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半我爬起来，在睡眠边缘浮沉了六个小时，我居然休息得出奇地好。我冲澡，刮脸，吃了咖啡和面包卷当早餐，然后去圣保罗教堂。这次不是去地下室，而是去上面的教堂部分。我在条凳上坐了十分钟左右，然后点了两根蜡烛，把五十块钱塞进捐款箱。我走到六十街的邮局，换了两百块的汇票，买了个印着邮票的信封。我把汇票寄给住在赛奥西特的前妻。我想写个字条附在信封里，但无论怎么写都像在道歉。钱太少，寄得太晚，但不用我说她也习惯了。我用一张白纸包好汇款单，就这么寄了出去。
天色灰蒙蒙的，天气有点凉，感觉还要下雨。一阵寒风吹来，像飞毛腿后卫似的刮过路口。竞技场大楼门口，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追他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拉了拉自己的帽檐。
我都快走到银行了，才想起来金的预付款已经所剩无几，没必要一本正经地去做金融交易了。于是我拐回旅馆，付了下个月的一半租金。百元大钞只剩下一张还没动，我干脆顺便把它换成十块和二十块的零钱。
你说我为什么不先全收下那一千块呢？我想到我说过的激励动机云云。好吧，这下我有个激励动机了。
我的邮件还是老一套，几封广告信，一封本选区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没什么非读不可的。
没有钱斯的留言，这也在意料之中。
我打给他的应答服务，又留了个口信给他，没什么理由，就因为我乐意。
我离开旅馆，整个下午都待在外面。我坐了几次地铁，但以步行为主。天色总像是要下雨，但雨就是不下，风越吹越嚣张，却始终没能刮走我的帽子。我去了两个警察分局、几家咖啡馆和五六家下等酒馆。我在咖啡馆喝咖啡，在酒吧喝可口可乐，和几个人聊了聊，做了一些笔记。我打了几次电话给我住的旅馆的前台。我估计钱斯不会打电话来，但我想保持联络，以免金打来电话。然而一直没人打给我。我打过两次金的电话号码，两次接电话的都是自动答录机。如今人人都有这种机器，机器迟早会开始自己拨号，互相交谈。我没给她留言。
下午快要结束时，我钻进时代广场的一家电影院。有两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在搭配放映，他在电影里扮演暴力警察，用开枪打坏人来解决问题。观众似乎全都是他开枪打的那种人。每次他把一个人轰上西天，他们就狂呼乱喊叫好。
我在第八大道一家古巴中餐馆吃了猪肉蔬菜炒饭，再次回旅馆查留言，去阿姆斯特朗酒馆喝了杯咖啡。我在吧台和别人聊天，考虑要不要多待一会儿，但到了八点半，我逼着自己出门过街，走下楼梯，参加戒酒会活动。
发言者是个家庭主妇，丈夫每天去办公室上班，孩子去学校上学，她就喝得自己精神恍惚。她说她的孩子好几次发现她躺在厨房地板上不省人事，她说服孩子相信她在练瑜伽，对腰背有好处。所有人哈哈大笑。
轮到我了，我说：“我叫马特。今晚我只想听你们说。”
凯文·斯茂酒吧开在莱诺克斯大道的一二七街路口。狭窄的店堂里，吧台纵向占据了一面墙，对面是一排卡座酒桌。最里面是个小小的乐池，台上有两个深色皮肤的黑人，他们剪着贴头皮的短发，戴角质框的墨镜，穿布克兄弟牌的正装，演奏安静的爵士乐，一个坐在小型立式钢琴前，另一个用鼓刷扫钹。他们从打扮到音乐都像半个世纪以前的现代爵士四重奏乐队。
我很容易就能听见他们的演奏，因为我刚跨过门槛，店里立刻变得非常安静。酒吧里只有我一个白种男性，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事情，长时间地凝视我。店里有两个白种女性，她们和几个黑种男性坐在卡座里，还有两个黑种女性占据了一张酒桌，男人有二十几个，肤色各异，唯独缺少我这种的。
我走到最里面，钻进男洗手间。一个块头足以打职业篮球赛的男人在梳他拉直了的头发。发油的香味和大麻的呛人怪味争奇斗艳。我洗好手，然后在热风烘手机下搓了几下手。我出去的时候，高大男人还在整理头发。
我从男洗手间里出来，店堂里的交谈再次戛然而止。我走向门口，放慢脚步，让肩膀左摇右晃。乐手我说不准，但除了他们，我猜房间里每个男人都因为重罪被捕过至少一次。皮条客、毒贩子、赌棍、地下彩票。大自然优胜劣汰下的贵族。
从门口开始数第五张高脚凳上的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花了一秒钟才想起来他是谁，因为几年前我认识他时，他的头发是拉直的，但现在被做成了某种改造过的爆炸头。他穿着酸橙绿色的套装，鞋皮来自某种爬行类动物，搞不好是什么濒危物种。
我朝店门摆摆头，从他身旁走过，出去了。我在莱诺克斯大道上向南走了两个门牌号，站在路灯下等他。两三分钟过后，他走出酒吧，吊儿郎当地晃过来。“哎，马修，”他说，抬手要和我击掌，“兄弟最近可好？”
我没和他击掌。他低头看看手，抬头看看我，翻了个白眼，夸张地摇摇头，双手拍在一起，就着裤腿蹭了蹭，然后放在他细长的腰杆上。“好久不见，”他说，“下城区你爱喝的牌子卖完了，还是你非要跑到哈莱姆来上男厕所？”
“罗亚尔，你似乎混得不错嘛。”
他颇为自得。他叫罗亚尔·沃尔德隆，我以前认识一个傻乎乎的黑人警察，他先叫罗亚尔为同花顺，后来变成冲马桶，最后叫他茅坑。他说：“哎，做点小买卖嘛。你知道的。”
“我确实知道。”
“做生意童叟无欺，你永远不愁吃穿。这是我老妈教我的格言。马修，你来上城区干什么？”
“找一个人。”
“也许你已经找到了。你最近不当警察了？”
“都出来好几年了。”
“你想买什么东西吗？你要什么，愿意花多少钱？”
“看你卖什么了。”
“差不多什么都卖。”
“和哥伦比亚人的生意还好做吗？”
“我操!”他说，一只手扫过裤子前面。我猜他酸橙绿裤子的腰间别着一把枪。凯文·斯茂酒吧里有多少人，很可能就有多少把枪。“哥伦比亚人没什么不好的，”他说，“但你绝对别动耍他们的念头。你来这儿不是为了买东西。”
“对。”
“哥们儿，你到底要干什么？”
“找一个拉皮条的。”
“妈的，你刚刚就从二十个拉皮条的面前走过，还有六七个婊子。”
“我在找一个叫钱斯的。”
“钱斯。”
“你认识他？”
“我也许知道他是谁。”
我等他说下去。一个穿长外套的男人沿着街区向前走，经过每个店门口都停一下。他也许在看橱窗，但实际上不可能；每家店都有不锈钢卷帘门，在打烊时像车库门似的拉下来。男人在每家打烊的商店门口停下，仔细踅摸卷帘门，像是它们在他眼中有什么寓意。
“橱窗购物。”罗亚尔说。
一辆蓝白巡逻警车经过，放慢速度。车里的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上下打量我们。罗亚尔祝他们晚上好。我没说话，他们也没有。警车开走后，罗亚尔说：“钱斯很少来这儿。”
“我该去哪儿找他？”
“很难说。他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但也许就是你最想不到的地方。他不在外面消磨时间。”
“别人也这么说。”
“你都去哪儿找过？”
我去过第六大道四十五街路口的一家咖啡馆、格林尼治村的一家钢琴酒吧、西四十街的两家酒吧。罗亚尔听我说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的姑娘不在街上拉客，”他说，“所以他不会去松饼汉堡店。我就知道这么多。话虽如此，他一样有可能去那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为了去那儿。怎么说呢，他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但不会待在那儿消磨时间。”
“那我该去哪儿找他呢，罗亚尔？”
他说了几个地方的名字。我已经去过其中之一，但刚才忘了说。我记下另外几个名字，然后说：“罗亚尔，他长什么样子？”
“妈的，”他说，“哥们儿，他是拉皮条的。”
“你不喜欢他。”
“我对他没什么喜不喜欢的。我的朋友都是生意伙伴，马修，钱斯和我没有生意往来。我和他都不想买对方卖的东西。他不想买我的货，我不想买他的女人。”他牙齿一闪，露出一个下流的笑容，“当好货全在你手里时，你就是大爷，根本用不着花钱买女人。”
罗亚尔提到的几个地方之一在哈莱姆的圣尼古拉斯大道上。我步行到一二五街，这条街宽阔而繁忙，灯火通明，但我一个白人走在黑人区的街道上，某种并非完全无理的恐慌感渐渐笼罩了我。
我向北拐了个弯，踏上圣尼古拉斯大道，又走了几个街区，来到喀麦隆俱乐部。这地方很像凯文·斯茂酒吧，算是它的廉租区版本，用点唱机代替了现场演奏的音乐。男洗手间很脏，马桶隔间里有人在使劲吸气。我猜是在用鼻孔吸可卡因。
我没在吧台前认出任何人。我站在吧台前，喝了一杯苏打水，看着吧台镜子里映照着的后墙，以及墙边的十五二十张黑色面孔。今天晚上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也许钱斯就在我眼前，只是我不知道。在场的三分之一男性都符合我所知道的钱斯的体貌特征，稍微放宽一点标准的话，其他那些人里的一半也能包括在内。我到现在都还没能见到他的照片。我在警方的内线没听过这个名字，假如钱斯是他的姓，那警方档案里也没有他的犯罪记录。
左右两边的男人都转过去背对我。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身穿不起眼的正装和灰色的大衣。我的正装需要熨烫了，而我的帽子就算被风吹走也不会变得更难看，而我站在这儿，左右两边都是时尚标杆，衣服的剪裁倍显肩宽，还带夸张的大翻领和蒙布料的纽扣。皮条客以前会去百老汇大街上菲尔·克朗菲尔德的店里排队买这样的正装，但克朗菲尔德的店已经歇业，我不知道他们如今都去哪儿买衣服。也许我该去查一查，说不定钱斯在店里有记账户头，我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他。
可惜过这种生活的人从不赊账，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买卖都用现金。他们甚至用现金买汽车，他们会大摇大摆走进波塔姆金汽车经销店，数出一张张百元大钞，当场把凯迪拉克开回家。
我右边的男人朝酒保钩了钩手指。“同一个杯子，再给我满上，”他说，“别让味道跑掉了。”酒保给他杯子里倒了一量杯的轩尼诗，然后加上四到五盎司的冰牛奶。这种调法以前叫白色凯迪拉克。现在也许还这么叫。
也许我该去波塔姆金经销店问问。
也许我该待在家里。我的出现制造了紧张气氛，我能感觉到狭小店堂里的空气越来越凝重。迟早会有人过来问我，你他妈以为你在这儿干什么，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像样的答案。
我主动离开，免得这种事发生。一辆无证出租车在等红灯。面向我这边的车门坑坑洼洼，挡泥板断了一个，我不确定这和司机的驾驶技术有没有关系，反正还是坐了上去。
罗亚尔提到的另一个地方在西九十四街上，我请出租车司机送我去那儿。已经过了凌晨两点，我开始感到疲惫。我又走进一家酒吧，又见到一个黑人在弹钢琴。这架钢琴听上去有些跑调，但出问题的也许是我自己。客人里的黑人和白人大致数量相当。有很多成双成对的黑白组合，但黑种男人身边的白种女人更像女友，而不是妓女。有几个男人打扮得很招摇，但没有人身穿我在北边一英里半的酒吧里见过的全套皮条客行头。就算这家店里弥漫着放浪形骸和金钱交易的气息，也比哈莱姆和时代广场附近那些夜总会来得微妙和含蓄。
我塞了一毛钱在投币电话里，打给我住的旅馆。没有留言。那晚当班的前台是个黑白混血儿，喝咳嗽糖浆成瘾，不过似乎不妨碍他的正常生活。他甚至依然能拿着水笔做《时报》上的填字游戏。我说：“雅克布，帮我一个忙。打这个号码，就说你找钱斯。”
我把号码报给他。他重复给我听，问是不是钱斯先生。我说钱斯就好。
“要是他来接电话呢？”
“挂断就好。”
我走到吧台前，险些要点啤酒，但最后还是点了可乐。一分钟后，电话响了，一个年轻人拿起听筒，他看上去像个大学生。他大声问有没有一位姓钱斯的。没人回答。我从眼角盯着酒保，然而即便他认得这个名字，也没有表现出来。我甚至不确定他有没有留神在听。
我应该在我去过的每一家酒吧玩这个花招，付出的劳力说不定会有收获。可惜我耗了三个小时才终于想到这个方法。
我算什么侦探？我喝遍了曼哈顿各个角落的可口可乐，却找不到一个该死的皮条客。没等我找到那个狗娘养的，我的牙齿早就烂完了。
店里有一台点唱机，一张唱片放完，另一张续上，是弗兰克·辛纳特拉唱的什么歌，它打开了某个开关，我脑子里的电路一下子通了。我把可乐放在吧台上，跳上出租车去下城区方向的哥伦布大道。我在七十二街路口下车，向西走了半个街区，来到普根夜总会。这儿的顾客群体里黑人大佬比较少，年轻教父比较多，不过我反正不是来找钱斯的。我要找的是“丹尼男孩”贝尔。
他不在。酒保说：“丹尼男孩？早些时候他还来过。你去鸟冠试试看，过了哥伦布大道就是。他不来这儿就去那儿。”
没错，他确实在鸟冠，坐在最里面的一张高脚凳上。我好几年没见过他了，但仍然可以很轻松地认出他。他没长个子，肤色也没变黑。
丹尼男孩的父母都是深色皮肤的黑人。他继承了他们的相貌，但没得到他们的肤色。他是白化病人，和小白鼠一样缺乏皮肤色素。他相当瘦削，个头很矮。他声称他有五英尺二，但我总觉得他至少给自己加了一英寸半。
他穿着银行家那种三件套的条纹正装和我很久没见过的白衬衫，领带上有红黑二色的隐条纹，黑皮鞋擦得锃亮。我好像没见过他不穿正装，不打领带，或者穿磨损的皮鞋。
他说：“马特·斯卡德。我的天，你只要等得够久，什么人都有可能冒出来。”
“丹尼，你怎么样？”
“变老了。好几年不见。你离我顶多一英里远，但咱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简直够——请原谅我说话难听——黑鬼过一辈子了。”
“你没什么变化。”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你也没有。”他说，但语气欠缺说服力。他这么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发出的声音却正常得惊人：男中音，毫无口音。你会以为他说话就像菲利普·莫里斯老广告里的约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