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旅馆，上楼进房间。我想静下来思考，但做不到。我似乎根本没法坐着不动。我一次又一次从床上换到椅子上，然后又回到床上，思考我为什么没有当场拒绝他。现在我必须痛苦地煎熬几个小时，到十点钟再下定决心拒绝他的所有请求。
我都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就穿戴好了大衣和帽子，下楼拐过路口走向阿姆斯特朗酒馆。我走进店门，不知道自己会点什么。我走到吧台前，比利看见我就开始摇头。他说：“马特，我不能卖酒给你。我抱歉极了。”
我感觉到脸开始涨红。我很尴尬，我很愤怒。我说：“你什么意思？我看上去像是喝醉了吗？”
“不像。”
“那你凭什么不肯招待我？”
他避开我的视线。“规矩不是我定的，”他说，“我没说店里不欢迎你。咖啡、可乐、吃饭都行，妈的，你是我们重视的老顾客，但他不允许我卖酒给你。”
“谁不允许？”
“老板。那天晚上你在这儿——”
唉，天哪。我说：“比利，非常抱歉。实话实说，我有两个晚上过得很糟糕。我都不知道我来过这儿。”
“没关系，别往心里去。”
老天在上，我想找个地洞躲起来：“场面很难看吗，比利？我惹麻烦了吗？”
“唉，妈的，”他说，“你喝醉了，明白吧？没什么稀奇的。我有过一个爱尔兰女房东，有时候晚上我喝醉了回去，第二天我找她道歉，她会说：‘老天啊，孩子，连主教也会有这种时候。’马特，你没惹任何麻烦。”
“那么——”
“听我说，”他凑近我说，“我只是在传话。老板告诉我的，那家伙想喝死自己，我拦不住他，他想来店里坐坐，我欢迎他，但我绝对不会卖酒给他。马特，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只是个传话的。”
“我明白了。”
“要是我说了算——”
“再说我本来也不想喝酒，”我说，“我是来喝咖啡的。”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去他妈的吧，”我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其实就是想喝一杯，找个愿意卖酒给我的人好像也没那么难。”
“马特，话不是这么说的。”
“你别教我怎么说话，”我说，“少他妈跟我来这套。”
我感觉到的愤怒有某种净化和满足的作用。我跺着脚走出餐馆，怒火烧得足有三丈高，我站在人行道上，思考该去哪儿喝一杯。
然后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转过身，一个穿陆军夹克衫的男人朝我微笑。刚开始我没认出他来。他说很高兴见到我，问我情况如何，这时我当然知道了他是谁。
我说：“哦，嗨，吉姆。还行吧，也许还行。”
“去参加活动吗？我陪你去。”
“哦，”我说，“天哪，今晚我恐怕去不了了，我要去见一个人。”
他只是微笑。我脑袋里咔嗒一声，问他是不是姓法布尔。
“没错。”他说。
“你打电话到旅馆找我。”
“只是想问候一声，没什么要紧事。”
“我没把名字和人联系在一起，否则早就打给你了。”
“嗯。马特，你确定你不想一起去参加活动吗？”
“我也想去。唉，妈的。”
他默默等待。
“吉姆，我惹了点小麻烦。”
“并不稀奇，你知道的。”
我没法抬起眼睛看他。我说：“我又开始喝酒了。我坚持了——我说不清——七八天吧。然后又开始了，刚开始还挺好，你明白的，能控制住，然后一天晚上，我喝出事了。”
“你拿起第一杯的时候就已经出事了。”
“我说不清，也许吧。”
“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他温和地说，“我觉得你也许需要一点帮助。”
“你知道？”
“嗯，星期一晚上你来参加活动时看上去晕乎乎的。”
“我去参加活动了？”
“你不记得了，对吧？我就感觉你喝断片儿了。”
“唉，天哪。”
“发生什么了？”
“我喝醉了去参加活动？我醉醺醺地去参加戒酒会的活动？”
他大笑：“你说得好像犯了死罪似的。你觉得全世界只有你做过这种事？”
我想死。“但太可怕了。”我说。
“有什么可怕的？”
“我再也不能去了，我不能再走进那个房间了。”
“你为自己感到羞耻，对吧？”
“当然了。”
他点点头：“我总为自己喝断片儿而感到羞耻。我不想了解具体情况，害怕自己会做出可怕的事情。说到这个，你的表现没那么差劲。你没有惹麻烦，你没有乱插嘴，你弄洒了一杯咖啡——”
“唉，天哪。”
“但没洒在别人身上。你只是喝醉了，仅此而已。为了避免你胡思乱想，我可以告诉你，你看上去并不像喝得很开心。事实上，你看上去惨兮兮的。”
我鼓起勇气说：“最后我进了医院。”
“这么快就出来了？”
“今天下午我主动要求出院的。我倒地抽搐，被别人送进医院。”
“倒地抽搐当然会进医院。”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小会儿。我说：“我没法待到活动结束，我约了个人十点钟见面。”
“那也可以参加大半场了。”
“应该是的。”
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有些人和我打招呼，我好像在他们的问候中读到了言外之意。其他人没有理会我，我认为他们存心躲着我，因为我喝醉酒冒犯了他们。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能跳出自己的皮囊。
别人见证的时候，我没法待在座位上。我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咖啡壶。我敢肯定我频繁倒咖啡引来了别人的不满，但我无法抵抗它对我的吸引力。
我的意识总是自己溜号。讲话的人是布鲁克林的一名消防员，他在说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但我无法集中精神听他说。他说他那个消防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曾严重酗酒，不那样喝酒的人都被调走了。“队长酒精成瘾，因此他希望身边全都是酒鬼，”他解释道，“他经常说：‘给我足够多的酒鬼消防员，我能扑灭任何一起火灾。’他说得对。哥们儿，我们什么都能做到，哪儿都敢冲进去，什么危险都他妈敢冒。因为我们喝得烂醉，根本没法判断。”
真是一个该死的谜。我控制自己的饮酒，明明控制得很好，怎么就忽然失灵了呢？
中间休息时，我放了一块钱在篮子里，走向咖啡壶去再倒一杯咖啡。这次我总算强迫自己吃了一块燕麦曲奇。我回到座位上，讨论环节开始。
我一次又一次地走神，但似乎并不重要。我尽量听他们说，尽可能坐着不动。十点差一刻，我起身悄悄离开，尽可能不引人注意。我觉得房间里的每双眼睛都盯着我，我想向他们保证，我不是去喝酒，而是要去见人，有正经事要谈。
后来我忽然想到，我大可以待到结束再走的。从圣保罗教堂走到我住的旅馆只要五分钟，钱斯肯定会等我。
也许我只是想找个借口，在轮到我发言之前溜掉。
十点整，我站在旅馆大堂里。我看见他的车靠边停着，我出门穿过人行道，来到路边。我打开车门，坐进去，关上车门。
他望着我。
“那个活儿还在吗？”
他点点头：“只要你肯接。”
“我接了。”
他又点点头，启动换挡，驶离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