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而易举就能回想起戴安娜·考珀被谋杀当晚的情形。当时我正和妻子一起庆祝，我们在埃克斯茅斯市场的莫罗餐厅吃晚餐，喝了不少酒。那天下午，我终于按下了电脑上的发送键，用电子邮件将刚完稿的小说发送给了出版社，结束了为期八个月的工作。
《丝之屋》是歇洛克·福尔摩斯系列的续集，我从未想过会由我执笔。柯南·道尔产权会出乎意料地找到我，史无前例地授权让我撰写福尔摩斯系列的全新续集。我欣然抓住了这次机会。我第一次读福尔摩斯系列是十七岁那年，自那之后它们就一直陪伴着我。我不单爱其中的人物——尽管福尔摩斯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侦探之父——或是被其中曲折的迷案折服，让我为之着迷的是福尔摩斯和华生身处的那个世界：泰晤士河，马车咔嗒咔嗒驶过鹅卵石路，煤气灯，雾气缭绕的伦敦。就像是受邀搬进了贝克街221b号，不声不响地见证了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友谊。这让我如何能拒绝？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扮演着一个隐形的角色，因为我的工作要求我尽可能地隐藏在柯南·道尔的影子之中，模仿他的文学修辞和独特的风格，永远不要强加自己的风格。他本人可能不会写的内容，我都不会写。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我非常担心自己在书中变得很显眼。但是这一次，我没有选择。我要原封不动地写下事情的经过。
此时此刻，我终于不用再创作电视剧本了。我写的战时侦探系列电视剧《战地神探》已经完结，是否回归还要打一个问号。我创作了超过二十集，每集两个小时的剧本，时间跨度长达十六年，几乎是“二战”时长的三倍。我筋疲力尽。更糟糕的是，等终于写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对日作战取得了胜利时，我已经词穷了。我不确定该怎么写下去。剧中的某位演员建议我不如写写“弗伊尔的和平”。我觉得这个主意不可行。
我也没有开始动笔创作新小说。此时，我主要的身份还是一名儿童作家，虽然我暗暗希望《丝之屋》将会改变这种状况。二〇〇〇年，我出版了少年间谍系列中的第一部，如今这个系列已经畅销世界各地。我喜欢创作关于孩子们的故事，但我担心年复一年，随着时间流逝，我会距离我的观众越来越远。我刚满五十五岁，是时候向前看了。碰巧我正要去参加海伊文学节，与读者分享《毒蝎党崛起》这本书，它是少年间谍系列中的第十本，应该也是最后一本。
也许我书桌上最激动人心的项目是一个电影剧本的初稿：《丁丁历险记》（第二部）。令我惊讶的是，聘用我的竟然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他目前正在读我的初稿。这部电影将由彼得·杰克逊执导。这让我感到难以置信，怎么突然之间我就和世界上两位最大牌的导演合作了。我承认我很紧张。我大概读了十二遍剧本，竭尽所能说服自己，一切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人物塑造是否合理？情节发展是否吸引人？杰克逊和斯皮尔伯格一周后碰巧来伦敦，我打算和他们见一面，设法拿到他们的笔记。
因此，当手机铃声响起，我看到那个陌生的电话时，还在想是不是其中某位导演打来的——当然，不是他们亲自打给我。他们的助手会先与我确认，然后再转接给他们。当时大概是上午十点，我正坐在公寓顶层的办公室里阅读丽贝卡·韦斯特的《背叛的意义》，这是一部研究“二战”后英国人生活的经典作品。我渐渐觉得这也许是弗伊尔正确的走向。冷战。我会把他扔进一个充斥着间谍、叛徒、原子弹科学家的世界里。我合上书，接起电话。
“是托尼吗？”一个声音问道。
这肯定不是斯皮尔伯格打来的。很少有人叫我托尼。老实说，我不喜欢这个昵称。大家都叫我安东尼，一些朋友也会叫我安。
“嗯？”我说。
“老兄，你最近怎么样？我是霍桑。”
事实上，在他说出名字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圆唇元音、奇怪的重音，伦敦腔掺杂着北部口音，不可能听错。对了，还有“老兄”这个词。
“霍桑先生。”我说，他被介绍给我时用的是丹尼尔这个名字，但我打一开始就不是很想直呼他的名字。他本人也从未使用过……实际上我也没见其他人这样喊过他。“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是的，是的。”他语气有些不耐烦，“是这样的——你有时间吗？”
“抱歉，有什么事吗？”
“不知道我们能否见一面，你今天下午有事吗？”
顺便说一句，他就是这样，某种程度上有些自负，总认为世界会自动适应他的时间。他问的不是能不能明天或下周和他见面，而是根据他的需要马上见面。如前文所述，我那天下午其实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但我不打算这么回复他。“呃，我不确定……”我犹豫道。
“下午三点在我们之前去的那家咖啡店见面怎么样？”
“j＆a？”
“就是那家。有件事我想问问你，真的很感激。”
j＆a在克拉肯韦尔区，从我的住处步行过去只要十分钟。如果他是要我穿过整个伦敦，我可能会犹豫，但事实上我很感兴趣。“好，”我说，“三点见。”
“太好了，老兄。那里见。”
他挂断电话。我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丁丁历险记》的脚本，我关掉页面，开始回想霍桑这个人。
我去年与他初次见面，当时我正在创作一部五集电视剧的剧本，几个月后就会被搬上荧幕，名叫《正义与否》，是一部律政剧，由詹姆斯·普尔弗伊主演。
《正义与否》的灵感来源于编剧在四处寻找灵感时经常会问自己的一个经典问题。当辩护律师明知客户有罪时该如何为其辩护？顺便说一句，答案很简单，他们做不到。如果客户在审判前承认有罪，辩护律师会拒绝代表他打官司……至少，必须有一个无罪推定。所以我构思出了一个故事：一位动物保护活动家在他的辩护律师——威廉姆·特拉韦尔（普尔弗伊饰）设法证明其无罪后不久，就沾沾自喜地向一个孩子供认了犯罪事实。结果，特拉韦尔精神崩溃了，搬到了萨福克郡。然而，有一天，他在伊普斯维奇车站等火车时，再次与那位活动家不期而遇。几天后，活动家被人谋杀，留下一个疑问：凶手是特拉韦尔吗？
这个故事是辩护律师和正在调查他的侦探之间的交锋。特拉韦尔是一个黑暗的人物，受过创伤，甚至可能很危险，但是他仍然不失英雄本色，很有观众缘。所以我精心塑造了一个不讨喜的侦探。观众会发现他是个狠角色，咄咄逼人，还疑似种族主义者，暴躁易怒。这个人的原型就是霍桑。
说句公道话，这些缺点霍桑都没有。好吧，反正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他异常烦人，以致我一度不敢和他见面。他和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我只是不能理解他的思维方式。
他是电视剧监制推荐给我的。那位监制告诉我，他是伦敦警察厅普特尼支队的一名督察，是一名谋杀案侦破专家，在支队效力十年，却在某天职业生涯戛然而止，突然被开除出警察队伍，原因不明。制片公司的刑侦剧顾问绝大部分是前警察，数量惊人。他们帮助完善了案件的细节部分，让剧情显得更加真实。说句公道话，霍桑很擅长这份工作。他很快就能理解我需要的是什么，什么适合搬上荧幕。我记得一个例子。在最初的一个场景中，我笔下虚构的侦探要检查放置一周的尸体，犯罪现场调查员递给他一管伤风膏，让他涂在鼻子下面。薄荷脑的味道掩盖了现场的气味。这一细节是霍桑告诉我的，如果你看过那一幕，就会留意到这个细节，让那一幕变得活灵活现起来。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十一小时电影公司的制片室，当时是由这家公司负责制作《正义与否》这部连续剧。我们接触过后，我随时都能与他联系，向他抛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将答案写进剧本里。所有这些通过电话沟通就能实现。这次见面只是走个形式，介绍我们认识。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接待区，跷着腿，大衣叠好放在腿上。我立刻就知道他是我要见的那个人。
他算不上身材高大，看上去也并不是特别咄咄逼人。可他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起身时的姿势，就让我不禁陷入思考。他身上有豹子一样敏捷的特质，眼睛里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恶意——他的瞳孔是柔和的棕色——仿佛是在质疑，甚至是在威胁我。他大约四十岁，头发是杂色的，剪得非常短，到耳朵附近，有开始变得花白的迹象。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皮肤苍白。我能看得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很英俊，但后来不知怎么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变故，因此虽然他现在仍算不上相貌丑陋，却出乎意料地不再有魅力，仿佛把自己活成了一张没拍成功的照片。他穿着精干的西装，内搭白衬衫，系着领带，大衣搭在胳膊上。他饶有兴致地盯着我，甚至有些失礼，仿佛我不知怎么让他感到惊讶。甚至当我进门时，我仍然能感觉到他死死盯着我，仿佛要把我从里到外看穿一般。
“你好，安东尼。”他说，“很高兴见到你。”
他怎么知道我是谁？办公室进进出出很多人，没有人介绍我，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
“我很喜欢你写的东西。”他说，语气却出卖了他，他从未读过我写的只言片语，事实上他也不介意被我看穿。
“谢谢。”我说。
“我听说了你目前负责的项目，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他是在故意讽刺我吗？即使他嘴上这么说，无聊还是写在了他的脸上。
我露出一个微笑：“我很期待与您合作。”
“那会很有趣。”他说。
但事实上从未有趣过。
我们经常打电话，也见过五六次面，主要是在办公室或j＆a外面的庭院里（他有抽烟的习惯，有时会抽手工卷的雪茄，其他时候也抽l&b或里士满这种便宜货）。我听说霍桑住在埃塞克斯郡，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他从未谈论过自己的事，也不说他在警察局任职时的经历，绝口不提当年离职的经过。推荐他的监制告诉我，他曾破获过一些备受瞩目的大案，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我在谷歌上搜不到任何关于他的信息。显然他智商卓绝。虽然他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是作家，对我试图创作的系列剧兴趣索然，可每次我还没张嘴，他就总能构思出完美的剧情。《正义与否》开头的情节里还有一个例子：威廉姆·特拉韦尔为一个黑人男孩辩护，男孩被警察陷害盗窃勋章，他们声称在男孩的夹克里找到了赃物。但是勋章最近被清理过，检测男孩的口袋时，并没有测出氨基磺酸或氨——银器抛光过程中最常见的物质——这证明它没有在男孩的口袋里出现过。这完全是警察在栽赃嫁祸。
我不能否认他帮过我，但还是有点害怕见他。他总是直奔主题，几乎没空闲聊。你可能以为他会就某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天气、政府、福岛地震或是威廉王子的婚姻之类的。但是他除了就事论事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他喝咖啡（黑咖啡，两块方糖），也抽烟，但是和我在一起时从不吃东西，甚至连饼干都不吃。而且他总是穿同一身衣服。老实说，他每次出现，我就像是在看他的同一张照片。他就像照片一样一成不变。
然而，有趣之处在于，他似乎知道我的很多事。我前一天晚上出去喝酒了。我的助手生病了。我整个周末都在写作。我都不需要告诉他这些事情。是他告诉我的！我以前还疑惑他是否一直在和办公室里的人聊天，可他似乎都只是随口一提，无心之举。我从未搞懂过他。
我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给他看了剧本的第二稿。通常我会在剧本拍摄前润色十几稿。我会从制片人、广播公司（这次是独立电视台）或是我的经纪人那里要到剧本笔记，之后还会征求导演和演员的意见。这是一个协作过程，尽管有时这会让我不堪重负。这磨人的剧本就不能顺利一回吗？但是它修改了这么多次，我感觉项目正在向前推进，每一稿都比上一稿更加完善。这一过程必定包含一定的付出与收获，在剧本定稿的那一天，每个参与过的人都是在努力让剧本变得更加完善。想到这些，我倍感欣慰。
霍桑不明白这一点。一旦他确定什么是错的，事无大小，他都不会让步，就像砖头砌成的围墙一样坚固。我写过一个场景，我的警探和上级长官见面，一位总警司，就在那位动物保护活动家的尸体在偏远的农场被发现之后不久。总警司请他坐下，警探回答说：“长官，如果您不介意，我站着就好。”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我只是在试图表现主人公是一个敢于挑战权威的人，但霍桑一点儿都不买账。
“这种事不会发生，”他断然否定。我们当时正坐在星巴克外面——我忘记具体位置了——我们之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剧本。像往常一样，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他在抽最后一支烟，把空烟盒当作烟灰缸。
“为什么不会？”
“因为长官叫你坐下，你就得坐下。”
“他确实坐下了。”
“是的，但是他先交涉了一番。该死，这有什么意义？他只是在出洋相。”
霍桑爱说脏话，顺便说一句，如果我要一字一句地复述他的话，每隔一行就得写一个f开头的单词。
我试图解释。“演员们会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我说，“这只是一个细节，它引出了场景，但它是暗示两个人如何相处的关键线索。”
“但这不真实，托尼。那就是一堆废话。”
我试图向他解释，真相有很多种，荧幕真相可能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联。我说，我们对警察、医生、护士，甚至是罪犯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们荧幕形象的启发，而不是反过来。但是霍桑下定了决心。他曾帮助我完善过剧本，但现在他正在阅读的内容让他无法信服，所以他不喜欢。每一个涉及警察的细节和场景我们都在争论。他只能看到文书工作、制服、角铁灯，无法走进这个故事。
五集剧本终于完结交稿后，我长舒了一口气，我终于再也不用和他打交道了。若是有其他疑问，我会请制作团队直接给他发邮件。我们在萨福克郡和伦敦拍摄了这部剧。侦探角色（也就是警探）是由出色的演员查理·克里德·迈尔斯扮演的。有趣的是，单看外形，他和霍桑很是相像。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霍桑让我很不爽，我故意把他的诸多阴暗面融入了这一角色。我还给这个角色起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名字。无论是丹尼尔还是改名后的马克——都是《圣经》中的人物。我把霍桑这个姓改成了温伯恩。我经常会在作品中融入这些小设计。第四集结束时我让他领了便当，然后忍不住得意地笑了。
我很好奇他想干什么，但与此同时，那天下午我去咖啡厅赴约途中漫步的时候，又隐约有些担忧。霍桑不属于我的世界，坦白说，我那时并不需要他帮我看剧本。不过我也没有吃午餐，碰巧j＆a店里供应美味绝伦的蛋糕。店家在一条小巷里，要从克拉肯韦尔路过去。因为店铺位置隐蔽，通常生意不会红火到忙不过来。霍桑在店外等我，坐在一张桌子旁，点了一杯咖啡，抽着烟。他还穿着我上次见他时穿的那身衣服，一模一样的西装、领带和大衣。我到的时候他正抬起头，冲我点头致意——这就是我能得到的全部问候。
“剧本写得怎么样了？”他问。
“主创和剧组放映会你该来看看的。”我寒暄道。我们包下了伦敦的一家酒店，播放了前两集。霍桑收到了邀请。
“我很忙。”他回答说。
一名女侍者出来，我点了一杯茶和一块维多利亚海绵蛋糕。我知道我不应该贪嘴，但你试试看每天独自待八个小时。我曾经试过每写完一章就抽一支烟，但三十年前就戒了。蛋糕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怎么样？”我问他。
他耸了耸肩。“没什么可抱怨的。”他看了我一眼，“你去乡下了？”
碰巧的是，当天早上我刚从萨福克郡回来。我和妻子去那里待了几天。
“是的。”我警惕地说。
“你又收养了一只小狗！”
我好奇地盯着他。这绝对是他的专长。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离开过伦敦，也没有在推特上发过相关的消息。至于小狗，是我邻居养的。他们不在家，我们一直在照顾它。“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只是些有根据的猜测。”他轻描淡写地忽略了我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帮助我。”
“怎么帮？”
“我想让你写我。”
每次见到他，霍桑总是有办法让我大吃一惊。和大部分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数。我们建立一段关系，慢慢地了解彼此，然后或多或少会定下相处的规则。但是和霍桑打交道却不是这样。他身上有种不同寻常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特点。就在我以为自己摸清了聊天的走向时，他却出其不意地证明我错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解道。
“我要你写一本关于我的书。”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钱。”
“你想花钱雇我？”
“不是，我想过，之后收益我们五五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