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我是搭出租车从莫顿街区到东十七街唐娜家的，此刻我继续搭出租车去三十七街金居住的公寓楼。付钱给司机的时候，我想到我还没去过银行存钱。明天是星期六，因此钱斯的钱要在我手里待一个周末。除非某个劫匪运气特别好。
我减轻了一点自己的负担，塞了五块钱给门童，换取金的公寓钥匙，还编故事说我是已故房客的代理人。为了这五块钱，他迫不及待地相信了我。我坐电梯上楼，自己开门进去。
警察彻底搜查过了这套公寓。我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也说不出他们有没有找到。德金给我看的案卷里的那张纸没说什么，不过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写下他想到的所有念头。
我无从知道勘查现场的警官有可能注意到了什么。说到这个，我甚至无法确定他们顺手牵羊拿走了什么。劫掠死者的警察一向存在，他们完全不把这种行为当回事，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未必特别不老实。
警察见过太多的死亡和惨事，为了能够继续面对这些东西，他们有必要将死者非人类化。我记得我第一次帮忙从廉价旅馆抬尸体出去时，死者死于呕血窒息，躺了几天才被发现。一位老巡警和我勉强把尸体塞进运尸袋，下楼路上那位老兄满不在乎地让袋子磕碰每一级台阶。他对待一袋马铃薯大概都更加用心。
我依然记得其他住客看我们的眼神。我也依然记得我的搭档如何翻遍死者的东西，找出他名下的那一丁点现金，仔细清点后和我平分。
我不想拿钱。“揣进你的口袋，”他对我说，“否则你以为这钱会去哪儿？总会有人拿走的，否则就归州政府了。纽约州政府要这四十四块干什么？揣进你的口袋，买块好香皂，把这个倒霉杂种的臭味从你手上洗掉。”
我把钱揣进口袋。后来，下楼时随意磕碰运尸袋的人变成了我，清点和瓜分死者财物的人也是我。
要我说，总有一天会循环回来，轮到我躺在运尸袋里。
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小时。我翻查抽屉和柜橱，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我没找到什么东西。就算她有个写满电话号码的小黑本，传说中应召女郎的存货清单，也有人先我一步找到了它。当然了，我并没有任何原因能认定她真有这么一个小黑本。伊莱恩有一个，但弗兰和唐娜都说她们没有。
我没找到毒品和吸毒用具，这个事实无法证明什么，本身也没有任何意义。警察会搜刮死者的钱，也会拿走他们的毒品。钱斯同样有可能把他能找到的违禁物品全都收起来。他说过金死后他来过一次这套公寓，然而我注意到他没动非洲面具。它们在墙上瞪着我，守护这个地盘，等待钱斯用下一个渴望一步登天的年轻妓女来代替金。
霍帕画展的海报依然挂在音响上方。它也会留给下一名房客吗？
她的痕迹遍布整套公寓。我呼吸着她的气息，打开梳妆台抽屉和柜橱，翻看她的衣物。她的床没收拾。我抬起床垫，查看底下。毫无疑问，在我之前的其他人也这么做过。我没发现任何东西，我松开手，让床垫落回原处，她的香水味从揉皱的床单里飘散开来，充满我的鼻孔。
我走进客厅，打开一个壁柜，发现了她的毛皮短夹克和其他外套与上衣，还有一个摆满葡萄酒和烈酒酒瓶的架子。一瓶五分之一加仑的野火鸡抓住了我的视线，我发誓我都能感受到高度数波本威士忌的醇厚味道，能感觉到它穿过喉咙的刺痛、它涌入胃部的灼热和它一直扩散到手指与脚趾的暖意了。我关上柜门，穿过房间，坐在沙发上。我不想喝酒，几个小时来根本没想到过喝酒，但一瓶烈酒就这么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回到卧室。她的珠宝盒摆在梳妆台上，我打开翻看。很多耳环、两条项链，一串看起来不是很真的珍珠。还有几条手链，其中有一条格外迷人，象牙质地，镶边材料像是黄金。一只俗气的毕业戒指，来自威斯康星州奥克莱尔的拉福莱特高中。戒指是金的，内侧印着14k的标记，有点分量，凭感觉就知道应该值点钱。
这些东西会归谁呢？她留在银河都会酒店的手包里有些现金，根据案卷里的记录所说，共计四百块和零钱若干，钱最后多半会送给她在威斯康星州的父母。但他们会飞过来认领她的大衣和套头衫吗？他们会拿走毛皮短上衣、高中毕业戒指和象牙手链吗？
我待了一段时间，做了些笔记，好不容易才走出大门而没有再次打开门口的壁柜。我乘电梯来到大堂，朝门童挥挥手，对刚进来的一名住户点点头，那是一位年长的女士，用镶莱茵石的皮绳牵着一条短毛狗。狗朝我汪汪叫，我第一次意识到金的小黑猫不知去向。我没有见到它的活动迹象，卫生间里也没有猫砂盆。肯定有谁带走了那只猫。
我在路口上了出租车，回到我住的旅馆，我在门口付车费时发现金的房门钥匙和我的零钱混在一起。我忘记把钥匙还给门童了，他也没想到问我要。
前台有我的一条留言。乔·德金打过电话，留下他在分局的号码。我打过去，得知他出去了，但还会回来。我留下我的姓名和号码。
我上楼回到房间里，气喘吁吁，疲惫不堪。我躺下，但这么躺着我完全无法休息，关不掉我脑袋里播放的磁带。我再次下楼，喝咖啡，吃芝士三明治和炸薯条。咖啡喝到第二杯，我从口袋里拿出唐娜·坎皮昂的诗。它里面有些东西想钻进我的脑海，但我找不到那究竟是什么。我又读了一遍。我不理解这首诗的含义，觉得它在试图表达某种字面上的意思。我感觉它的构成元素在朝我挤眼睛，想引起我的注意，可惜我大脑受损严重，难以心领神会。
我走向圣保罗教堂。发言者用随随便便的闲谈语气讲了个恐怖的故事。他的父母都死于酗酒，他父亲是急性胰腺炎，母亲酒后自杀；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死于疾病，另一个兄弟因为脑水肿住在州立医院。
“戒酒几个月后，”他说，“我听说酒精会杀死脑细胞，我担心我的大脑受损程度，于是我去找我的担保人，告诉他我在想什么。‘嗯，’他说，‘也许你已经有一定的脑损伤了。有这个可能性。但我问你，你记得今天明天的戒酒会活动在哪儿举办吗？你能毫不费力地找到路去那儿吗？’‘当然，’我说，‘这个我完全能做到。’‘那好，’他说，‘你现在需要的脑细胞都还活着。’”
我在场间休息时溜走。
旅馆前台又有一条德金的留言。我立刻打回去，但他又出去了。我留下我的姓名和号码，上楼回房间。我正在重读唐娜的诗，电话响了。
是德金。他说：“哎，马特，我只是想说希望昨晚我没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
“关于什么的？”
“呃，总体而言的，”他说，“这些烂事偶尔会压得我失去控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需要释放一下，喝个烂醉，嘴里跑跑火车。我没养成习惯，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这么来一下。”
“没问题。”
“绝大多数时候我热爱工作，但有些事情就是会让你失控，那些事没人愿意知道，隔一阵我就必须把这些毒素从我身体里清除出去。希望昨晚快结束的时候我没闹得太出格。”
我向他保证他没做什么错事。我不确定他昨晚的记忆到底有多清晰，他醉得足以失去记忆，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喝断片儿。也许他只是有点意识模糊，不确定我怎么看待他醉后吐的真言。
我想到比利的女房东对他说的话。“别想了，”我说，“主教也会有这种时候。”
“哈，这句话我要记下来。主教也会有这种时候。多半确实如此。”
“多半。”
“调查有什么进展？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很难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说起来还真有。”
“嗯？”
“我去了一趟银河都会酒店，”我说，“和一个经理助理谈了谈，他给我看了琼斯先生填写的登记卡。”
“著名的琼斯先生。”
“上面没有签名，名字是用印刷体写的。”
“猜得到。”
“我问我能不能翻一下过去几个月的登记卡，看有没有其他印刷体写的登记卡，像不像琼斯的笔迹，但他没有这个权限。”
“你可以塞给他几块钱嘛。”
“我试过了，他似乎都不明白我想干什么。但你本可以让他调出用印刷体填写的所有登记卡，他不肯帮我，因为我没有官方立场，然而假如是警察找他，他会高高兴兴地照办。”
他沉吟片刻，然后问我是否认为这条线索有前途。
“可能吧。”我说。
“你认为凶手以前住过这家酒店？用其他的名字？”
“有可能。”
“但未必是他的真名，否则他肯定会用草书签，而不是写得漂亮整洁。因此，假如我们运气特别好，确实有一张卡片等着被发现，而我们真的找到了，我们能得到的也只是某个龟孙子的另一个化名，我们不会比此刻更有可能查明他的身份。”
“既然说到这个，还有一件事你能帮我安排一下吗？”
“什么事？”
“请附近的其他旅馆核查，嗯，过去六个月到一年间的登记信息。”
“核查什么？印刷体写的登记卡？别逗了，马特，你知道这牵涉到多少小时的人工吗？”
“不是印刷体写的登记卡。请他们核查姓琼斯的客人。我说的是银河都会酒店这个价格范围内的现代大饭店，他们大多数和银河酒店一样，登记信息用电脑存档。他们只用五分钟或十分钟就能调出姓琼斯的所有登记信息，但前提是必须有个戴徽章的人请他们这么做。”
“这些资料有什么用呢？”
“然后调出相应的登记卡，寻找姓琼斯的客人，名字以c或co开头，然后对比字迹，看能不能在哪儿找到他的踪迹。假如能找到些什么，就看看顺藤摸瓜能查到什么。有了线索能干什么就不需要我告诉你了吧。”
他再次沉吟片刻。“我说不准，”他最后说，“听上去希望很渺茫。”
“多半如此。”
“我告诉你我怎么觉得吧。我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
“浪费不了太多时间，也没那么渺茫。乔，除非你脑子里已经结案了，否则肯定会这么做的。”
“这我就说不准了。”
“你当然是这么想的，你认为那是雇凶杀人或疯子作案。假如是雇凶杀人，你想结案了事，假如是疯子作案，你想等他下次动手再说。”
“我可不会这么过分。”
“你昨晚就有这么过分。”
“天哪，昨晚是昨晚，昨晚的事情我已经解释过了。”
“不，不是雇凶杀人，”我说，“也不是疯子随随便便选中了她。”
“你听上去很确定。”
“有理由地确定。”
“为什么？”
“受雇的凶手不会那么发疯。他攻击了她多少次？墨西哥砍刀，六十下？”
“我记得是六十六下。”
“那就是六十六。”
“再说也未必就是墨西哥砍刀，可能是类似墨西哥砍刀的某种凶器。”
“他扒光她的衣服，然后就那么宰杀了她，他把鲜血弄得满墙都是，饭店不得不重新粉刷房间。你听说过职业杀手会搞成这样吗？”
“谁知道一个皮条客会雇用什么样的禽兽呢？也许他命令那家伙把场面弄得难看一些，好好折磨她，杀鸡给猴看。谁知道他脑子里动什么念头呢？”
“然后他再雇我去调查。”
“我承认听上去很奇怪，马特，但是——”
“也不可能是疯子作案。是一个人发疯砍人没错，但不是变态佬在满足欲望。”
“你怎么知道？”
“他太小心了，签名时用印刷体，离开时带走脏毛巾。为了不留下任何物证，这个人费了很大的工夫。”
“我认为毛巾是他用来裹凶器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洗干净凶器后，可以把它放回原先的包里。或者，就算他想用毛巾裹刀，也应该用干净毛巾。他会带走他清洗身体时用的毛巾，肯定是为了避免它们被发现。毛巾有可能固定证据，例如毛发或血迹，他知道他会成为嫌犯，因为他知道存在某些东西把他和金联系在一起。”
“我们无法确定那些毛巾是用过的，马特，我们无法确定他有没有洗过澡。”
“他把她大卸八块，血溅得满墙都是，你觉得他会不洗干净直接走出去？”
“应该不会。”
“你会把湿毛巾当纪念品拿回家吗？不，他有必须这么做的理由。”
“好吧。”他停顿片刻，“但变态佬也有可能不想留下证据。你说凶手认识金，有理由想杀死她。这个你怎么可能确定呢？”
“否则他为什么叫她去酒店？”
“因为他在那儿等她，他和他可爱的大砍刀。”
“他为什么不带着他可爱的大砍刀去三十七街她的住处？”
“而是叫她上门服务？”
“对。我一整天都在找妓女谈话，她们并不喜欢上门服务，因为路上会花费时间。她们也会服务这样的嫖客，但通常会请来电者去她们家，向他们描述家里有多么舒服。金或许也这么说过，但凶手没有答应。”
“嗯，他已经结清了房费，也许是不想白花那笔钱。”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她家呢？”
他想了想。“她那儿有门童，”他说，“也许凶手不想和门童打交道。”
“但他必须穿过一整个酒店大堂，在登记卡上签字，和前台人员交谈。也许他不想和门童打交道是因为门童以前见过他，那样的话，门童会比一整个酒店更加危险。”
“马特，你这就是纯属瞎猜了。”
“我忍不住。一个人做了一大堆不合理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他认识那姑娘，而且有个人理由要杀死她。他也许情绪失常。头脑完全正常的人通常不会操起大砍刀发疯乱砍，然而凶手不仅仅是个随便挑选女人下手的变态佬。”
“那你认为是什么人？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