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医学院，有一间解剖学博物馆，是由国王卡洛斯三世创建的。大部分藏品都来自朱利安·德·贝拉斯科医生从19世纪初期到中叶的收藏。贝拉斯科医生对待自己的工作很认真。正如威廉·哈维解剖了自己父亲和姐姐的尸体，从而发现了血液循环的奥秘，贝拉斯科医生也把自己女儿的尸体做成了木乃伊。
长方形的展厅中放置着许多玻璃盒子，里面是各种展品：两具巨大的骨骼、胎头的蜡制模型等。展厅的一端还有两个模型。它们以夸张的姿态站在那里。没有了皮肤的遮挡，参观者便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肌肉和筋腱的动态。维萨里、巴尔韦德、埃蒂安纳，还有他们的前辈、同辈、后辈，都致力于研究这一领域的知识。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艺术家也根据自己参与解剖的经验画下了一些没有皮肤的人物。
他们创造的形象并不只是解剖范例，还以自己的方式展现出人类的缺陷、人体承受痛苦的能力，以及死亡。他们警告我们，追求肉体的快乐是徒劳的，今生永远充斥着疾病、痛苦和死亡，只有来世才拥有美好的承诺。
在18世纪的佛罗伦萨，解剖学模型的制造达到了巅峰。在修道院院长菲利斯·方塔纳的赞助下，解剖学家和艺术家们开始用蜂蜡制作雕塑。解剖学家们提供尸体，艺术家们给尸体浇上液体石膏，制作出模具。他们将一层层的蜡放入模具中，必要时用猪油改变蜡的温度，从而形成分层，体现出人体组织的透明感。
然后，他们用线、刷子和针管笔将人体的轮廓和纹理刻画出来，再一根一根地添加眉毛和睫毛。波伦亚画派艺术家莱利用真实的骨骼作为蜡像的框架。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非常喜欢这些模型。他订购了1192个模型，用它们来推动本国的医学教育发展。而阿姆斯特丹雅典学院的解剖学教授弗瑞德里克·鲁谢则使用化学固定剂和染料来保存自己的标本。他在家中展出了许多不同姿态的婴儿、儿童骨骼，以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
然而，展示真实的人体最能震撼人心。人体解剖的公开展览吸引了大量观众，其中有些以此为乐。表面上，他们是为了学习；实际上，他们认为解剖是公开处决的延伸。1752年，英国的《谋杀处置法》宣布允许杀人者的尸体被解剖，让解剖和处决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死后的解剖成为对罪犯的进一步惩罚，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被埋葬。1832年，《解剖法》允许对穷人的尸体进行解剖，将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延伸到了死后。
随着科学的发展，死亡与解剖之间的关系也越发密切。那么痛苦呢？为什么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会对女性的身体产生厌倦，从而引发了对摘除子宫的病态迷恋？痛苦、性和死亡都被包含在解剖的过程中。
身体的内部构造暴露在外面，便会让我们想到死亡。但是，有多少人能亲眼看见自己身体的内部构造呢？我们只能通过别人的死亡联想到自己的死亡。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见证死亡和它的直接后果，比如战争、意外、谋杀。充满鲜血的死亡能够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
雷切尔认为，旅人试图用暴力、残忍的方式打破这些限制。通过这种方式杀人，他让死者们见证了自己的死亡，让他们看到了自己身体内部的构造，使他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痛苦，同时提醒其他人，死亡和死前的痛苦总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旅人打破了折磨与处决之间的界限、身心上的好奇与虐待之间的界限。13世纪的《解剖医学操作规范》中记载了一段隐秘的历史：古代人不仅会对死者进行解剖，也会解剖活人。他们把死刑犯的手脚捆起来，慢慢肢解，先解剖四肢，然后是体内的器官。塞尔苏斯和奥古斯丁也指控过活体解剖的现象，但至今依然受到医学史学家的质疑，而旅人延续了这段历史。
现在，旅人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将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以自己的方式记录死亡，在人类的心中创造一个地狱。
我们坐在雷切尔的房间里，听她解释这一切。天黑了，外面传来了音乐声。
“我觉得摘除眼睛可能和‘无知’这一概念有关，代表着人们并不理解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她说，“但这也体现出，凶手本人与普通人拥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死亡之前，总会以各种方式经历痛苦，经历他人的死亡。他却觉得只有他可以教会我们这些。”
“或许他认为我们对这些视而不见，需要被提醒。他想说，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我补充道。雷切尔点头表示赞同。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把卢蒂斯·丰特诺装在油桶中？”安格尔问。他坐在露台上，望着外面的街道。
“她只是习作。”雷切尔说。路易斯扬起了一侧的眉毛，但是没有说话。
“旅人认为他在创造艺术品：精心地展现出尸体的样子，将它们与古老的医学教材关联在一起、与神话和艺术作品关联在一起，让尸体呈现艺术性。但艺术家也有最初的尝试。诗人、画家、雕塑家都会有一些习作，有些是正式的，有些是非正式的。他们的习作会影响日后的作品，但这些习作往往不会公开展出。他们可以在习作中犯错误——又不会被批评，也可以尝试自己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或许这就是卢蒂斯·丰特诺对他的意义：一件习作。”
“但她是在苏珊和詹妮弗之后死去的。”我轻声补充道。
“他杀死苏珊和詹妮弗，是因为想要杀她们，但结果并不理想。我想，在回归公众视野之前，他用卢蒂斯进行了练习。”她避开了我的目光，“杀死玛丽婆婆和她的儿子的理由就比较复杂，既是出于渴望，又是出于必要。这一次他的时间很充足，可以实现自己追求的效果。然后，他不得不杀掉雷马尔，可能因为雷马尔看到了他，也可能因为雷马尔看到了某些东西，但他依然用雷马尔发出了死亡警告。在某些方面，他很务实，充分利用了那些不得不杀死的人。”
雷切尔的话让安格尔有些不高兴。“我们通常是怎样面对死亡的呢？”他说，“既然知道一定会死，我们便更想活下去，甚至更想做爱。”
雷切尔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看笔记。
“我想知道，”安格尔接着说，“这个人想让我们做什么？他渴望死亡，认为来世更好，所以就希望我们所有人不吃不喝，也不再爱别人吗？”
我拿起《圣殇》的插图，查看尸体的细节、详细标记着名称的内脏，以及男人和女人脸上平静的表情。死在旅人手中的几个人都没有这样的表情，他们的脸因痛苦而变得扭曲。
“他才不管什么狗屁来世。”我说，“他只在乎能把一个人折磨成什么样子。”
我站起身，和安格尔一起待在窗前。楼下，那些狗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嗅来嗅去。我闻到了食物和啤酒的味道，又想象着自己能闻到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的味道。
“为什么他不杀我们呢？还有你？”安格尔问。他原本指的是我，回答的却是雷切尔。
“因为他想让我们明白他的意图。”她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引导我们。他在尝试以此和我们沟通，而我们是他的观众。他不想杀死我们。”
“只是现在还不想。”路易斯轻声说。
雷切尔点了点头，与我对视。“只是现在还不想。”她低声赞同道。
我决定晚些时候在沃恩酒吧和他们碰面。回到房间，我给伍里奇打电话，在他的语音信箱中留了言。五分钟后，他就拨了回来，约我一小时内在拿破仑之家酒吧见面。
在将近晚上10点时，他按时赴约，穿着灰白色的斜纹棉布裤，胳膊上搭着一件配套的外套。一进酒吧，他就把外套穿上了。
“这里好冷啊，还是说只有服务台那边比较冷？”他的眼角仍有睡意，由于没有洗澡，身上散发着酸臭味。他已经不再像我的记忆中那么自信。当时在珍妮·奥尔巴克的公寓，他从一群隐约怀有敌意的警察手中夺走了全部的控制权。现在，他看起来老了许多，也更加犹豫。拿走雷切尔的文件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从前的伍里奇或许也会将文件带走，但一定会先征得我们的同意。
他给自己点了一瓶阿毕塔啤酒，给我点了一杯矿泉水。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到旅馆搜罗资料吗？”
“我没想没收你们的资料，鸟哥，只是借用一下。”他喝了一口啤酒，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似乎不太喜欢自己现在这副样子。
“你原本可以征得我们的允许。”我说。
“那你还会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