫症侦探、通灵侦探……单独拎出来，不管哪个都能被读者接受，可这四种类型兼具的侦探会怎样呢？其实，我更倾向于创作一名女性侦探，像《谋杀拼图》中的莎拉·隆德。我很乐于将她刻画得更年轻，更有活力，更加独立，穿不穿厚实的针织衫都无关紧要。我还会赋予她幽默感。
霍桑无疑是聪明的。我们一起在不列颠尼亚路的那栋房子里时，他灵光的头脑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事实就证明，他对清洁工偷钱的判断是正确的。说起这个，还有那只消失的猫。梅多斯警督见到他可能不高兴，但我有种感觉，他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内心还是尊重霍桑的。伦敦警部的某位高层显然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你又收养了一只小狗！”我还记得他是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看穿了我——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他确实很聪明，甚至可以说是机智。
问题是，我不太喜欢他，这使得这本书难以为继。作者和他笔下主人公的关系是非常奇特的。以少年间谍亚历克斯·莱德为例。我写他有十多年了，尽管我有时会嫉妒他（他不会变老，人人都喜欢他，他拯救了世界十几次），我却一直很喜爱这个角色，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我的办公桌前跟随他冒险。当然，他是我创造的。我控制着他，并确保迎合了年轻读者的全部喜好。他不抽烟，不说脏话，也没有枪。当然，他不恐同。
这就是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法：霍桑对雷蒙德·克鲁尼斯的反应。在那栋房子外面他说的话让我错愕万分。我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其他事情遮遮掩掩，却唯独在这件事上对我袒露心声？
有人说，这年头，人们太敏感了，因为我们是如此害怕冒犯别人，我们根本不再进行任何严肃的讨论。但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电视上的政治对谈节目让人感到如此乏味。所有公开场合的对话，措辞稍有不慎就会越界，惹上大大小小的麻烦。
我记得有次我参加一个广播节目，有人问我关于同性恋婚姻的问题。当时有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对在康沃尔郡开旅馆的基督徒夫妻拒绝给一对同性恋情侣提供房间。我谨慎作答。首先，我明确表示，我百分之百赞成同性婚姻，我不同意旅馆老板的做法。然而，在确定了这一前提后，我才继续说，我们应该尝试了解他们的观点，至少那是基于某种宗教信仰（即使我不认同），也许他们不该经受邮件辱骂和死亡威胁。我们需要包容的心态，允许偏狭的存在。我以为那次我表述得还算妥当。
可这并没有阻止源源不断的恶评攻击我的推特账号。有几名老师写信对我说，我的书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他们的学校里。还有人认为应该把我的书焚烧殆尽。现如今，世上的事非黑即白，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小说家创作恐同人物没有问题，更加理智的处理方式是，把那个角色塑造成邪恶的大反派。
我坐在办公室里，凝视着窗外法灵顿的大地上起重机的红光渐次亮起，星星点点，那是横贯城铁在施工。我问自己，还能不能继续与霍桑合作。最开始是什么吸引我投身其中，如果继续下去，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趁我还没有全力以赴之前，最好现在就分道扬镳，着手别的项目。夜深了，困倦感渐渐袭来。我本来打算读的那本书——丽贝卡·韦斯特的《背叛的意义》，面朝下放在我的电脑旁。我伸出手，将它拽到跟前。这才是我应该花时间的地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我而言更加安全。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我低头看着屏幕，是霍桑发来的一条短信。
尤尼寇咖啡厅
哈罗山丘
上午九点半。早餐。
哈罗山丘是戈德温一家住的地方。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那是他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杀了戴安娜·考珀。这是事实。不管我喜欢与否，都已经牵扯进来了。我不久前还站在她的客厅里，想象她如何生活……和死去。我见过地毯上的血迹。我想知道是谁给她寄了一封匿名信，那个人是否就是带走猫咪的人。霍桑和我说过，她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那怎么可能呢？若真如此，她为什么不去警察局？最重要的是，我想见戈德温一家，尤其是杰里米·戈德温——“那个大脑受损的男孩”。也许，有一天，我会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得知了破案的经过。霍桑甚至可能会找别人为他写书。可这些都不够理想。
我想亲自去那里。
我灵机一动，我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谁说我必须一五一十地记录发生的一切？我完全没有必要提及霍桑对雷蒙德·克鲁尼斯的评价。我可以删除他评论那张黑白裸照的只言片语，只字不提其他催生整件事的艺术品。实际上，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描写他。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把他塑造得更年轻、更睿智、更柔和、更迷人。这是我的书！直到它出版他才能看到，那时木已成舟。只要书能卖，他也不会在意这些。
而与此同时，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霍桑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就是他。如果我擅自改变了他，那将会激起池塘中的第一道涟漪，迈出颠覆进程的第一步，一切将再次回到虚构的世界。我可以看见自己在重塑他与之交谈过的所有人，他去过的所有不同地方。那个该死的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将是第一个离开的人。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回到以前的老路，编造整个案件。
上午九点半，哈罗山丘。
我仍然拿着手机，意识到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尽管那意味着我将颠覆我的创作方式，也就是说，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不必为霍桑撒谎，也不需要保护他。他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但是我会质疑他的一些态度……实际上，我有义务这样做。否则，我将不得不迎接狂风暴雨的洗礼，面对我心有余悸的那种批评声。
我刚知道他对同性恋有意见。好吧，我不会以任何方式容忍这一态度，可我会弄清楚他为什么这么想，倘若最终连我也能理解他一点，那么肯定不会有人再抱怨。这本书才会有价值。
也许他本人就是同性恋。毕竟，当位高权重的政治家或神职人员公开发表讲话反对同性恋时，他们往往会被发现是隐藏得很深的同志。我不想拆穿他。尽管之前有种种纠葛，我却根本不想伤害他。但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也有了一个目标。
我要调查这位侦探。
我拿起手机，输入了三个字：
那里见。
然后上床睡觉。
尤尼寇咖啡厅就在哈罗山丘站所在的那条路，在地铁线附近、破败购物步行街的尽头。霍桑已经点好了早餐：鸡蛋、培根、吐司和茶。令我惊讶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坐下来吃顿像样的早餐。他小心翼翼地吃着，仿佛对面前的东西抱有疑虑，他快速地切开食物，然后用叉子尽可能快地送进嘴里，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它们。从他吃饭的架势，我看不出他是在享受吃进嘴里的食物。我以为他会为我们上次的不欢而散致歉，但他只是对我笑了笑。他一点也不惊讶我露面了。我想他应该从来没想过我会不来。
我在他对面的座位坐下，点了一个培根三明治。
“你怎么样？”他问我。
“我很好。”
如果我的语气听上去有些疏远，他也完全没注意到。“我对戈德温一家做了点调查。”他边吃边说，但不知怎的，食物并没有妨碍他的表述。他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记事本。“父亲艾伦·戈德温，”他继续说道，“他自己做生意，是一名活动策划人。他的妻子朱迪思·戈德温在一家儿童慈善机构兼职。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杰里米·戈德温现在十八岁了。大脑损伤。根据医生的说法，他需要全天候的照料——但这可以有很多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