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城中心的金融区时，正值午餐时间。狭窄的街上挤满了人。证券交易员和办公室女郎，还有那些自由企业当中不可或缺的小齿轮，人人拿着细长的香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个劲地把烟吸进他们那小小的资本主义大脑。穿着三件式西装的中年男人对眼前的景象不断摇头，钻进酒吧里寻求庇护与慰藉。
我打了一个电话，没人接。于是我也加入了在午餐亭前排队的人群，买了两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装在棕色纸袋里。我拎着纸袋，走到梅登巷一幢十层楼办公大楼的大厅。我还戴着那顶帽子和那副牛角框眼镜，手里提着那个先前让杰瑞德十分失望的空宠物提篮。我在进入电梯之前停下来，在进出登记簿上签下唐纳德·布朗这个名字，注明我要去的地方（七○二室）以及到达时间（十二点十八分）。我坐电梯到七楼，然后爬了一层楼梯，先前所写的那些东西除了时间之外都是假的。我找到了我要找的那间办公室。门上的锁比起魔方来实在太缺乏挑战性了。我放下宠物提篮，一只手拿着装午餐的纸袋，另一只手开门。
进入办公室，我坐在其中一张有假木头纹路桌面的金属办公桌旁，把纸袋里的午餐拿出来。我打开一个三明治，拿出里面夹的熏牛肉片和火鸡肉片，撕成小块，在桌面上堆成一堆。我把另外一个三明治吃了，喝完咖啡，在曼哈顿的电话簿里查了一个号码，然后开始拨号。是一个女人接的电话，那个声音很熟悉，但我要绝对肯定，于是便问纳撒尼尔在不在。对方说我打错了。
我另外又打了几个电话和一些人交谈，然后拨了○说：“我是唐纳德·布朗警官，警徽号码二三○九四，请你帮我查一个没有登记的号码。”我把人名告诉她，然后把我打的这部电话的号码念给她听。她不到一分钟就打了回来，我把她给我的号码抄下来。我说：“谢谢。哦，那这部电话的地址是？”于是她把地址给了我。那地址我不用抄。
我拨了那个号码。一个女人接电话。我说：“我是伯尼。你不会相信我有多想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
“啊，亲爱的。”我说，“我茶不思、饭不想——”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
我叹了口气，拨另外一个号码。经过一番转接，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好了，说，”对方说，“你怎么知道的？”
“知道他们找到了速可眠？”
“水合氯醛，历久不衰的麻醉药酒。你怎么会看一眼一个头被打扁的人，就猜出来有药物？就连在《昆西》里，他们也都还要做检验、用显微镜来看呢。”
“我在筹划一个新的影集，《通灵的病理学家伯尼·罗登巴尔》。”
我们彼此说了一些相当愉快的话。我挂上电话，然后又打了几个，接着翻了几个书桌抽屉，仔细查找档案柜。抽屉和柜子里的东西我都没动。然后我把午餐袋、包装纸、那个熏牛肉火鸡三明治的面包和空咖啡杯都丢进垃圾桶。我打开带来的篮子，几分钟后我把盖子盖上扣好。
“我们走喽。”我说。
出去的时候，我看了看表，在登记簿上写下离开的时间是十二点五十一分。
太阳出来了，于是我换上太阳镜，乘出租车到百老汇和约翰街交会口。我给了司机一个在西村的地址。他最近刚从伊朗来，英文讲得结结巴巴的，对曼哈顿的地理概念非常模糊，于是我就帮他指路，结果我们两个都迷路了。但最后我们到了一条熟悉的街上，然后我付了车费，让他离开。
我进入一幢从没来过的建筑物，用一张卡片打开了门厅里上锁的门。我穿过门厅，走到另一扇锁着的门前，这扇门通往后院。门锁不是问题，我用半截牙签插在弹簧扣栓里将它卡住，这样回来的时候麻烦就会更少了。
院子里有一些垃圾桶和一片无人打理的花园。我穿过院子，翻过一道通往另一个院子的水泥墙，朝一扇窗子里窥探，然后打开窗再关上。我提着篮子往回走，爬过水泥墙重新进入那幢建筑，拿下那半截牙签，最后回到街上，走了几个街区之后，上了另一辆出租车。
回到窄廊画室，杰瑞德开门让我进去，看着我手上的篮子。“你还拿着它。”他说。
“你说对了。”
“现在里面装满黑货了吧？”
“你自己看。”
“还是空的。”
“嗯。”
“你要用它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我说。
“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不做。你留着它吧。我提着这讨厌的玩意儿到处跑已经够了。”我走到他母亲身边，她在打量一幅画布。“看起来很好。”我说。
“当然。算我们运气好，蒙德里安那时候没有丙烯酸可以玩，否则他一年可以画出五百幅画。”
“你是说他没画出这么多？”
“没这么多。”
我伸出一只手指碰碰颜料。“干的。”我说。
“而且已经准备妥当。”她叹了口气，拿起一把有着弯曲刀锋、看来很吓人的东西。我想这是一把油布刀。我不是油布做的，但我绝对不会想去惹一个手上有一把这东西的人。
“这么做实在有违我的本性。”丹妮丝说，“你确定要这样？”
“我肯定。”
“差不多一英寸？就像这样？”
“这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