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无法把一首歌从脑海里驱逐出去，当那歌是电梯音乐而你的大脑是电梯，当它像小数点，或是一只不好吃的墨西哥卷饼一样没完没了地出现，其实是有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况的。这叫作你长了耳虫，而它迟早会消失。只是，在它消失前，哦，它会一直萦绕不去。
卡洛琳的奥斯克·迈尔广告歌在我的脑海里坚持不懈地回响着。纽约地铁拥挤而嘈杂，我知道这不是什么稀奇事儿，直到宾州火车站下了不少人以后，我才在乘客稀少的车厢里找到座位。我试图去读车上的广告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是甚至连齐茨莫尔医生保证改善我肤色的广告也不能把奥斯克·迈尔威尔香肠的段子从我脑海里扼杀掉。
我在第七十二街下车，我不能说这是完全的巧合，站在木瓜王的小摊前，点了两个热狗香肠来当晚餐。
我回到家听了会儿音乐，没有用，然后又试着看了会儿电视，也没有用。然后我拿起一本书来读，是比尔·布莱森写的他在澳大利亚的冒险记，我不断看到如果我不是一个人独自在公寓里，就会大声朗读的段落。我接着又读了一会儿，时而被书逗笑，时而会意点头，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那只耳虫在我的潜意识中挖着洞。
我尝试记起其他广告歌，甚至包括我记得的最惹人烦的。这么做似乎很危险，万一用来治愈的歌比原本要驱逐出去的歌在脑子里留得更久呢？我试着去想百事可乐的广告曲，那仅仅只是童年时的记忆（百事可乐，让人满意，两大高杯，真是不少），我的脑海里很快就陷入了类似的拙劣模仿（基督教命，让人满意，十二使徒，真是不少）。然后思绪又绕回到那些使徒勺、巴顿·格威内特和克洛伊·米勒上，我思考了一会儿，担忧了一会儿，而这一切都在奥斯克·迈尔的曲子下进行，陪伴着我的各种沉思，比夏天的感冒更加难缠。
我脱下衣服去冲了个澡。带着布莱森的书和一杯洋甘菊茶钻进被窝，一边喝茶一边读书。当我合上书，关上灯时，我的耳虫仍在努力唱着。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掌握着宇宙的秘密，所以开始把每一个字都冥想咀嚼一番，想着想着，我便睡去了。
醒来时，耳虫终于消失了。
我十点左右打开了书店的门，在为拉菲兹做完例行家务后（即给它舀出猫粮，为它的水盘换上清水，还有冲掉马桶），把特价桌子拖到街上。当我回到店里时电话正响着。
打电话的是雷。“我十分钟前刚打了电话，”他说，“你没有接。”
“我那时还不在这里。”
“我也是这么猜的。你知道吗，昨天很晚的时候我差点儿打电话给你。”
“我那时也不在这里。”
“在家里。”
“嗯，如果你打到家里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打得晚了，我不能说我会欢迎你的来电。我昨晚为了不再听到一个嗡嗡作响的耳虫而早早上床睡觉了。”
“这可算是个事儿，伯尼。人本应掌握自己的生命，结果我们遇到的不是皮肤病，就是飞过鼻子的蜜蜂，要么就是耳朵里长了虫子。你在哪里感染了虫子？”
“其实，”我说，“是卡洛琳给我的。”
“那个小个子？我倒不意外，瞧她去的那些地方和厮混的那些人。你看医生了吗？”
“我现在好多了，雷。”
“你确定？像那样的东西，如果没治好它又回来了——”
天啊。“我会采取措施，”我向他保证，“你说你昨天晚上想要打电话给我。是什么事呢？”
“我脑子里有个疙瘩，怎么也不能让我不去想它。”
“我有时也有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疙瘩来自你提到的一件事儿。”
“哦？”
“或者是你没提到的。就是这个奥斯特迈尔的案子，它甚至已经不再被定为他杀案件，因为你不能对一颗花生做什么起诉。”
“如果是火腿三明治，”我说，“就大不相同了。我说什么了？”
“入侵者。”
“啊？”
“就是你上次去看得出的结论，”他说，“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你上次的推论，因为它很有帮助，你说的是当盗贼闯进去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已经死了。”
“嗯，对我来说现场看上去的确是这样，雷，但是——”
“不，现场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你把它挑明了说出来。她回到家，倒地而死，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来了。那个入侵者。”
“所以？”
“就是你对他的叫法，伯尼。入侵者。”
“嗯，”我说，“他确实是入侵他宅，不是吗？”
“你从来没把他叫成一个贼。而且这也不是一个你以前从没听说过的词儿，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本人就是其中一位。”
“我是一直叫他入侵者吗？”
“一直都是。”
“而且一直都没把他说成是贼。”
“一次也没有，伯尼。”
我看了看拉菲兹，它一直在盯着某个人类肉眼看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准备向这个东西扑过去。
“一定是我无意识中说的。”我说。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把这茬儿忘了呢？”
“那倒不是，因为它一定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雷，我想我只是不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盗贼。”
“因为他有钥匙。”
“有些时候，”我说，“我也是有钥匙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次是不同的。”
“那些散落在尸体周围的小件物品。”
“银制打火机，象牙制的中国人小雕像，还有其他的小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