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喋喋不休的晨间节目，所报道的天气和交通信息远远超过任何人的需要。我得知迪根少校高速公路现在十分拥堵，降水概率是百分之三十。
“天气预报真是越来越狡猾了，”我对卡洛琳说，“你注意到了吗？他们再也不告诉你天气到底会如何，只告诉你概率。”
“我注意到了。”
“那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出错，因为他们什么也没说。如果他们说降雪概率是百分之五，结果雪埋掉了屁股，他们也算预测到了。他们已经把天气预报变成了某种和老天爷玩的赌博游戏了。”
“还有一个松糕，伯尼。”
“谢谢。”我拿起来，涂上奶油，“这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道德沦丧。”我说，“彩票，非法赌博，大西洋城的赌场。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百分之三十的降水概率是他妈的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做？带三分之一把伞？”
“新闻来了，伯尼。”
我吃掉松糕，边喝咖啡边听新闻。我对天气预报的愤怒并不持久。我感觉很舒服。我睡得很好，完全没被打扰，而且卡洛琳的咖啡既没掺菊苣，也没掺迷药，让我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
于是我睁大眼睛坐着，听我自己是如何从防火梯进入六十六街的房子，先光顾了四楼亚瑟·布林夫妇的公寓，在那儿偷了数额不明的钱，一个钻石手镯，一块伯爵手表，几件不同款式的珠宝，还有一件俄罗斯黑貂长大衣。然后我下到3-d，由于被玛德琳·波洛克撞见我在偷东西，因此被我用一支口径点三二的自动手枪射杀。我丢下手枪，带着赃物，在警察抵达前从防火梯逃逸。
播音员开始播另一条新闻的时候，我把收音机关了。卡洛琳的脸上有着好笑的表情。我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拿出那个手镯，把它扔到卡洛琳面前的桌上。她把它拿在手中转动，钻石的光在闪耀。
“漂亮，”她说，“值多少钱？”
“我大概可以用它换几百块钱，最近经过设计的钻饰蛮流行的，不过我是因为喜欢它的样子才拿的。”
“嗯，大衣是什么样子？”
“我根本连衣橱都没打开看过。哦，你以为——”我摇头，“国家道德沦丧的又一证据。”我说，“我只拿了现金和手镯，卡洛琳。至于其他东西，我看是布林夫妇想从保险公司那里捞一笔。”
“你是说——”
“我是说他们认为既然这些年来参保了窃盗险并一直付保险费，现在终于被偷了，所以为何不好好利用一下？一件大衣，一块手表，几件珠宝，还有，他们申报的现金损失一定比真正被偷的钱多，即使保险公司压低一点，他们最后还可以至少拿到四五千。”
“天哪，”她说，“全世界都是骗子。”
“也不尽然，”我说，“不过有时看来的确是这样。”
她洗盘子的时候我把床铺好，然后坐下来喝最后一点咖啡，并试图思考该怎么着手。看来有两条线索可以追查，玛德琳·波洛克和鲁德亚德·威尔金。
“如果我们知道他在哪儿，”我说，“也许就可以查到些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她在哪儿了。”
“但我们不知道她是谁，或她本来是谁。真希望我的皮夹没丢，里面有他的名片，地址是在东三十几街，不过我不记得到底是哪条街第几号。”
“这可不好办。”
“也许我还能记得电话号码，我昨天打了好几遍呢。”我拿起电话，拨了前三位数字，希望后面几个号码会自动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不过最终我还是放弃了，把话筒放了回去。电话簿上没有他的名字，查号台当然也没有。不过电话簿上有一个麦·波洛克，我无意识地拨了列在它后面的号码，让它响了几下就挂掉了。
“也许我们该从锡克人开始。”卡洛琳建议。
“我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也是。”
“报纸上应该有关于她的消息，收音机只能告诉你最简单的东西，但《纽约时报》上一定有更多的信息。比如她在哪儿工作，结婚了没有之类。”
“威尔金是马缰俱乐部的会员。”
“是的。”
“这么说我们两个都有事可做啦，伯尼。我一会儿就回来。”大约十分钟后她带了两份报纸回来。她读《每日新闻》，我读《纽约时报》，然后再交换。
“没什么线索。”我说。
“不过还是有一点。你要负责谁，威尔金还是波洛克？”
“你不需要去帮狗剪脚指甲吗？”
“我负责威尔金，你负责波洛克，伯尼，这样好吗？”
“好。”
“我想我会去他的俱乐部，也许可以查到一点东西。”“也许。”
“你呢？你不会离开这间公寓，是吗？”
我摇摇头：“我会试试能不能用电话查到些什么。”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也许我还会祷告。”
“向谁祷告？圣狄司马斯？”
“可以。”
“或是失物的守护神，因为我们要把那本书找回来。”
“帕多瓦的圣安东尼。”
“对。”
“事实上，”我说，“我还想到了圣雷蒙德·诺纳特斯，被栽赃者的守护神。”
她看着我：“这是你编的吧。”
“我是被栽赃的。”
“这不是你编的？”
“不是。”
“真的有——”
“真的有。”
“好吧，管他呢，”她说，“祷告吧。”
她离开公寓后几分钟，电话响了。响了五分钟之后终于停止。我拿起《纽约时报》的时候它又响了十二次。我曾在哪儿看过，说电话铃响十二次的时间大约是一分钟。我告诉你，感觉上可比一分钟长多了。
我继续读《纽约时报》。报道说玛德琳·波洛克四十二岁，是一名心理治疗师。《每日新闻》也说了她的年龄，但并没有透露她的职业。我试图想象她拿着一本记事簿，用略带维也纳腔的口音，问我做了些什么梦。她在哪儿有间办公室吗？那张维多利亚双人沙发和传统分析师的躺椅可有很大的差别呢。
也许威尔金是她的病人，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他是如何的想得到《拯救巴克罗堡》那本书，于是她将他催眠，叫他打电话给我，后来他醒过来将她杀了，把书拿回去，然后……
我打电话给《纽约时报》，接通了某个跑纽约市新闻的记者。我说我是克里夫兰一家报社的记者，叫亚特·马特洛维奇，我们认为波洛克女士可能以前是克里夫兰的居民，问他们是否有关于她的其他一些资料而没有登在报上的。
他们的答案多半是否定的。没有任何关于亲戚的消息，至于她十四个月前租下六十六街公寓之前住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更无从得知她之前是否住在克里夫兰，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搬去俄亥俄州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打到《每日新闻》的电话也毫无所获。接电话的男人说，他不知道《纽约时报》从哪儿知道波洛克是心理医师的，他怎么有个印象觉得她是某人的情妇，不过他们并没有去深入挖掘这条新闻，因为她不过是被闯空门败露后愤而行凶的惯偷所杀。“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他说，“我们登出这条新闻是因为它发生在上东区。你知道，那里是高级住宅区，我不知道该说它相当于克里夫兰的哪里。”
我也不知道，于是放下不提。
“这个罗登巴尔，”《每日新闻》的那家伙继续说道，“他们明后天就会把他抓到，然后这新闻就告一段落了。没有感情纠纷，没有什么煽情的东西。他只是个贼。”
“只是个贼。”我重复了一遍。
“只不过这次他杀了人。这回他们可饶不了他，他的名字以前就在报上出现过，行窃的时候被牵扯到凶杀案里。到目前为止他总是能顺利脱身，不过这次他可逃不了喽。”
“别那么肯定。”我说。
“嗯？”
“我的意思是世事难料，”我马上说，“现在罪犯钻司法漏洞的技巧可是越来越高明了。”
“天哪，”他说，“你的口气好像是在写我们的社论。”
我刚把电话挂上，它又响了起来。我拿起一壶刚煮好的咖啡，电话铃声停了。我走过去，正要再拨一个电话时，它又响了。我等它停止，然后打了个电话给警方。这次我是《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菲尔·厄班尼克，在克里夫兰那头一无所获，所以打电话到纽约来碰碰运气。结果一个警察把我推给另一个警察，拿着电话等了很久，就在我几乎认定他们除了玛德琳·波洛克已经死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时候，最后一个和我谈话的警察让我确定了另外一件事情。
“毫无疑问，”他说，“是罗登巴尔杀了她。一枪毙命，近距离，正中前额。法医报告说是立刻死亡，其实即使不是医生也可以确定这一点。他在两幢公寓都留下了指纹。”
“他真是太不小心了。”我说。
“越老越马虎，少了那种细致。他以前是那种作案时一定戴着橡皮手套，不留下任何指纹的人。”
“你认识他？”
“不，可我看过他的档案。你会发现他十分狡猾，还有他总是与暴力保持距离。不过这次他却马虎得不仅留下了指纹，还杀了个女人。你知道我认为是什么原因吗？我猜是毒品。”
“他吸毒吗？”
“我猜他肯定是吸得神志不清了。吸毒之后兴奋起来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枪是怎么回事？是他的吗？”
“也许是他在那儿发现的。我们还没去查枪的来源，也许是那个姓波洛克的女人用来防身的。枪没登记，但那能代表什么？也许那是他从楼上偷来的。楼上那对夫妇说不是他们的，不过如果那是没登记的武器，他们自然不会承认。话说回来，你对枪有什么看法？”
“只是随便聊聊。”
“你刚才说明尼阿波利斯？”
“是的，”我镇定地说，“那么，我想这些已经足以让这则新闻充满家乡气息了。我可以说嫌疑人即将被逮捕归案了吗？”
“哦，我们会抓到他的，”他向我保证，“像罗登巴尔这样的坏蛋是习惯的产物，他就那么几招，我们会抓到他的，那是迟早的事。”
她开门的时候我站在门后。她走进来叫着我的名字。
“在你后面。”我小声地说。她把手捂在胸口，仿佛要按住心脏别让它跳出来似的。
“天哪，”她说，“别这样。”
“对不起，我不能确定是不是你。”
“还会有谁？”
“也许是兰蒂。”
“兰蒂。”她愤愤地说。那两只猫出现了，在她脚踝边跑来跑去，“兰蒂，我想她连电话都不会打吧，她打来过吗？”
“也许有，电话响过很多次，但我都没接。”
“我知道你没接。我自己打过两次，没人接，但我知道你并没有把电话拿起来。不过我后来又想，也许你得了幽闭恐惧症，出去散步了呢？然后我回家，没看到你，可你却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别再那样做了，嗯？”
“我不会了。”
“今天可忙了，现在几点？快两点了？我跑遍了所有地方，发现了一些东西……这是什么？”
“我要你帮我打一个电话。”
她接过我给她的一张纸条，看着我说：“你难道不想先听听看我发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