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自己的记录不够用，就只能使用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了。”杜普雷说。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说，“先秘密调查一段时间，能做到吗？”
杜普雷挪了挪脚，抽完了烟。他靠在打开的车窗边，把烟蒂丢进了烟灰缸。
“最多二十四小时。”他说，“如果再久，我们就会被指控为能力不足或故意妨碍调查。我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有什么进展。不过……”他先是看了图森特一眼，又看着我，“或许根本到不了这一步。”
“你想对我说什么吗？”我问，“还是需要我猜？”
回答的是图森特。
“联邦调查局认为他们找到了拜伦，上午就打算去找他。”
“如果是这样，我们这边的王牌在他们那里只能算是备用牌。”杜普雷说。
但我没有听他们讲话。联邦调查局去找拜伦了，而我不能去。如果我也去，路易斯安那州执法部门的许多人员便会把我送上回纽约的飞机，或者把我关进监狱。
施工队的人员是最有可能泄露机密的。我们把他们叫到一边，请他们喝咖啡，然后杜普雷和我尽量向他们表现出诚意。我们告诉那些人，如果他们不能在一天之内保守秘密，那个杀死了女孩的凶手便有可能逃脱，以后还会继续杀人。我们的说法有一定的准确性。既然无法参与对拜伦的追捕，我们只能尽可能地继续调查。
施工队的人员都是当地人，他们工作很努力，大多数都结婚了，也有自己的孩子。在得到我们的允许之前，他们保证什么都不会说。虽然嘴上这么讲，但我知道有些人一回到家，就会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太太或女友，于是消息便会传出去。我的第一位警司曾说过，那些说自己与妻子无话不谈的男人不是在说谎，就是脑子有问题。然而不幸的是，他离婚了。
电话打过来时，杜普雷在办公室里，他挑选了几个最信任的副手和警探参与调查。算上图森特、雷切尔和我，还有验尸官的团队和施工队人员，或许有二十个人知道发现尸体的事情。对保守秘密而言，这个人数已经太多了，但没有办法。
经过最初的检验和拍照后，他们会将尸体运往拉斐特郊外的一家私人诊所，验尸官有时会在那里工作。他答应立刻开始验尸。杜普雷准备了一份声明，声称在距离真实地点5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年龄不明、死因不明的女尸。他写好了日期和时间，将声明压在桌子上的一堆文件下面。
我们到达停尸房时，尸体已经经过了x光照射和测量。运送尸体的拖车被推到了角落里。解剖台下方有一个圆形的水缸，既能把水输送到解剖台上，又能收集从解剖台表面的孔中流下的液体。金属架子上挂着给器官称重的天平，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局部解剖台，它被放置在底座上，准备投入使用。
除了验尸官和他的助手，参与验尸的只有三个人，分别是杜普雷、图森特和我。尸体的气味很浓烈，并没有完全被防腐剂冲淡。深色的头发从头骨上垂下来，剩余的皮肤都已经萎缩、破损。女孩的整个身体几乎都覆盖着一层黄白色的物质。
杜普雷提出了这个问题：“医生，请问尸体表面的物质是什么？”
验尸官名叫埃米尔·哈克斯特，大概六十岁出头，身材高大而健壮，面色红润。他戴着手套，在回答之前先用手指摸了摸那种物质。
“尸体形成了尸蜡。”他说，“这种现象很罕见，我只在两三个案子中见过。或许是河道里的淤泥和水导致了尸蜡的形成。”
他眯起眼睛，凑近尸体：“她体内的脂肪在水中分解、凝固，就形成了尸蜡。她已经在水中待了一段时间。身体周围形成尸蜡至少需要六个月，脸上不用那么久。我刚刚戳了一下，感觉她在水中待了不到七个月，一定不会超过七个月。”
哈克斯特拿起固定在绿色手术服上的小麦克风，详细地介绍了验尸结果。他说，女孩十八岁，没有被绳子捆绑的痕迹。她的脖子上有一条明显的刀口，深深地划破了颈动脉，或许这就是死因。她的颅骨有痕迹，表明脸曾受到严重的伤害，眼窝上有同样的痕迹。
验尸快要结束时，杜普雷离开了。过了几分钟，他和雷切尔一起回到了这里。雷切尔在拉斐特的一家汽车旅馆办理了入住，把我们两个的行李存放在那里，然后回来了。最初看到尸体时，她有些畏缩，随后便沉默地站在我身边，牵着我的手。
验尸完成后，哈克斯特摘下了手套，开始清洗双手。杜普雷从案件信封中取出x光照片，一张接一张地举到灯光下。“这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哈克斯特接过x光照片，看了一会儿。“右胫骨有创骨折。”他用手指着说，“或许是两年前的事情。报告里应该写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尽快写上去。”
我感觉自己的胃开始下坠，又感到一阵剧痛。我伸出手，努力保持平衡，手指掠过天平的边缘，又听见天平发出叮叮当当的撞击声。然后，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验尸台，手指触碰到女孩的尸体，慌忙收回来，却依然嗅到了她的气味。
“帕克，你怎么了？”杜普雷问。他走到我身边，扶住了我的胳膊。我的手指上还有女孩的触感。
“天哪！”我嚷道，“我知道她是谁了。”
在熹微的晨光中，一群联邦探员出现在一个位于库塔布洛河口北端、克罗兹斯普林斯南端的地方，那里距离拉斐特大约20英里。那些探员获得了圣兰德里教区警长办公室的支持，正在靠近一座背对着河口的猎枪小屋，房屋的正面被茂密的灌木和树木遮挡着。有些特工穿着黑色的雨衣，背面写着黄色的大字“联邦调查局”，还有些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他们拉开了手枪的保险装置，缓慢而安静地行进，即使要交流，也尽量简洁而快速地说完。他们很少使用对讲机。这些人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在他们周围，还有许多配备了手枪和猎枪的警察，他们聆听着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随时准备冲向爱德华·拜伦的房子。警察们相信，这个人杀死了他们的同事约翰·查尔斯·莫菲，还有他年轻的妻子，以及至少五个人。
房屋很破旧，屋檐上的石板已经损坏并裂开，屋梁也已经腐烂。房屋正面的两扇窗户都破碎了，主人用胶带将纸板粘在上面，作为替代。门廊上的木头也已弯曲，有些地方根本没有木头。房屋右侧的金属钩子上吊着一只野猪，刚刚被剥去皮。血顺着它的鼻子滴下来，流到了下方的地面上。
早上6点刚过，伍里奇便发出信号，让那些身穿凯拉夫防弹衣的联邦特工从前后两个方向靠近房屋。他们先是查看了前门和后门两侧的窗户，然后撞开门，冲向中央的走廊，发出嘈杂的声音，手电筒的光线穿透了屋内的黑暗。
两支队伍遇到了彼此。这时，猎枪的声音在屋后响起，昏暗的灯光照亮了鲜血。一个名叫托马斯·赛尔茨的探员身体前冲，那枚子弹击中了他的腋窝处，那里没有防护，半身盔甲的弱点便在于此。他死去之前，手指收紧，最后一次扣动了全自动手枪的扳机。他倒下时，子弹飞到墙上、天花板、地面，溅起满屋尘土，还伤到了两位特工，一个腿上中了弹，另一个嘴部中了弹。
枪声掩盖了另一枚子弹被放入猎枪的声响。第二枪击中了室内的一道门框，木片四处飞溅，特工们纷纷趴在地上，朝着空荡的后门射击。第三枪击中了一位正在房屋侧面快步奔跑的特工。地上散落着许多用来烧柴火的木材和旧家具，那个开枪的人拨开它们，从下方的藏身之处溜了出来。有些特工蹲下来照顾受伤的同事，有些冲上去追赶他，然而，他的枪声已经冲到了河口。
一个穿着破旧的蓝色牛仔裤、红白相间的格子衫的身影消失在河口。特工们小心地跟着他，有时膝盖甚至陷入了泥泞的沼泽中，枯死的树干总是挡住道路，让他们无法笔直前进。终于，他们来到了一块坚硬的土地上，用树木掩藏起自己，缓慢前行。每个人都把枪扛在肩头，一边观察，一边前进。
猎枪的声音又在前方响起。鸟儿从林间散开，一棵高大的柏树被击碎，木头在与头部平行高度四处飞溅。一位特工的脸被碎片刺穿，痛苦地叫喊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又是一声枪响，他被震倒在地，左侧的股骨断了。他倒在泥土和树叶上面，痛苦地弓着背。
警察们开始用自动手枪扫射树林，树枝和树叶落得到处都是。经过了四五秒的集中射击，有人下令停火，沼泽又恢复了平静。特工和警察们继续向前，在树木之间快速移动。有人在一棵柳树下发现了血迹，叫嚷起来。断裂的树枝就像白骨一般。
身后传来了狗的叫声，原来是追踪小队被叫来帮忙了，他们原本在3英里之外的地方待命。那些狗嗅了嗅拜伦的衣服和柴堆。驯狗的人很瘦，留着胡子，还把牛仔裤塞进了沾满了泥的靴子中。他追上了大部队后，又指挥自己的狗嗅了嗅柳树下的血迹。然后，那些狗被套上了绳子，仔细地搜索起来。
然而，爱德华·拜伦没有再开枪，因为沼泽中并不只有警察在找他。
他们继续寻找拜伦时，我、图森特还有两个年轻的警察坐在圣马丁教区的警长办公室中，持续搜寻迈阿密的牙医，并在必要时用答录机上的紧急号码给他们打电话。
唯一一次打断我们的是雷切尔，她端着咖啡和冒着热气的丹麦糕点走了进来。她站在我身后，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脖子后方。我伸出手，抓住了她的手指，拉到嘴边亲吻了指尖。
“我没想到你会留下来。”我说。我看不到她的脸。
“快要结束了，对吧？”她轻声问。
“我觉得是。我好像看到了结局。”
“那我也想看到结局。一切结束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在场。”
她又站了一会儿，几乎快要把倦意传染给了我们。于是，她便回到汽车旅馆睡觉。
我们打了39通电话，最终拨通了位于布里克尔大道上的埃尔温·霍德曼牙科诊所的号码。那里的牙医助理找到了丽莎·斯托特的记录，但她甚至不肯告诉我们丽莎·斯托特在近六个月有没有去过那里。助理说，霍德曼医生正在打高尔夫球，不想被打扰。图森特对她说，我们根本不在乎霍德曼医生高不高兴，助理只好把医生的手机号告诉了他。
助理说得对，霍德曼医生不喜欢在打高尔夫球时被打扰，而且他正要在第15洞打出一个小鸟球。两人吵嚷了一阵后，图森特向他索要丽莎·斯托特的牙科记录。医生说，这需要获得她母亲和继父的同意。图森特把电话递给了杜普雷，杜普雷告诉医生不必如此。他还说，我们需要记录只是为了在搜查中排除这个女孩的可能性，贸然惊动她的父母或许不太好。霍德曼医生原本还想拒绝，杜普雷却警告他，如果不配合，他的所有行医记录都会被扣押，纳税情况也会受到详细的调查。
霍德曼医生终于答应配合。他说记录都在电脑上，x光照片和牙科就诊表也被扫描了进去。一回到办公室，他就会把这些文件发送过来。他的助理是新来的，没有他的密码，所以无法发送邮件。只要打完这一杆……
他们又吵嚷起来，最终，霍德曼决定不再继续打球。如果不堵车，他一小时就能回到诊所。于是我们坐下来等待。
拜伦向沼泽内走了大约1英里。警察们正在逼近，而他的胳膊流了很多血。子弹击碎了他左侧的手肘，疼痛蔓延至整个身体。他在一小块空地上停下来，将枪托撑在地面上，又上了一枚子弹，用没受伤的手笨拙地举起了枪。狗的叫声越来越近了。只要看见那些狗，他便可以立刻开枪打死它们。这样，警察就无法在沼泽中找到他。
他站起来，却注意到面前有一些动静。那些人不可能绕路过来找他。西边的水更深一些，如果他们没有船，便无法从路边进入沼泽。即使他们有船，他也应该能听见声音。他对沼泽中的声音非常敏感。只有幻觉能够搅乱他的耳朵，可它们曾经出现过，现在已经消失了。
拜伦笨拙地把枪夹在右臂下方，一边向前走，一边四处观察。他缓慢地朝着树林走去，但那些动静似乎停下了。或许他还摇了摇头，希望幻觉不要出现，而它们确实没有现身。然而，死亡却现身了。四周的树林动了起来，他被许多黑色的身影包围。他只开了一枪，手中的猎枪便被夺走了。他感觉胸口一阵剧痛，两肩之间的皮肤被刀子割裂。
那些人包围着他。他们神情冷酷，其中一个人肩上扛着m16冲锋枪，其他人拿着刀子和斧头。为首的是一个高大健壮、长着红褐色皮肤的男人，深色的头发夹杂着灰发。拜伦跪倒在地，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他的背部、手臂和肩膀上。他痛苦而疲惫地抬起头，看见那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拎起斧头，朝他挥来。
接着，一切陷入了黑暗。
我们借用了杜普雷的办公室，准备用他的新电脑接收霍德曼医生传来的牙科记录。我坐在一把红色的塑料椅子上，这把椅子用胶带修补了许多次，犹如坐在碎裂的冰面。当我扭动它并将脚搁在窗台上时，它发出了嘎吱的声响。沙发在我对面，此前我曾在上面别扭地睡了三个小时。
三十分钟前，图森特离开了这里，去买咖啡，现在还没有回来。听到远处警队办公室中的骚动，我有些不安。我经过杜普雷的办公室那扇开着的门，来到了警队办公室，那里有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几把旋转椅、几个帽架、一些公告板、一些咖啡杯，还有吃了一半的百吉饼和甜甜圈。
图森特正在激动地与一个穿着蓝色西装和开领衬衫的黑人警探说话。在他身后，杜普雷正在与一个穿着制服的巡警交谈。图森特看见了我，于是拍了拍黑人警探的肩膀，朝我走来。
“拜伦死了。”他说，“现场很混乱。联邦调查局损失了两个人，还有很多人受伤。拜伦逃进了沼泽里。他们找到他时，已经有人将他的身体割开，又用斧头砍碎了他的头骨。他们只找到了斧头和许多脚印。”他用手指抚摩着下巴，“联邦调查局认为或许是莱昂内尔·丰特诺干的，他想用自己的方式终结这一切。”
杜普雷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却没有关门。他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触碰我的手臂。
“确实是他，但还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不过，他们找到了一些样品罐，和装你女儿的那个一样。”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重新组织语言，“就是你收到的那个罐子。他们还找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自制变声器的碎片、残留着人体组织的手术刀。这些基本都是在房子后面的小屋里发现的。我和伍里奇简单地聊过。他提到了古老的医学教材，还说要告诉你，你之前说得对。他们还在寻找受害者的脸皮，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晚些时候，他们应该会挖掘房屋周围的土地。”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我感到轻松，感到身上的重压被移开了，一切都将走向终结。但我也有另一种感觉：我有些失望，因为结束的那一刻我没有在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看着这么多人死去，有些死在我手中，有些死在别人手中，然而到了最后，我却没有见到旅人一面。
杜普雷离开了。我重重地坐在椅子上，看见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屋内。图森特坐在杜普雷的桌子边缘看着我。我想起了与苏珊、詹妮弗一起在公园里度过的时光。我还想起了玛丽·阿吉拉德婆婆的声音，愿她现在已经安息。
杜普雷的电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两声提示。图森特从桌子上起身，来到了一个能看到屏幕的位置。他输入一串密码，然后阅读屏幕上的内容。
“霍德曼的文件发过来了。”他说。
我也来到屏幕前，看到了丽莎·斯托特的牙科记录，先是详细的文字说明，然后是一张口腔的二维图，标记着填充物和摘除物，最后是口腔的x光照片。
图森特从一份单独的文件中取出法医拍下的x光照片，将两幅图片放在一起。
“是一样的。”他说。
我点了点头，不敢去想这意味着什么。
图森特打电话给哈克斯特，告诉他我们拿到了什么，并让他赶快过来。三十分钟后，埃米尔·哈克斯特医生查看了霍德曼发过来的文件，并与他的笔记和尸体的x光照片进行对比。最后，他把眼镜推到了额头上，按了按眼角。
“就是她。”他说。
图森特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悲伤地摇了摇头。这似乎是旅人最后的玩笑。死去的女孩是丽莎·斯托特，她从前的名字是丽莎·伍里奇。这个女孩是她父母痛苦婚姻的牺牲品。离婚之后，她的母亲急于迎接新生活，不想带着一个充满愤怒和委屈的青春期女儿，于是抛弃了她。而她的父亲也无法给她稳定的生活。
她是伍里奇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