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领着我拐过路口，沿着第十大道向南走了一个半街区，来到一家小酒馆，这地方只该出现在酒鬼见证词的最后一段里。我没记住它叫什么，也不确定它有没有名字，叫它“脱毒治疗前的最后一站”倒是挺合适。吧台前有两个老人肩并肩坐着，他们身穿旧货店买来的正装，默不作声地喝闷酒。一个四十来岁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台尽头，边喝一杯八盎司的红葡萄酒边看报纸。酒保骨瘦如柴，身穿t恤和牛仔裤，在看一台黑白小电视上放的某个节目。他把音量调得很低。
德金和我找了张桌子坐下，我去吧台买喝的，双份伏特加给他，姜汁汽水给我。我拿着饮料回到桌前时，他的视线落在我的姜汁汽水上，但没说什么。
也可能是中等浓度的苏格兰威士忌兑苏打水。颜色差不多。
他喝了一口伏特加，说：“哎，天哪，真管用。真他妈管用。”
我没说什么。
“刚才你问我什么来着？我们接下来怎么查。你自己就能回答吧？”
“应该能。”
“我叫我的亲姐姐去买新电视和新打字机，在门上多装几把锁，但别浪费时间打电话给警察。达吉南的案子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哪儿都不去了。”
“我猜也是。”
“我们知道是谁杀了她。”
“钱斯？”
他点点头。
“我以为他的不在场证明相当靠得住。”
“哦，简直是镶金边的，完全滴水不漏。所以呢？但依然有可能是他。他说他和什么人在一起，但那些人都愿意为他撒谎。”
“你认为他们在撒谎？”
“不，但我也不会发誓说他们没撒谎，再说他也可能雇凶杀人。我们已经谈过这个了。”
“对。”
“就算是他干的，他也干得非常干净。我们在他的不在场证明上连一个瑕疵都找不到。假如他雇凶杀人，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他雇了谁，除非撞到狗屎运。当然了，这种事偶尔也会发生，你知道的。馅饼就掉在你手里。一个人在哪个下三滥酒吧说了些什么，对他怀恨在心的人把话传出去，忽然之间我们知道了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某些事情。然而即便如此，我们离能立案也还差得远呢。另一方面，我们也没兴趣在这个案子上累死累活。”
听他这么说，我并不吃惊，但这几句话里有些东西让人心如死灰。我拿起姜汁汽水看。
他说：“警察当得好不好，有一半在于会不会估算成功概率。只查有机会破案的案子，剩下的就随便在风里飘吧。你知道这座城市的凶杀案发生率吗？”
“我知道越来越高了。”
“那还用你说？一年比一年高。各种案件的发生率都一年比一年高，不太严重的案件的统计数字却开始下降，因为人们懒得报案。就像我姐姐家的盗窃案。你回家路上被堵了，但罪犯只抢走你身上的钱？好，妈的，何苦非要立出一个联邦重案呢？对吧。你还活着就该谢天谢地了。快回家祈祷，感谢上帝的恩典。”
“但金·达吉南——”
“去他妈的金·达吉南，”他说，“一个没脑子的小婊子从一千五百英里外赶来卖身，把钱交给一个黑鬼皮条客，她被开膛破肚又有谁在乎呢？我是说，她为什么不能在该死的明尼苏达好好待着？”
“威斯康星。”
“我想说威斯康星来着，但他们大多数来自明尼苏达。”
“我知道。”
“凶杀案以前一年一千起左右。全城五大区，一天三起。这数字看上去很高对吧？”
“够高了。”
“现在差不多翻了个倍。”他凑近我，“但是，马特，这都算不上什么。大部分凶杀案是夫妻不和，或者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打死另一个，第二天自己都不记得有这回事。这种案子的发生率从不改变，现在和以前一样多。改变了的是陌生人凶杀案，凶手和受害者彼此互不相识。这种案子的发生率能告诉你住在一个地方安不安全。要是只看陌生人凶杀案，把其他案件都扔掉，用陌生人凶杀案的数字画图，你会发现那条线像火箭似的往上蹿。”
“皇后区昨天有个家伙拿出弓箭，”我说，“然后他隔壁的邻居用点三八打死了他。”
“我看见报道了，这件事和一条狗找错了草坪拉屎有关系？”
“差不多吧。”
“嗯，这个案子没法上统计图。那两个人互相认识。”
“对。”
“但道理是一样的。人们互相残杀，他们甚至不会停下来思考一下，而是冲出去抬手就干。你离开警队多久了？几年吧？我可以向你保证，如今的情况比你那会儿糟糕多了。”
“我相信。”
“我说真的。门外就是原始丛林，动物都带着武器。是个人就有枪。你知道街上有多少人随身带枪走来走去吗？普普通通的好市民，忽然觉得他有必要搞把枪保护自己，于是他去搞了一把，然后天晓得哪天他就会打死自己，或者他老婆，或者隔壁邻居。”
“拿弓箭的邻居。”
“随便什么人。但谁会叫他别去买枪呢？”他拍拍肚子，警用左轮别在他的裤腰上，“我必须随身带枪，这是规定。但我告诉你，不带枪我就根本不会上街，我会觉得自己没穿衣服。”
“我以前也这么想，你这是习惯成自然了。”
“你不带家伙？”
“不带。”
“不觉得少点什么？”
我去吧台又要了两杯饮料，他还是伏特加，我还是姜汁汽水。我拿着饮料回到桌边坐下，德金一口气喝完他那杯，轮胎跑气似的喟然长叹。他拢起双手点烟，深吸一口，使劲吐出来，像是急于摆脱那口毒气。
“这个狗娘养的城市。”他说。
没希望了，他说，他继续讲述它到底有多么没希望。他列举整个刑事犯罪司法体系的变化，从警察到法院到监狱，解释为什么没一个正常运转，而每一个都每况愈下。首先你没法逮捕罪犯，然后你没法给他定罪，最后你没法把这个浑球关进牢里。
“监狱里塞满了人，”他说，“因此法官不肯判处长期监禁，假释委员会每天都放人出去。地检署用减刑让犯人认罪，好好的案子被轻判得不痛不痒，因为开庭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而法院小心翼翼地保护被告的人身权利，你必须拿出那家伙犯罪时的照片才能判他有罪，然后判决又被撤销，因为你未经许可拍摄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警察越来越少。警队现在比十二年前少了一万人。街上少了一万个警察!”
“我知道。”
“人渣多了一倍，警察少了三分之一，走在街上越来越不安全有什么好奇怪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市政府破产了，没钱雇警察，没钱保障地铁畅通，干什么都没钱。整个国家像漏水似的漏钱，钱都流向了他妈的沙特阿拉伯。那些狗娘养的把骆驼换成了凯迪拉克，我们整个国家掉进他妈的屎坑。”他站起身，“轮到我了。”
“不，我请你。有人报销费用。”
“对，你有雇主。”他重新坐下，我拿着第三轮饮料回来，“你喝的是什么？”
“姜汁汽水。”
“哈，我就觉得看着像。为什么不喝点带劲的？”
“我最近算是在戒酒。”
“真的？”他的灰眼睛盯着我，大脑忙着处理这条情报。他拿起酒杯，喝掉一半，将杯子砰的一声放在磨损的木板桌面上。“你的想法不错，”他说，我以为他指的是姜汁汽水，但他已经换了个话题，“辞职，走人。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我只想再熬六年。”
“然后你就满二十年了？”
“然后我就满二十年了，”他说，“然后我就有养老金了，然后我他妈就走人了。辞职，离开这个见鬼的城市。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新墨西哥，找个温暖、干燥、干净的好地方。佛罗里达就算了，佛罗里达的各种故事我听得多了，满街该死的古巴佬，他们的犯罪率和这儿差不多。另外，毒品都是从他们那儿运进来的。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你知道哥伦比亚人的情况吗？”
我想到罗亚尔·沃尔德隆。“我认识的一个人说他们还不错，”我说，“他说你反正别动蒙他们的念头就行。”
“太他妈对了，你绝对不会想蒙他们的。你看到长岛市那两个姑娘的报道了吧？六个月还是八个月前，姐妹俩，一个十二，一个十四，人们在一个歇业的加油站的里屋找到她们，手被捆在背后，脑袋上各挨了两枪，小口径武器，好像是点二二，但谁他妈在乎呢？”他喝完剩下的酒，“完全解释不通。没有性侵迹象，什么都没有。看着像黑帮处决，但谁会处决两个少女呢？”
“唉，后来事情自己水落石出了，因为一个星期过后，有人闯进她们家，打死了她们的母亲。我们在厨房里找到她的尸体，炉子上还在烧晚饭。你看，这家人是哥伦比亚人，父亲贩卖可卡因，在当地除了走私祖母绿，这是最主要的产业——”
“他们好像种了很多咖啡豆。”
“多半是幌子。我说到哪儿了？重点在于，一个月后，父亲被发现死在哥伦比亚的首都。他触怒了什么人，企图逃跑，他们最后在哥伦比亚抓住他，但先杀了他的孩子和妻子。你看，哥伦比亚人，他们做事的规矩完全不同。你招惹他们，他们不只杀你一个，他们会灭你满门。孩子必须死，年龄无所谓。你养的猫狗，甚至热带鱼，也是死路一条。”
“我的天。”
“黑手党对家庭向来网开一面。他们甚至会精心策划，确保刺杀时你家里人不会亲眼看见你受死。现在你猜怎么着，犯罪分子要杀得你全家鸡犬不留了，厉害吧？”
“我的天。”
他用手掌撑住桌子站起身。“这一轮我请，”他大声说，“我才不要喝用皮条客的钱买的酒呢。”
回到桌边，他说：“你的雇主就是他，对吧？钱斯？”我没法回答他，他又说：“唉，妈的，你昨晚见过他。他约你见面，现在你有了雇主，但不肯告诉我他是谁。二加二必然等于四，你说呢？”
“我没法告诉你怎么加。”
“就当我说得对，他是你的雇主吧，省得说话太麻烦，这样你也就不算泄露秘密了。”
“行。”
他凑近我。“他杀了她，”他说，“为什么要雇你调查呢？”
“也许不是他杀的。”
“哈，当然是他。”他挥挥手，消除了钱斯没有杀人的可能性，“她说她要离开他，他说没问题，第二天她就死了。省省吧，马特。要是这都不算确凿无疑，什么算呢？”
“那就回到你的问题了，他为什么要雇我？”
“也许是为了转移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