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醒来，也许可以到店里把电话答录机拿回家。”我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十点左右我会到你那里去，到时候再告拆你所有的事。”
“天哪！希望如此。”
我挂上电话。可它又响了，这次是丹妮丝，她终于回到了家，所以回了我电话。我问她一点半是否需要一个伴。
“现在已经差不多一点半了。”她说。
“我是说明天下午，我只待几分钟。可以吗？”
“当然。只待几分钟？”
“最多一个小时。”
“当然可以。这是不是我们之间关系的新发展？伯尼，你是不是开始跟我预约打便炮了？”
“不是，”我说，“我一点半或一点四十五分过去，到时再跟你解释。”
“我等不及了。”
我放下电话，脱掉身上的衣服。脱下袜子之后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检查我的脚。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脚，也从来不觉得它们太窄，但是现在果然看起来又长又窄又瘦又可笑，而且毫无疑问，我的第二个脚趾确实比大脚趾长。我试着把过长的第二个脚趾缩起来，把大脚趾伸长。没用，我懒得再去管了。
没错，我有摩顿脚，这虽然不像得了梅毒那般令人惊恐，但也不能说让人感到高兴。
这时电话又响了。
我接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带英国腔：“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哦？”
“伯纳德·罗登巴尔先生吗？”
“是的。”
“我以为我打错电话到气象局了。你刚才说：‘不下则已，一下倾盆。’”
“我不知道我说得那么大声。”
“你说了，而且现在外面真的在下雨。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打电话给你。先前我试了几次，但没找到你。我叫杰西卡·加兰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的名字？”
“好像没有，但是我现在脑子不是很清楚，否则接电话的时候不会说一句从间谍片里听来的暗语。”
“你知道吗，其实这事听起来确实有点像间谍片，我以为我外公曾经提到过我，罗登巴尔先生。”
“你外公？”
“埃博尔·克罗。”
我悬着下巴张大了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从来不知道埃博尔有个外孙女，甚至不知道他结过婚。”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结过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和我外婆结婚。我外婆出生在布达佩斯，大战前他们在维也纳相识相爱。纳粹一九三八年入侵奥地利的时候，我外婆逃离了那里，当时她什么也没带，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抱在手上的我母亲，外公临别时送的礼物是一些值钱的稀有邮票，外婆把它们藏在大衣夹层里。她从维也纳逃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那里卖了邮票再逃到伦敦，到了伦敦却不幸死于空袭轰炸。外公被送到集中营，最后幸运地活了下来。”
“你母亲——”
“外婆死的时候她只有五六岁，后来被邻居收养。她很年轻就结婚生了我。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死在了集中营或是战争中。大概六年前，她才知道事实不是这样。我说得太多了，希望没有打搅你。”
“不，不，听起来令人感动。”
“是吗？有一天外公出现在我们位于克洛顿的家门口，更精确地说是在门前的台阶上，他好像雇了侦探，最后成功地追踪到了妈妈。那是一次令人欢喜的重逢，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彼此没有什么话可说。妈妈现在是典型的英国郊区家庭主妇，而外公——你也知道他的生活方式。”
“是的。”
“他回到了美国，常常给我们写信，但是多半是写给我和弟弟而不是妈妈——我有一个弟弟。两年前外公写信提议我何不到美国住一阵，这个提议来得正是时候，我辞掉了讨厌的工作，和我年轻却无聊的男朋友分手，上了飞机。长话短说，你知道的，通常人们说‘长话短说’的时候都太迟了。总而言之，从那时候起我就在这里了。”
“在纽约？”
“事实上在布鲁克林。你知道圆石丘吗？”
“听说过。”
“刚开始我住在格拉梅西公园附近的一个女子旅馆，后来才搬到这里。我现在的工作好多了，同居的男朋友是个有趣的人，事实上我一点也不想念英国的家。我的话太多了，可能是太累的关系——身体上的，情绪上的。我打这个电话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这个我一开始就知道了。”
“你真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外公常常提到你，不只是把你当作——哦，说生意上的伙伴可以吗？”
“就这么说好了。”
“而且也当作一个朋友。现在他过世了，这个你想必已经知道了。我很难过，他一定死得很惨。我希望他们赶快抓到凶手，但是现在我必须料理一切。我不知道他希望有个怎样的葬礼，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会死这类的话，除非他留了信件之类的东西，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发现。而且警察把他的尸体扣留在太平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回，如果是这样，到时候我只想办一个非正式的小小的私人葬礼，但是现在我想办一个追悼式，你认为呢？”
“很好啊。”
“事实上我已经安排好了，选了亨利街的一个救世主教堂，在议会大楼和阿米提街之间，就在圆石丘这里，你知道地方吗？”
“我想我应该找得到。”
“这是我找到的唯一肯让人在星期天办追悼式的教堂。时间是下午两点三十分。因为外公不信教，所以没有宗教仪式。外公也有爱好精神事物的一面，我不知道他在你面前有没有表现出来。”
“我知道他喜欢看书。”
“是的，他喜欢看所有伟大的道德哲学家的书。我已经告诉了教堂的人我们有自己的追悼式，我的男朋友克莱会在追悼会上朗读，他很喜欢我外公。我自己可能也会朗读。我想你会来参加这个追悼式吧，罗登巴尔先生？”
“叫我伯尼，我会去参加。我可能也会找些东西朗读，这主意很不错。”
“或者就说几句话，完全看你自己的意思。”她犹豫了一下，“还有一件事，我每隔几个星期就会去看外公一次，我们在某些方面很亲近，但是他很少提到生意上的朋友。我知道你是他的朋友，除了你之外我还知道一两个这样的朋友，可是你也许还知道其他人，其他可能来参加追悼式的人。”
“我想想。”
“你能不能替我邀请你认为应该邀请的人？”
“这个没问题。”
“我和外公住的大楼的邻居谈过，有一个邻居太太会在大楼的大厅贴一张通知。我应该在那附近办追悼式才对，有些邻居认为要跑到这里来有点困难，可是我已经安排好在救世主教堂的追悼式了，我希望他们不会介意到布鲁克林来。”
“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会是一趟新鲜刺激的旅程。”
“我只希望天气转好，据说雨到星期天就不下了，可是气象预告不一定准。”
“是有可能不准。”
“我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罗登巴尔先生。”
“叫我伯尼。”
“伯尼，已经很晚了，我累了，可能比我想象得还累。你会来吧？星期天下午两点半。你会邀请你想到的人？”
“我会的，”我说，“而且会带我要朗读的东西。”
我写下时间、地点和教堂的名称。卡洛琳一定会去。还有谁？
我躺在床上试着想我认识的人中还有谁会去参加埃博尔的追悼式。我不认识其他小偷，长久以来我就比较喜欢和守法公民做朋友。我不知道埃博尔有哪些朋友。雷·基希曼会想去吗？我想了一会儿。他会去，我想。
我让思绪飘浮。埃博尔有个外孙女。杰西卡·加兰德到底多大？她的妈妈一定是在一九三六年左右出生的，如果她真的早婚又很快生下杰西卡，那她很可能二十四五岁。我可以想象埃博尔用什么哄她这个年龄的女孩：编造一些过去在维也纳咖啡馆的动人故事，还有吃不完的水果甜饼和巧克力奶油酥饼。
可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她，这只老狐狸。
我已经差不多睡着了，突然有个想法又把我唤醒。我下床找到一个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四声之后有个男人接了。
我就像在做电话祷告似的一句话也没说，我听到那个男人不耐烦地说了几声“喂”，还听到偶尔有狗叫声，然后电话挂断了——是那个人，我想，当然不是那只狗——我又回到床上。
原文为itneverrainsbutitpours，意思是“祸不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