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然醒来，意识突兀地恢复，而且一下子就是百分之百清醒。我躺在病床上。
这是第一波震惊。第二波转眼就到，因为我发现今天是星期三。星期天夜里拿起第三杯酒之后的事情我完全不记得了。
这几年我时常喝到断片儿。有时候我会失去一个晚上的最后半小时，有时候则是几个小时。
但这是我第一次失去整整两天时间。
医生不肯放我出院。我是前一天深夜被送进来的，他们想留我在医院里脱毒，需要整整五天。
一名实习医生说：“你体内的酒精都还没代谢完呢。你走出医院五分钟，拐个弯就会拿起酒杯。”
“不，我不会的。”
“两周前你刚在这儿做过脱毒治疗，病历上写着呢。我们把你收拾干净，你看你坚持了多久？”
我没话说了。
“你知道昨天夜里你是怎么进来的吗？你严重痉挛，全身抽搐个不停。你以前这么发作过吗？”
“没有。”
“唉，你以后还会犯的。要是你继续喝下去，就肯定还会发作。不是每次，但是迟早，而且你迟早会因此丧命，前提是没有死于其他并发症。”
“别说了。”
他抓住我的肩膀。“不，我要说，”他说，“我他妈为什么不能说？要是太礼貌，照顾你的感受，我的话就穿不透你的狗屁脸皮。你看着我，听我说。你酒精成瘾，再喝下去，你就没命了。”
我一言不发。
他全安排好了。我先做十天脱毒治疗，然后进史密瑟斯中心做二十八天的戒酒康复治疗。他得知我既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康复治疗所需的几千块美金，就放弃了后半个念头，但他依然坚持要我在脱毒病房待满五天。
“我没必要住下，”我说，“我肯定不会喝的。”
“大家都这么说。”
“在我这里这句话是真的。再说，我不愿意留下，你也没法把我扣在这儿。你必须放我出院。”
“你要出院就必须签一份ama。违背医嘱声明书。”
“那我就签吧。”
他有几秒钟似乎非常愤怒，但最后他耸耸肩。“随便你，”他乐呵呵地说，“下次也许你就会乖乖听话了。”
“不会有下次了。”
“哦，肯定会有下次的，我保证，”他说，“除非你一头栽倒时离另外一家医院比较近，或者还没被送到医院就咽气了。”
他们还给我的衣服一团糟，我在街上打过滚，所以衣服很脏，衬衫和上衣沾着血。我被送进来的时候头上有个破口，医生给我缝了几针。我无疑在抽搐时碰破了脑袋，也可能在早些时候的其他奇遇中受了伤。
我身上现金足够，付得起医院账单。堪称一个微小的奇迹。
上午下过雨，马路依然湿漉漉的。我站在人行道上，感觉信心从脚底慢慢流空。街对面有一家酒吧，我口袋里还有喝一杯的钱，我知道这杯酒能让我的感觉好起来。
我没有去酒吧，而是返回我住的旅馆。我必须鼓起勇气，才能去前台取信件和留言，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可耻的坏事，欠前台人员一个发自肺腑的道歉。最糟糕的地方在于我不知道我在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做过什么蠢事。
前台人员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反应。也许失忆那段时间我全待在房间里，与世隔绝地喝酒。也许自从星期天夜里走出旅馆，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上楼回到房间里，排除了后一种可能性。我显然在星期一或星期二的某个时候回来过，因为我已经喝完了那瓶丹特，空酒瓶旁边现在摆着一瓶半满的占边波本威士忌。分销商的标价签说明它来自第八大道的一家酒铺子。
我心想：嗯，你的第一个试炼来了，你说你喝不喝吧。
我把酒倒进洗脸池，洗干净两个酒瓶，放进垃圾箱。
邮件全都是垃圾信，我随手扔掉，开始过目留言。星期一上午，安妮塔给我打过电话。星期二晚上，一个叫吉姆·法布尔的人打过电话，留下回电号码。钱斯昨晚和今天上午各打过一个电话。
我洗了个长时间的热水澡，仔细刮脸，换上干净的衣服。我扔掉从医院穿回家的衬衫、袜子和内衣，外衣和外裤放在一旁。干洗店也许有办法处理它们。我拿起留言，又看了一遍。
前妻安妮塔。钱斯，杀死金·达吉南的皮条客。还有一个叫法布尔的家伙。我不认识姓法布尔的人，也许某次我喝醉酒出去乱转，把某位酒鬼认作我失散多年的好友。
我扔掉写着他号码的字条，内心权衡着是下楼跑一趟还是费神请旅馆接线员帮我打外线。要是我没有倒掉那半瓶酒，这会儿我多半会喝一杯。最后我决定下楼，从大堂的电话亭打给安妮塔。
这是一场古怪的交谈。我和她都谨慎而客气，就像平时一样，我们像职业拳手打第一回合似的绕着彼此兜圈，然后她问我为什么打电话。“我是回你的电话啊，”我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立刻打给你。”
“回我的电话？”
“有个字条说你星期一打过电话。”
停顿片刻，然后她说：“马特，星期一晚上咱们说过话了。你回过我的电话，你不记得了？”
我感到背脊发凉，就好像听见什么人用指甲刮黑板。“我当然记得，”我说，“但字条怎么又回到我的信箱里了呢？我以为你后来又打过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