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卡尔德伦打电话请病假。又过了一天，穿伐木工夹克的男人跟踪我进出戒酒会活动，警告我别追查金·达吉南的事情。
电话响了，是钱斯。前台有他打过电话的留言，但他显然没耐心等我打回去找他。
“问一声而已，”他说，“有什么进展吗？”
“肯定有，因为昨晚有人威胁我。”
“什么样的威胁？”
“一个男人叫我别找麻烦。”
“你确定和金有关？”
“确定。”
“你认识那男人？”
“不认识。”
“你打算干什么？”
我大笑。“我打算自找麻烦，”我说，“去伍德赛德。”
“伍德赛德？”
“对，在皇后区。”
“我知道伍德赛德在哪儿，哥们儿。伍德赛德怎么了？”
我决定不告诉他详细情况。“多半什么都没有，”我说，“我也希望能少跑这一趟，但我做不到。金有个男朋友。”
“在伍德赛德？”
“不，伍德赛德是因为其他事，但她百分之百有个男朋友。他买了一件貂皮夹克送给她。”
钱斯叹了口气：“我说过了，那是染色兔皮。”
“我知道那件染色兔皮的，就挂在她衣柜里。”
“所以？”
“她还有一件短夹克，养殖貂皮。我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她穿的就是这件，她去银河都会酒店送命时穿的也是这件。它在警察广场一号的保管箱里。”
“它在那儿干什么？”
“它是证据。”
“什么的证据？”
“天晓得。我找到这东西，追查它的来路，和把它卖给金的人谈了谈。记录中的买家是她，单据上写的是她的名字，但有个男人陪着她，从口袋里摸出现金付账。”
“多少钱？”
“两千五。”
他想了想。“有可能是她私藏的水费，”他说，“很容易的，一周几百块，你知道的，她们肯定会私藏一点。我不会发现。”
“钱斯，付钱的是那个男人。”
“也许金把钱给他，让他付账。就好像女人在餐馆里把钱塞给男人，让男人去买单，免得面子上过不去。”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肯接受她还有个男朋友呢？”
“妈的，”他说，“我根本不在乎，事实上该怎样就怎样，我只是没法相信，就这么简单。”
我没逼问下去。
“有可能是嫖客，而不是男朋友。有时候嫖客会希望能假装他是个什么特殊朋友，他不需要花钱，他情愿给她礼物，而不是现金。也许他只是个嫖客，而她敲了他一件毛皮夹克。”
“有可能。”
“你认为他是她男朋友？”
“对，我就这么认为。”
“而他杀了金？”
“我不知道金是谁杀的。”
“而杀死她的凶手想让你扔下这件事别管。”
“我不确定，”我说，“也许杀人和男朋友毫无关系，也许是个变态佬，而警察正好希望能这么结案，也许男朋友只是不想被拖进任何调查。”
“他和事情无关，想置身事外。你是这个意思？”
“差不离吧。”
“我说不准，哥们儿，也许你确实该放手。”
“放弃调查？”
“也许你应该。有人警告你，妈的，你不想因此被干掉吧。”
“不想，”我说，“当然不想。”
“那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我想搭地铁去皇后区。”
“伍德赛德。”
“对。”
“我可以把车开过来，送你一程。”
“我不介意坐地铁。”
“开车比较快。我可以戴上司机的帽子，你可以坐后排。”
“下次再说吧。”
“随你便，”他说，“回来了打个电话？”
“行。”
最后我搭法拉盛线到罗斯福大道和五十二街路口的车站下车。列车离开曼哈顿后开出地面。我险些错过站点，因为很难搞清楚我到底在哪儿。候车站台上的标牌被涂鸦弄得一塌糊涂，而涂鸦本身也完全无从分辨在说什么。
我走下一段不锈钢楼梯，回到街面上。我打开便携地图，搞清楚方向，然后走向巴奈特大道。没走多久，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伍德赛德会有一幢西班牙裔聚居的寄宿公寓楼。这儿已经不是爱尔兰人社区了。高架轨道的阴影底下还能零散看见几个名叫“翡翠酒馆”或“三叶草”之类的地方，但大多数标牌是西班牙语，大多数商铺已经变成bodega。塔拉旅行社的橱窗海报在兜售去波哥大和加拉加斯的包机航班。
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的寄宿公寓是一幢黑乎乎的两层框架式房屋，带一个前门廊。门廊上有五六把塑料草坪躺椅，还倒放着一个装橙子的板条箱，上面搁着报纸杂志。躺椅上没人，我并不觉得奇怪。天气太凉，不适合坐在门廊上消磨时间。
我按门铃，没人出来。我听见里面有人交谈，还有几台收音机在响。我继续按门铃，一个非常壮实的矮个子中年女人出来开门。“sí(什么事)？”她问，像是在期待什么。
“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我说。
“noestaquí(他不在这儿)。”
我第一次打电话时接电话的也许就是她。事实上很难分辨，而我也不怎么在乎。我站在那儿，隔着纱门和她交谈，我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掺在一块儿说，努力让她明白我的意思。说了几句，她转身走开，带着一个高个子男人回来，他面颊凹陷，小胡子剪得整整齐齐。他会说英语，我说我想看一看卡尔德伦的房间。
但卡尔德伦不在，他告诉我。
“nomeimporta(我不在乎)。”我说。我反正就是想看看他的房间。但没什么可看的，他答道，觉得很困惑。卡尔德伦不在房间里，我去看他的房间能有什么用处呢？
他们并不拒绝配合，他们甚至不是特别不情愿配合，他们只是不明白有什么意义。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想要摆脱我——更确切地说，摆脱我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我看卡尔德伦的房间，于是他们领我去看。我跟着中年女人走进一条走廊，经过厨房，爬上楼梯，走过又一条走廊。她没敲门就直接打开一扇门，让到一旁，打个手势，请我进去。
地板上铺着油毡地毯，铁管床架上摆着一个光秃秃的床垫，有个金色枫木的抽屉柜，小写字台前有一把折叠椅。房间对面的窗口有一张靠背沙发椅，沙发套上印着花朵图案。抽屉柜上有一盏带花格纸灯罩的台灯，天花板中央的灯座上有两个无遮掩的灯泡。
就这么多东西。
“entiendeustedahora？noestaquí。(您现在满意了？他不在这儿。)”
我自动自发、有条不紊地检查这个房间。它真是不可能更空无一物了。小壁橱里只有两个铁丝衣架，金色柜子的几个抽屉和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全都空空如也，连边边角角都擦得一干二净。
面颊凹陷的男人充当翻译，我勉强盘问了中年女人。无论用什么语言问话，她都算不上情报的宝藏。她不知道卡尔德伦什么时候离开的，她估计是星期天或星期一。星期一她来这个房间打扫卫生，发现卡尔德伦清空了所有物品，没留下任何东西。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意味着他退租了。他和其他房客一样，也是每周付租金的。他的租金其实还够住两天的，但他显然找到了其他去处，不，他不告而别并不稀奇。经常有房客这么做，就算没有拖欠租金也一样。她和她女儿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现在已经准备好租给别人了。房间不会闲置太久。她这儿的房间从来不会闲置太久。
卡尔德伦是个好房客吗？当然，最好的那种，但她和她的房客一向没有矛盾。她只租给哥伦比亚人、巴拿马人和厄瓜多尔人，她和他们从来没有过任何矛盾。有时候移民局找麻烦，他们不得不突然离开。也许卡尔德伦就是因为这个才悄悄溜走的，但这和她毫无关系。她只知道打扫房间，然后租给下一位客人。
移民局不可能找卡尔德伦的麻烦，这个我很清楚。他不是非法移民，否则就不可能在银河酒店工作了。一家大饭店不可能雇用没有绿卡的外国佬。
他忽然溜走肯定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
我花了一个小时找其他房客问话，综合得出的卡尔德伦的形象也没什么帮助。他是个安静的年轻人，不喜欢和别人来往。他的工作时间摆在那儿，因此其他房客在家的时候，他往往正在上班。据众人所知，他没有女朋友。他在巴奈特大道住了八个月，没有过任何访客，无论男女，他也很少接到电话。搬到巴奈特大道来之前，他住在纽约的其他什么地方，但没人知道他先前的住址，甚至不知道那儿在不在皇后区。
他嗑药吗？无论我问谁，他们都被话里的意思吓住了。我猜那位胖胖的女房东管理得相当严格。她的房客都有固定工作，过着体面的生活。有个房客向我保证，就算卡尔德伦抽大麻，也绝对不会在房间里抽，否则女房东肯定会闻到，然后请他搬出去。
“也许他就是想家了，”一个黑眼睛的年轻男人猜测，“也许他飞回卡塔赫纳去了。”
“他从那儿来？”
“他是哥伦比亚人，我记得他说过是卡塔赫纳。”
我花了一个小时，只知道了这么多：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来自卡塔赫纳。然而即便是这一点，也没人敢说一定是真的。
警察广场一号：位于曼哈顿公园街，靠近纽约市政厅和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市警察局的总部。
西班牙语：我听不懂。
塔维奥：奥克塔维奥的昵称。
西班牙语：杂货店，尤其是带小酒吧的杂货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