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厉害，伯尼。”
我得承认我曾经在梦里希望吉莉安对我说这几个字，而且语调也差不多就是现在这样，但听到这话时我还没挂断电话。在梦里，我听这话时是平躺着的，可这会儿我直直站立着，正把话筒放回接待小姐玛丽安桌上的话机上。玛丽安今天已经没事了，而克雷格·谢尔德里克可不是。他还在铁窗后面——刚才那个电话确定的就是这一点。
另外几个电话透露了其他几件事情。克雷格的律师叫卡尔森·弗瑞尔，事务所在城里。弗瑞尔已经请到了一位名叫埃洛尔·布兰肯施普的刑事律师在这桩特殊案件中代表克雷格——这是弗瑞尔事务所工作人员的用词。电话簿上的登记内容显示布兰肯施普的事务所位于麦迪逊大道三十几号。我试了电话，没人接。如果他家有电话，想来不是在曼哈顿之外，就是没有登记。我放弃了。看来他或许在法庭，他的秘书则决定延长午休时间以示庆祝。
克雷格今天早上六点半左右在他上东区的家中被捕。这种时刻往往没什么好事，而遭警方逮捕自然不能算是好事。他们让他刮了胡子，把睡衣换成外出服。我希望他懂得要穿便鞋，问题是有多少正直的公民能想到这一点？入狱后他们倒也不一定会把你的鞋带扯掉，不过隔三岔五的总有个傻瓜企图把自己勒死，搞得你只好拖着鞋子啪啦啪啦地走。
不过，在他要担心的事情中，这件也许排在最后。
这会儿他身处市中心中央大道一幢充满敌意的建筑中，被关在一间牢房里。我看他可高兴不起来。我也不知道那里有谁高兴过。我打听过能否探视，对方的回答模棱两可，说他觉得或许可以，但我为什么不亲自造访确认一下？不管最后判决如何，要我重访那个阴森森的机构可是门儿都没有。我过去拜访过几次，那种经历可没让我急着想回去重温旧梦。
“你真厉害，伯尼。”
事实上，她并没有再说这话，是我自己重复了一遍，以便将故事贯穿起来。我的回答是：别傻了，我没那么厉害，而且就算我偶尔在其他领域有过还算精彩的成果，在她面前我可还没有过什么优异的表现。暂时还没有。
“你自己也可以打那些电话，查出同样的信息，”我说，“你只不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罢了。”
“我连该怎么做都不知道。”
“你可以想出来的。”
“而且我一打电话牙齿就打战。我有时候真是紧张得要命。我不太会跟人谈话。我有时帮病人洁牙好像太安静了。他们没法说话，而我又怎么都无法开口。”
“相信我，有克雷格那张马达嘴，你的沉默简直是天赐的福音。”
她咯咯地笑起来，笑得非常迷人，这和早晨的太阳选择从东方升起一样，我一点也不惊讶。“他的话是很多，”她点头同意，仿佛终于狠下心来承认独立钟上有道裂缝，“但他只对病人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很害羞、很安静。”
“呃，他当然不至于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
“独自一人，谁不安静？”
她想了想，然后脸红了，红得很好看——我还以为这项艺术已经绝迹了呢：“我是说他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安静。”
“我明白你的意思。”
“哦。”
“我在耍嘴皮。抱歉。”
“哦，没关系。我只是——今天早上脑子不太灵光。我在想我该怎么办。你说我能去看克雷格吗？”
“不知道他能不能见访客。你可以过去看看，但最好事先多了解一点内情。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掌握了多少证据指控克雷格，那么做下一步打算也会更方便。”
“你觉得他们胜诉的可能性大吗？”
我耸耸肩：“这很难说。如果昨晚他有不在场证明的话，对他就有利，但如果是这样，这会儿他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我……呃，我看他昨晚没跟你在一起吧？”
她又脸红起来了，这也很难免。“没有，”她说，“我们昨晚一起吃的晚饭，之后因为有事就各走各的了。我们大约是九点分开的，各自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