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星期二主要奉献给一场狩猎，主题是追踪毛皮。
事情始于做梦与清醒之间的那种朦胧状态。我从梦中醒来，又打起瞌睡，发现自己在大脑里回放我和金在阿姆斯特朗酒馆见面的录像。刚开始是一段虚假记忆，我见到她从芝加哥搭长途车来纽约时的样子，一只手拎着廉价手提箱，牛仔上衣紧紧地包着肩膀。然后她坐在我的桌前，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她把玩着毛皮夹克颈部的搭扣，指环闪闪发亮。她说这是养殖貂皮，但她情愿用它换她来纽约时穿的那件牛仔上衣。
这个镜头播放结束，我的意识转向其他东西。我回到了哈莱姆的那条小巷里，但此刻袭击我的劫匪需要帮助。罗亚尔·沃尔德隆和昨晚的信使左右夹击他。我脑海里有意识的那部分想把他们赶出去，也许是为了平衡一下胜负的概率，这时一点明悟对我尖叫，我猛地把两条腿放下地，人在床上坐了起来，梦中景象连滚带爬缩回它们在我脑海里躲藏的角落。
那是另一件外套。
我冲澡，刮脸，离开旅馆。我先坐上出租车去金的公寓楼，再次查看她的衣柜。那件兔皮大衣，钱斯买给她的染色兔皮大衣，并不是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馆见过的那一件。这件比较长，比较蓬松，颈部不用搭扣固定。这不是她那天穿的衣服，不是她声称的养殖貂皮，不是她想用来换旧上衣的那件毛皮外套。
我翻遍公寓，也没找到我记忆中的那件衣服。
我又坐上出租车去北中城分局。德金不当班。我请另一位警察打电话到他家里，终于再次非正式地看到案卷，对，从银河酒店客房查获的物品清单里有一件毛皮外套。我翻看案卷里的照片，却没有找到那件衣服。
我搭地铁去下城区的警察广场一号，又找了几个人沟通，等待我的请求经过某些渠道的批准，绕过另一些有可能的障碍。我被领进一间办公室，但我要见的人出去吃午饭了。我身边带着戒酒会指南，发现不到一个街区之外的圣安德烈教堂就有一场活动，于是我去那儿消磨了一个小时。散会后我在路边摊买了个三明治，站着吃完。
我回到警察广场一号，总算捞到机会查看金遇害时带在身边的那件毛皮外套。我没法发誓说它就是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馆见过的那件，但看上去确实符合我的记忆。我轻轻抚摸奢华的毛皮，努力重播今早我脑海里播放的录像带，似乎完全对得上。这件毛皮夹克的长度和色泽都符合记忆，而且喉咙口有个搭扣，她曾经用涂过指甲油的手指摆弄它。
缝在内衬上的标签说这是真正的养殖貂皮，制造商名叫阿尔文·塔南鲍姆。
塔南鲍姆公司在西二十九街一幢通层办公楼的三楼，此处位于毛皮贸易区域的正中心。假如我能带着金的毛皮夹克过去，事情会简单得多，然而无论通过官方还是非官方的渠道，纽约警局的配合毕竟也有限度。我向他们描述那件衣服，却没什么用处，于是我描述金的外貌。他们查看销售记录，发现金·达吉南六周前购买了一件貂皮外套，单据帮我们找出了当时的销售员，他记得那次交易。
销售员是个圆脸秃头的男人，厚厚的镜片背后是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他说：“姑娘个子很高，非常漂亮。说起来，我在报纸上见到那个名字，觉得有点印象，但没多想为什么。真可怕，多漂亮的姑娘啊。”
他记得有一位先生陪着她，付账的是那位先生。他记得很清楚，付的是现金。不，没什么不寻常的，尤其是在毛皮行业里。他们的柜台零售交易本来就比例很小，大部分主顾不是服装业人士就是认识业内人士，当然了，任何人都可以从街上拐进店里，买走任何一件衣服。但绝大多数交易是用现金完成的，因为主顾通常不愿等待支票兑付。另一方面，毛皮往往是送给所谓高档朋友的高档礼物，不存在交易记录会让主顾更加高兴。因此他用现金付款，因此单据上写的不是买家的名字，而是金·达吉南。
含税总额将近两千五。随身携带这么多钱比较罕见，但不算闻所未闻。没多久以前，我本人身上就有差不多这个数目。
他能形容一下那位先生吗？销售员叹了口气。形容那位女士要容易得多，他解释道。她的样子现在就浮现在眼前，金色发辫盘在头上，双眼的蓝色惊心动魄。她试了几件衣服，她穿毛皮显得很优雅，但那位先生——
他估计那位先生三十八或四十岁。根据他的记忆，高矮之间他接近高，但没那姑娘高。
“非常抱歉，”他说，“我对他有个印象，但描述不出来。要是他身穿毛皮衣服，我能告诉你的肯定比你想知道的还要多，只可惜他——”
“他穿什么？”
“应该是正装，但我记不清了。他属于习惯穿正装的那种男人，但我不记得他具体穿什么。”
“如果再次见到他，你还能认出来吗？”
“要是在街上和他擦身而过，我连想都不会多想一下。”
“要是有人把他指给你看呢？”
“倒是有可能认出来。你说的是指认嫌犯吗？嗯，我觉得可以。”
我说他也许比他认为的记得更清楚。我问他那男人的职业。
“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他做哪一行？”
“你的印象，”我说，“机修师？股票经纪人？骑术演员？”
“哦，”他说，沉思片刻，“也许是会计。”
“会计？”
“诸如此类的。税务律师，会计。我只是在玩猜谜游戏，你明白——”
“我明白。国籍呢？”
“美国。你指什么？”
“英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
“哦，”他说，“我明白了，接着猜。要我说，有可能是犹太人，有可能是意大利人，有可能是黑皮肤的地中海国家人。因为她的皮肤太白了，你明白吗？对比鲜明。我不确定他的皮肤黑不黑，但肯定有对比。有可能是希腊人，有可能是西班牙人。”
“上过大学吗？”
“他又不会给我看毕业证书。”
“不是这个，他肯定说过话，对你或者对她。他听着像上过大学的还是像混街头的？”
“他听着不像混街头的。他是一位绅士，很有教养。”
“结婚了？”
“不是和她。”
“和其他人？”
“他们不都是这样吗？没结婚就用不着买貂皮送女朋友了。他说不定还买了一件送老婆，哄她高兴。”
“他戴结婚戒指吗？”
“我不记得有没有戒指，”他摸了摸他的金戒指，“也许戴了，也许没戴，实在想不起来了。”
他记得的并不多，我从他嘴里撬出来的印象也很可疑。它们有可能靠得住，但同样有可能来自潜意识的驱动，向我提供他认为我想要的答案。我可以继续问下去：“很好，你不记得他穿什么鞋，但他这样的男人有可能穿什么鞋呢？高帮皮靴？一脚蹬便鞋？科尔多瓦皮鞋？阿迪达斯？还是什么？”然而再问下去，我会到达和越过效用递减点。我对他说谢谢，转身离开。
这幢楼底层有家咖啡馆，其实只是一张长台、一排高脚凳和一个外卖窗口。我坐在那儿喝咖啡，盘点我得到的情报。
毫无疑问，她有个男朋友。有人为她买下那件毛皮外套，用百元大钞付账，没在交易中留下姓名。
这个男朋友有大砍刀吗？有个问题我没问那位毛皮销售员——“好吧，运用你的想象力。想象这个男人和那位金发女郎在旅馆房间里。假设他想砍死她，他会用什么？斧子？军刀？大砍刀？说说你的印象。”
好吧。他是个会计，对吧？他多半会用笔。超细针管笔，在他手里和武士手里的利刃一样致命。唰唰，受死吧婊子。
咖啡不怎么好，但我还是点了第二杯。我交叉手指，低头看着双手。问题摆在面前，我的手指相互吻合得挺好，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能对得上了。什么样的会计会忽然发狂，操起大砍刀杀人？没错，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这么爆发，但这场爆发奇异地经过精心策划，凶手用假名在旅馆订房间，血案现场没留下任何线索可供查证凶手的身份。
听上去像不像买毛皮外套的那个男人呢？
我喝了一小口咖啡，觉得并不像。这位男朋友给我的印象并不符合昨晚散会后我收到的口信。穿伐木工夹克的男人肯定是打手，百分之百，毋庸置疑，尽管他被派来仅仅是展示了一下力量。一位温文尔雅的会计能使唤那种打手吗？
恐怕不行。
那位男朋友和查尔斯·欧文·琼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假名，连中名都没忘记加上？起假名时用史密斯或琼斯当姓氏的人往往会用乔或约翰当名字。查尔斯·欧文·琼斯？
也许他就叫查尔斯·欧文斯。也许他开始写这个名字，写到一半忽然改了主意，扔掉欧文斯最后的“斯”，把“欧文”当作中名。说得通吗？
我的结论是说不通。
那个该死的前台职员。我忽然想到，警察显然没有认真盘问他。德金说他迷迷糊糊的，似乎是南美人，很可能听不太懂英语。但他被一家高档酒店雇用，所在的职位要和大众打交道，他的英语必须相当流畅才行。不，问题在于没人逼问他。假如有人像我盘问毛皮销售员那样盘问他，我觉得他肯定能说出点什么情况来。证人记住的事情往往比他们想象中更多。
为查尔斯·欧文·琼斯办理入住手续的前台职员叫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星期六他值晚班，从四点到午夜。星期天下午他打电话请了病假，昨天他又打了个电话，我去酒店逼问经理助理之前一小时左右他打了第三个电话。卡尔德伦还在生病，他要再休息一天，甚至更久。
我问他怎么了。经理助理叹了口气，摇摇头。“不知道，”他说，“你很难从这些人嘴里问出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来。每次他们想逃避了，英语会话能力就会忽然变得很差。你问什么他们都说nocomprendo，方便得很。”
“你是说你们雇用听不懂英语的前台职员？”
“不，当然不。卡尔德伦的英语很流利，电话是别人替他打的。”他又摇摇头，“塔维奥这个年轻人非常缺乏自信，我估计他以为请朋友打电话，我就没法在电话上吓唬他了。另一层意思当然是他太萎靡，没精神，无法从床上起来打电话。我估计他住的是寄宿公寓，电话装在走廊里。打电话的人的拉美口音比塔维奥重得多。”
“他昨天打过电话吗？”
“别人替他打的。”
“和今天是同一个人吗？”
“这个我就没法打包票了。西班牙裔的声音在电话里都一个样。两次都是男人打的。我觉得是同一个人，但我没法宣誓作证，再说是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时间想不到。星期天呢？卡尔德伦当时是自己打电话的吗？
“星期天我不在。”
“你有他的号码吗？”
“电话在走廊里响，我觉得他未必会出来接。”
“但我还是想要号码。”
他给了我号码，还有皇后区巴奈特大道的一个地址。我没听说过巴奈特大道，我问助理经理知不知道卡尔德伦住在皇后区的哪个区域。
“我对皇后区一无所知，”他说，“你不会要去那儿吧？”他说得像是去那儿需要护照和食物，饮水补给当然也不能忘，“因为我确定过上一两天塔维奥肯定会回来上班。”
“你为什么能确定？”
“这是一份好工作，”他说，“他不尽快回来就会丢掉工作。他自己肯定知道。”
“他的出勤记录怎么样？”
“不可能更好了。我确定他肯定是真的生病了，有可能是一染上就会倒下三天的什么病毒。现如今有很多病毒传来传去。”
我在银河酒店大堂找了个投币电话拨打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的号码。铃响了很久，九声或者十声，然后一个女人接了起来。我说我找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
“noestaquí。”她说。
我努力用西班牙语组织问题。esenfermo？他生病了吗？我不确定她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她虽然用西班牙语回答，但和我在纽约听惯了的波多黎各方言迥然不同，然后她尝试用英语迁就我，但她口音太重，词汇量又不足。noestaquí，她一遍又一遍说，这句我倒是毫不费力地听懂了。noestaquí。他不在这儿。
我回到我住的旅馆。房间里有一本纽约五大区的便携地图，我在皇后区索引里查找巴奈特大道，我翻到相应的地图页，上下左右搜寻，终于找到了。这条路在伍德赛德。我研究地图，琢磨爱尔兰社区为什么会有一家西班牙裔聚居的寄宿公寓。
巴奈特大道只有十一二个街区那么长，从四十三街向东延伸，到伍德赛德大道结束。搭地铁去有几个选择，我可以坐市营独立的e或f线，也可以坐irt的法拉盛线。
前提是我真的想跑这一趟。
我从我的房间里又打了一通电话过去。电话铃又响了很久，这次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我说：“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porfavor(请)。”
“momento(稍等)。”他说。我听见砰的一声，就好像他随手扔下听筒，听筒落下去撞在墙上。对面什么声音都没有，只能听见背景里调到某个拉美新闻台的收音机声。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挂断电话，他却回来了。
“noestaquí(他不在这儿)。”他说完就挂了电话，我没来得及用任何语言说任何话。
我再次翻开便携地图，琢磨有没有办法偷懒不用跑一趟伍德赛德。这会儿已经是高峰时间，要是现在出发，我必须一路站到目的地。再说我能有什么收获呢？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地铁车厢里，长途跋涉赶到伍德赛德，结果还是听他们当面对我说noestaquí(他不在这儿)。有什么意义呢？他有可能正在药物的帮助下度假，有可能真的生病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太可能从他嘴里问出任何东西来。就算我想方设法确实找到他，得到的奖励多半是nolose(我不知道)代替了noestaquí。我不知道，他不在这儿，我不知道，他不在这儿——
妈的。
星期六晚上，乔·德金对卡尔德伦做了后续问话，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我在向我能找到的所有内线和酒馆常客散播消息。也是那天夜里，我抢走一名劫匪的武器，而桑妮·亨德莱克斯就着伏特加和橙汁吞下一大把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