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科尔住在列治文山，这是皇后区七姐妹社区中最古老的一个。它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社区的中心像乡村，看设施又像城镇，就像是在曼哈顿的门口新建了一个中美洲。“二战”结束后不久，沃尔特的父母从杰弗逊市搬到了那儿。父母退休后搬到了佛罗里达，沃尔特接手了他们的房子，它位于113号街，美特尔大道北部。几乎每个周五，他和李都在牙买加大道上一家古老的德国餐厅——三角皇家啤酒屋吃饭，夏天便会在森林公园的密林中散步。
我到沃尔特家时刚过晚上9点。他亲自开门，把我带到了他的“书房”。像我这样不太有文化的人，只能想到“书房”这个词，但只用“书房”形容似乎并不恰当，毕竟这间小型图书馆里陈列着他半个世纪以来挚爱的收藏：济慈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传记与鉴识科学、性犯罪和犯罪心理学的著作放在同一个书架上；费尼莫尔·库柏与博尔赫斯的书并排摆放；巴塞尔姆被海明威的作品环绕着，似乎有些不安。
皮面的桌子旁边有三个文件柜，桌上放着苹果电脑。墙上挂着当地艺术家的画。角落里有一个小陈列柜，正面是玻璃的，里面放着沃尔特的射击奖杯。它们杂乱地堆在一起，仿佛沃尔特既为自己的能力而自豪，又为这种自豪而尴尬。上半部分的窗户打开了，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能嗅到刚刚修剪完的青草的气味，也能听到孩子们玩街头曲棍球的声音。
书房的门开了，李走了进来。她和沃尔特在一起二十四年，两个人从容而优雅地分享着彼此生活中的一切。即使在最好的时候，我和苏珊也做不到这一点。李穿着黑色牛仔裤和白色衬衫，虽然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而沃尔特又很喜欢东方美食，但她的身材依然保持得不错。她的头发很黑，绑成了马尾，其间几缕灰色的发丝就像是月光映在深色的水面。她走过来，轻轻地亲吻了我的脸颊。她的手臂环绕着我的肩膀，薰衣草的香气将我笼罩起来。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意识到，我对李·科尔有一点儿着迷。
“见到你真高兴，鸟哥。”她说。她用右手轻触我的脸，眉宇间的忧虑让她嘴角的微笑显得很不真实。她看了沃尔特一眼，两人无言地交流了一下。“我去拿咖啡。”她走出房间，轻柔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孩子们怎么样？”我问。沃尔特给自己倒了一杯爱尔兰知更鸟威士忌，是那种带有螺旋盖的老款。
“挺好的，”他回答，“劳伦依然不喜欢高中。到了秋天，埃伦就要到乔治敦大学读法律了，我们家至少有一个靠谱的人。”他大口地吸气，把杯子举到嘴边，抿了一口。我也不由自主地喝了一大口，感觉很呛。沃尔特注意到我的样子很狼狈，也脸红了。
“我靠，抱歉。”他说。
“没关系。”我回答，“这也是良药嘛。你竟然还在家里说脏话。”李讨厌脏话，她经常说只有傻瓜才会这样说话。沃尔特会反驳说，维特根斯坦还在哲学论辩中挥舞过拨火棍呢。他认为这证明了即使是最伟大的人，有时也无法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他走到空壁炉旁边的一把皮革椅前，指了指对面的位置。李拿着银咖啡壶、奶精、两个放在托盘上的杯子走进来，之后又离开了，临走时不安地看了沃尔特一眼。我知道，在我来这里之前，他们聊过我的事。他们之间没有秘密。两个人忧虑的神情表明，除了对我的状态表示担心，他们还聊了别的。
“你想让我坐在灯下吗？”我问。沃尔特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笑容，但如同微风一般转瞬即逝。
“过去几个月我听说了一些事。”他说。他看向自己的杯子，就像一个巫师正在检验自己的水晶球。我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你和联邦警探们聊过，还找人帮你把文件拿出来。我知道你想找到那个杀死苏珊和詹妮的人。”自从开始说话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向我。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得给我们两个倒了些咖啡，然后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这是爪哇咖啡，颜色很深，味道很浓。我深吸了一口气：“你问我这些干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要回来。如果我听说的一些事情是真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他咽了一下口水。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必须要说出这些话，问出这些问题。即使我知道其中一些答案，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告诉他，甚至不确定沃尔特是否真的想听。窗外，夜色已深，孩子们结束了游戏。房间里很安静，沃尔特的话像是不好的预言。
“他们说你已经找到了那个人。”他说。这次他没有犹豫，硬着头皮把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你找到了他，并杀了他。这是真的吗？”
过去就像是一个陷阱。我可以在里面移动、转圈、转身，但最终还会回到原点。我越来越觉得，城市里的一切——我喜欢的餐厅、书店、绿树掩映的公园，甚至一张旧桌子上刻着的白色心形，都会让我想到自己失去的家人，仿佛一瞬间的遗忘都是一种罪行。我的思绪从现在回到过去，顺着记忆，它回到了那些再也无法重现的时光中。
于是，沃尔特的问题将我带回了4月末的新奥尔良。当时她们已经死去了将近四个月。
伍里奇坐在世界咖啡馆靠里侧的一张桌子后面，旁边是一台泡泡糖机，他的背靠在墙上。桌上有一杯热气腾腾的欧蕾咖啡，还有一盘点缀着糖屑的热煎饼。窗外，人们从迪凯特匆匆赶来，经过绿白相间的咖啡馆篷顶，前往大教堂或杰克逊广场。
他穿着一套便宜的棕褐色西装，丝绸领带抻得很长，有些褪色。他懒得系好衬衫领口的纽扣，宁愿让领带落魄地耷拉着。他脚下的地板上撒满了白糖，他坐的那把绿色的树脂椅子空出来的地方也都是糖屑。
伍里奇是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的助理特工主管，他的办公地点是普瓦德拉街1250号。他是为数不多偶尔和我保持联系的前警察时代联系人，也是仅有的几位能不让我气得诅咒联邦调查局的创始人胡佛的联邦探员。另外，他也是我的朋友。谋杀案发生后的那些天，他一直支持我，从不问我什么，也从不怀疑我。我还记得他站在墓地中，全身都被淋湿，水从他那顶超大的软呢帽边缘滴下来。很快，他就被调到了新奥尔良，这说明他在另外至少三个办事处的学徒期都很成功，而且在曼哈顿城区的纽约办事处那混乱的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
他离婚了，这段不欢而散的婚姻大概持续了十二年。他的妻子改回了原名凯伦·斯托特，近来和一位室内设计师结婚，两人一起生活在迈阿密。伍里奇唯一的女儿丽莎也在母亲的坚持下改姓斯托特，他说她在墨西哥加入了某个组织。丽莎只有十八岁。她的母亲和继父根本不管她。伍里奇很在乎她，但是也无法为她做什么。我知道，家庭的不幸令他尤为痛苦。他自己也成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他的白人母亲很糟糕，父亲虽然善良，但没有话语权，无法管好自己的妻子。我认为伍里奇本想当个好父亲。我相信在苏珊和詹妮弗死去时，他比别人更能理解我的难过。
相比我们上次见面，他长胖了一些。由于衬衫被汗浸湿了，我能看见他的胸毛。一缕缕汗水从他日益灰白的头发间滑落下来，顺着颈部的赘肉流淌。对他这样身材高大的人来说，路易斯安那州的夏天一定非常难熬。伍里奇看起来就像一个小丑，有时还会做出一些滑稽的举动，但是在新奥尔良，任何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不容小觑。那些从前瞧不起他的人已经在安哥拉监狱中腐烂了。
“我喜欢你的领带。”我说。它是亮红色的，上面装饰着羔羊和天使。/sup领带。”/aside我们握了握手，伍里奇站了起来，抖去衬衫上的煎饼屑。“到处都是。”他说，“等我死掉的时候，估计人们还能从我的屁股缝里找到煎饼屑。”
“我会记着的。”
一个戴着白色纸帽的亚洲服务生匆忙走过来，我点了一杯咖啡。“你也要煎饼吗？”他问。伍里奇咧嘴笑了。我告诉服务员我不要煎饼。
“最近怎么样？”伍里奇问，他喝了一大口咖啡。如果他没有这么强壮，这咖啡准会烫伤他的喉咙。
“还行，你呢？”
“老样子呗。把礼物包好，系上红蝴蝶结，递给下一个人。”
“你还和她在一起吗……她叫什么来着？朱迪吗？那个护士。”
伍里奇皱起眉头，仿佛在煎饼里吃出了蟑螂：“你说傻子朱迪啊，我们分手了。她要去拉荷亚工作一年，可能还会更久。我跟你说，几个月之前，我们本来要去浪漫度假，还为此在斯托附近订了一个200美元一晚的房间。我们打算整夜开着窗户，呼吸乡村的新鲜空气，你明白吧。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发现那家宾馆特别旧，房间是深色木板墙，摆满了古董家具，还有一张大到没边的床。谁知朱迪立刻变了脸，脸色比北极熊的屁股还白，连忙往后退。你知道她怎么说吗？”
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sup。我花了两小时才让她平静下来，但她还是不肯和我一起睡。最后，我在角落里的沙发上躺了一夜，根本没合眼。我跟你说，那些古董沙发看起来值100万美元，真正睡上去，就跟睡水泥板一样。”/aside他吃完最后一口煎饼，用餐巾擦了擦嘴。
“半夜我起来撒尿，发现她坐在床上，根本没有睡，手里倒拿着床头灯，只要我一靠近，她就用它砸我的头。不用说，我们根本没兴致待够五天。第二天一早就退房了，白花了1000美元。
“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吗？是她的回溯治疗师建议她起诉我，因为我在前世伤害过她。那些蠢货只知道看公共电视台的纪录片，还以为自己前世是埃及艳后或者征服者威廉呢，我竟然成了他们的试验品。”
想到失去了1000美元，又想到自己原本只想在佛蒙特州浪漫一番，他的眼睛湿润了。
“你最近有丽莎的消息吗？”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朝我摆了摆手：“还沉迷在那个组织呢。上次打电话，她说她的腿好了，然后和我要钱。耶稣大概把钱都存起来，或者都贷款了，所以才出来拯救世人吧。”去年，丽莎滑冰时摔断了腿，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开始信奉上帝。伍里奇觉得她的脑震荡还没好。
他眯起眼睛，看了我一会儿：“你过得不怎么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