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转移？”
“也许他认为，当我们知道他雇了你，就会以为他肯定没杀人。”
“但你并不这么认为。”
“对。”
“你认为他真会这么想？”
“我怎么可能知道一个嗑药的黑鬼皮条客怎么想？”
“你认为他嗑药了？”
“他的钱总得有个去处吧，你说呢？不太可能是用来买乡村俱乐部的会员或者慈善舞会的包厢。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你认为存在他没有杀她的可能性吗？雇凶杀人也算在内。”
“我认为有一定的可能性。”
“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他雇了我。雇我不是为了转移视线，因为他身上本来就没视线。你自己说过你们不会继续盯着他，你打算撂下这个案子，去查别的事情。”
“但他未必知道。”
我没接这个话茬。“换个角度看，”我循循善诱，“假设我从没打过电话给你。”
“哪个电话？”
“刚开始的第一个电话。假设你不知道她打算脱离她的皮条客。”
“就算不从你这儿听说，我们也会从其他渠道知道。”
“哪儿？金已经死了，而钱斯不会主动来报告。我不确定世上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除了伊莱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牵扯进来，“我不认为你有可能知道，至少不会立刻知道。”
“所以？”
“所以，现在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案件？”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几乎喝空的酒杯，额头中央皱出了两道纵纹。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会觉得这是起什么案件？”
“就是你打电话前我们的看法。变态狂。说起来，你知道我们现在不能这么叫他们了吗？一年前局里出来一个强制规定，从今往后我们不能叫他们变态狂了，而是要叫edp。”
“edp是什么？”
“情绪失常人员。中央街某个浑球吃饱了没事干想出来的。城里的精神病多得连疯人院都关不下了，我们最关心的却是该怎么称呼他们。我们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不，我认为就是个变态狂，现代版本的开膛手杰克。他打电话召妓，请她进门，大卸八块。”
“假如真是个变态狂呢？”
“那你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你指望采集的某件物证能撞上大运。在这个案子里，指纹毫无用处，那是间人来人往的酒店客房，能采到一百万个潜指纹，根本无从查起。要是有个血手印就好了，你知道它肯定属于凶手，但我们的运气没那么好。”
“就算有——”
“就算有，单独一个指纹也无法说明任何问题，除非我们本来就有嫌犯。光靠一个指纹，你没法从华盛顿判定凶手的身份。他们总说迟早能做到，但——”
“这话已经说了好些年。”
“但美梦还没成真。以后也许会，但我再过六年就熬到头了，我要去亚利桑那。没有可供追查的物证，我猜我们只能等疯子再次犯案了。你会再碰到几起手法相同的案件，他迟早会搞出纰漏，被你抓住，然后你发现他和银河酒店的某几个潜指纹对得上，你就总算能立案了。”他喝光杯里的酒，“然后他认过失杀人罪，求轻判，顶多三年就能出来，到时候继续杀人，但我没兴趣再从头做一遍了。我向上帝发誓，我没兴趣再从头做一遍了。”
下一轮我请。先前是酒精激起他的义愤，让他觉得用皮条客的钱买酒喝很丢人，这会儿依然是酒精消解了他的情绪。他显然已经醉了，但你必须有经验才能发现。他眼神发直，整个神态都带着与之相配的呆滞。这是一场典型的酒鬼交谈，两个醉汉彬彬有礼地大声自言自语，而他尽责地扮演着他在其中的角色。
假如他喝一杯我也喝一杯，我就不可能注意到这些。然而我是清醒的，随着酒精逐渐控制住他，我感觉我和他之间的鸿沟越拉越远。
我竭力把交谈留在金·达吉南的话题上，但我做不到。他想谈纽约所有出了毛病的东西。
“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凑近我说，压低声音，就好像这会儿酒吧里除了我们和酒保还有其他人，“我告诉你到底为什么。是黑鬼。”
我没说话。
“还有西崽。黑人和西班牙裔。”
我说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理也不理。“你听着，别说话。”他说，“我认识一个人，我和他经常搭档办案，拉里·海恩斯是他的名字，也许你认识——”不，我不认识，“——他能有多好就有多好。我肯定把我的命托付给他。妈的，我已经把我的命托付给他了。他黑得像煤球，但无论局里还是局外，我都没见过比他更好的人。然而这和我说的事情没关系。”他用手背擦擦嘴。“你看，”他说，“你坐过地铁吗？”
“非坐不可的时候就坐。”
“唉，妈的，有的选的时候谁会去坐？那东西就是这座城市的缩影，设备成天出故障，车厢被喷漆涂得一塌糊涂，尿骚味直冲鼻子，车务警拿底下的罪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妈的，我坐上地铁，左右看看，知道我在哪儿吗？我他妈在外国。”
“什么意思？”
“我是说周围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裔，或是东方人，中国移民如今那叫一个蜂拥而至，还有韩国人。韩国人现在都算完美市民了，他们把像样的蔬果超市开遍全城，他们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送孩子上大学，但他们全都是阴谋的一部分。”
“什么阴谋？”
“唉，妈的，这话听上去既无知又偏执，但我就是忍不住。这儿曾经是座白人的城市，现在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全城仅剩下的唯一一个白人。”
寂静越拖越长，然后他说：“如今他们在地铁里抽烟，你发现了吗？”
“我发现了。”
“以前可没有。一个人也许会用消防斧砍死他爹妈，但绝对不敢在地铁车厢里点烟。如今你会看见中产阶级的人点起香烟，喷云吐雾。就在最近这几个月。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人在path地铁上抽烟，一名path乘警请他灭掉，那家伙掏出手枪，当场打死警察。记得吗？”
“记得。”
“然后就开始了。你读到这篇报道，无论你是谁，是警察还是普通市民，都不会急着叫过道对面的那家伙别他妈抽烟了。于是几个人点烟抽，没人阻止，跟着学的人越来越多，入室盗窃这种大案报警都是浪费时间了，谁他妈还在乎在地铁车厢里抽烟的人呢？你不执行法律，人们就不会再尊重它。”他皱眉道，“但你想想那位path乘警。你喜欢他那种死法吗？你叫一个人别抽烟，结果砰的一声，你死了。”
我不由自主地说起鲁丹科的母亲，她死于炸弹爆炸，就因为她的朋友搬了一台不该碰的电视机回家。我们就这样交换恐怖故事。他讲述一位社工被骗上公寓楼屋顶，遭到轮奸，最后被扔下去摔死。我回忆一篇我读到过的报道，一个十四岁少年被一名同龄少年开枪打死，两人互相不认识，凶手坚称受害者嘲笑他。德金讲了几个最终以命案告终的虐待儿童案例，还有一个男人闷死了女朋友的未成年女儿，因为每次两个人去看电影，他都要花钱请保姆看孩子。我提到格雷夫森德的那个女人，正在壁橱里挂衣服的时候被霰弹枪打死。我们的交谈里弥漫着“看看谁厉害”的味道。
他说：“市长觉得他找到了答案。死刑。把黑椅子给我拉回来。”
“你觉得能成功吗？”
“公众无疑希望这样。死刑有一个你没法否认的好处，那就是在你电死一个浑球后，至少你知道他不会再犯法了。去他妈的，我会投赞成票。把椅子拉回来，电视直播该死的处决，插广告挣钱，多雇几个警察。想知道一个秘密吗？”
“什么？”
“我们其实有死刑，但处决的不是杀人犯，而是普通市民。你走在马路上，死于非命的可能性高于凶手上电椅的可能性。咱们每天都有五次六次七八次死刑呢。”
他的嗓门越来越大，酒保这会儿在听我们的交谈。我们把他的注意力从电视节目上吸引了过来。
德金说：“我喜欢电视机爆炸的那个案子，真不知道我怎么会错过它。你以为你一个个全都听说了，但总有你不知道的新鲜事，对吧？”
“我看是的。”
“这座赤裸都市有八百万个故事，”他吟诵道，“记得这个节目吗？几年前电视上播的。”
“记得。”
“每一集结尾都是这句台词。‘这座赤裸都市有八百万个故事。刚才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记得。”
“八百万个故事，”他说，“知道这座城市能给你什么吗？这座操蛋的赤裸都市，狗娘养的臭屎坑？知道它能给你什么吗？八百万种死法。”
我拉着他走出酒吧。来到外面，冷飕飕的夜风一吹，他沉默下去。我们绕着几个街区转了一圈，最后回到警察局门前的那条路。他的车是辆水星，已经开了几年。边边角角有些磕碰的痕迹。车牌最前面几个字母告诉其他警察，这是一辆警务车，不能开罚单。比较有经验的江湖人也能认出这辆车属于警察。
我问他能不能开车，他没把这个问题当回事。他说：“你是什么人，警察吗？”他忽然想到这句话有多么荒谬，于是放声大笑。他抓住打开的车门支撑身体，笑得直不起腰，趴在车门上前后摇晃。“你是什么人，警察吗？”他说，吃吃笑，“你是什么人，警察吗？”
这种情绪转瞬即逝，就像电影里的快速剪辑。他立刻变得严肃，看似清醒，他眯着眼睛看我，下巴向前伸，活像一只牛头梗。“听着，”他说，声音低沉而凶狠，“别他妈那么高人一等，明白了吗？”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这个自命清高的浑球。狗娘养的，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他启动车子，然后开走。就我所能看到的，他似乎开得挺正常。希望他要开的路不算太远。
情绪失常人员：英文为emotionallydisturbedperson，缩写即是edp。——编注
中央街：曼哈顿的一条街道，汇聚了纽约的多个法院和政府部门。
“这座赤裸都市有八百万个故事”是剧集《赤裸都市》(nakedcity,1958—1963)的著名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