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是那种天光近乎泛白，暖意融融的日子；刚过十一点，黛安娜·考珀穿过富勒姆路，走进了一家殡仪馆。
黛安娜身材娇小，气质干练。她的眼神、修剪过的发型，还有走路的姿势，无一不透露着一股坚定。如果你大老远看见她走来，你的第一反应会是退到一边，给她让路。然而，她并不惹人讨厌。她已是花甲之年，长着一张颇有亲和力的圆脸，一身名牌服饰，灰白风衣微敞，露出里面的粉红色针织衫和灰色裙子。她脖子上戴着一条沉甸甸的宝石项链，这条项链也许价格不菲，手上那几枚钻戒无疑货真价实。在富勒姆和南肯辛顿大街上，时常能看见像她这样的女人，正在前往美术馆或午餐赴约的路上。
那家殡仪馆名叫“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开在排屋的尽头，门脸和建筑一侧用古雅的字体漆着招牌，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都能注意到它。为了防止两处招牌的字连上，正门上方挂了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钟表，指针已经不走了，停在约莫晚上十一点五十九分的位置，差一分钟就到子夜。招牌下方，同样漆了两行小字，道出殡仪馆的历史——独立殡葬业务承接：家族企业，始于一八二〇年。临街的一面有三扇窗户，其中两扇挂着窗帘，最后那扇橱窗内摆着一本摊开的书本雕塑，由大理石雕刻而成，上面镌刻着一句名言：悲伤降临时，从不形单影只，而是气势汹汹。店铺的所有木材，无论是窗框、门脸，还是大门，都漆成了深蓝色，接近黑色。
考珀太太推开大门，旧式的弹簧装置触发，一声清脆的门铃声响起。门口就是一片小小的接待区，里面摆着两张沙发、一张矮桌和几层书架，书籍散发着无人问津的悲伤气质。一截楼梯通向其他楼层，前面是一条狭长的走廊。
眨眼的工夫，一个女人露面了。她身材结实，顺着她粗壮的双腿可以看到一双黑色的皮鞋，她正向楼下走来，脸上挂着礼貌亲切的微笑。那微笑昭示着她处理的生意虽然棘手、令人痛苦，但她会用专业的态度冷静而高效地办好。她叫艾琳·劳斯，是丧葬承接人罗伯特·康沃利斯的私人助理，同时也担任接待员。
“早上好，您需要帮忙吗？”她问道。
“对。我想安排一场葬礼。”
“您是代表死者前来吗？”她用的是“死”这个字，很直白。不是“过世”，也不是“已故”。直言不讳是她的一个职业习惯，接受大限已至的事实，反而能让死者的亲朋好友减轻一些悲痛。
“不是，”考珀太太回答说，“是替我自己。”
“我明白了。”艾琳·劳斯眼睛都没眨一下。她为什么要惊讶呢？人们亲自为自己安排葬礼的情形并不少见。“您有预约吗？”她问道。
“没有，我不知道需要预约。”
“我去看看康沃利斯先生是否有空，请稍坐片刻。您想喝茶还是咖啡？”
“不了，谢谢。”
戴安娜·考珀坐下来。艾琳·劳斯的身影消失在走廊深处，几分钟后，她再次出现，跟在一个男人的身后，男人的形象完美地符合人们对殡仪馆馆长的印象，仿佛是在扮演这一角色。当然，还有那身标志性的着装：深色西装搭配暮气沉沉的领带。他的站姿似乎在暗示，他为必须出现在这里而感到抱歉。他的双手交叠，像是在深表遗憾。他的脸皱巴巴的，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在秃顶边缘试探的稀疏头发和仿佛试验失败的络腮胡更添几分凄惨。他戴着一副有色眼镜，镜架滑到了鼻梁上，不只是框住眼睛，还遮住了它们。他看起来四十岁左右，脸上挂着微笑。
“早上好，”他说，“我叫罗伯特·康沃利斯。您希望与我们讨论一下葬礼的安排吗？”
“是的。”
“有人给您提供咖啡或茶水了吗？请这边走。”
新来的客人被领着穿过走廊，来到尽头的一个房间，这里和接待区一样装修得很不起眼。唯一的区别是，书架上摆的不是书，而是文件夹和小册子。如果打开它们，你会看见不同式样的棺材、灵车（传统的或马拉的）图片，还有价目表。如果您倾心火葬的话，两排架子上还陈列着骨灰盒。两把扶手椅面对面摆放在一起，旁边各有一张小桌子。康沃利斯坐在其中一把扶手椅上，取出一支万宝龙钢笔，放在记事本上。
“葬礼是为你自己准备的？”他开门见山地说。
“是的。”考珀太太的语速忽然变得轻快起来，想要直奔主题，“细节我已经考虑过了，您应该没有意见吧。”
“恰恰相反，客户的个人要求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如今，提前规划好的葬礼——您也可以称之为定制葬礼或是主题葬礼，几乎可以说是我们的主要业务。满足客户的需求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在这里讨论结束后，假设您接受我们的条款，我们将为您提供一张完整的发票和约定条款的明细。您的亲朋好友只需要前来参加葬礼就行，什么都不用操心。根据我们的经验，我可以向您保证，当他们得知一切事宜已完全按照您的意愿安排妥当时会倍感安慰的。”
考珀太太点点头。“好极了。好吧，让我们开始吧，可以吗？”她调整了一下呼吸，“我想要在纸板棺材里下葬。”
康沃利斯正要记录第一条内容，却停下了笔，笔尖悬在纸的上方。“如果您在考虑环保葬礼，我会建议您使用再生木材，甚至可以选择龙爪柳枝，而不是纸板。有些情况下，纸板……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他谨慎地措辞，给自己的表达留下各种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柳藤的价格不会更高，却更具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