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上的告示说建议的捐献金额是两块五。“你可随意捐多或捐少，”上面还劝告道，“但一定要捐一点。”我们前面的那个人“当”的一声丢下一枚一角硬币。职员便开口告诉他关于建议的金额，不过这家伙没接受。
“你自己看看这张告示吧，小子。”他面带不悦地说，“你们这些害虫要拿这事来烦我多少次？好像这是你们自己的钱一样。他们没让你们从捐献里抽佣金吧？”
“还没。”
“喂，我是个艺术家。那一毛钱已经足以让我倾家荡产了。你们要不好好接受它，以后我就只捐一分钱。”
“哦，你不能这么做，特恩奎斯特先生。”那位职员促狭地说，“这会让我们的预算整个垮掉的。”
“你认识我？”
“每个人都认识你，特恩奎斯特先生。”一声沉重的叹息，“每个人都认识。”
他拿起特恩奎斯特先生的一毛钱，给了他一个用来别在衣领上的黄色小别针。特恩奎斯特转过身来，把别针别在他西装外套的前胸口袋上。外套是二手廉价店里买的，颜色是某种灰，跟他那条二手廉价店的长裤配在一起还算协调。他微笑着，露出一口参差不齐、被烟熏得变色的牙齿。他的头发是生了锈的棕色，稀稀落落的山羊胡则比较偏红，也多掺了几抹灰色，看上去有两三天没刮胡子了。
“自以为是的绣花枕头。”他忠告我们，“这些人全是这样。别听他们的屁话。要是艺术会被吓倒的话，就不是艺术了。”
他向前移动，我放了一张五美元的钞票在柜台上，换来两个别针。“艺术家。”职员意味深长地说。他用手指点点另一个告示，上面说十六岁以下的儿童无论有没有大人陪同都不得入内。“我们应该修订一下我们的制度。”他说，“小孩、狗，还有艺术家一律不准进入。”
我比卡洛琳醒得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西七十二街的烈酒店去买一瓶加拿大俱乐部牌威士忌。我把酒带到赛德尔太太家，在门上敲了敲，确定没人应门之后自己进去，把那瓶酒拆封，将一盎司左右的酒倒进水槽，再盖上瓶盖把酒放回我前一天晚上找到那瓶酒的地方。我把自己送出门，在走廊上遇到了赫施太太，她的嘴角永远叼着一根点燃的香烟。我到她公寓里喝了杯咖啡。她煮的咖啡棒极了。我们谈起了地下室里的投币洗衣设备这个老话题。她对烘干机颇为恼火，因为不管上面的刻度如何，那些机器只有两种温度——“开”和“关”。我不满的是洗衣机，对付袜子像吃豆人一样贪婪。关于我刚刚才从赛德尔太太家走出来的这件事，我们两个都没提起半句。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里，一边动手煮壶咖啡，一边听着卡洛琳在浴室里呕吐。她出来的时候脸色有点发青，抱着脑袋坐在沙发一角。我冲了个澡，刮了胡子，出来后看见她正沮丧地盯着一杯咖啡。我问她要不要阿司匹林，她说她不介意来几颗强效的泰诺，但我家没有。我吃了早饭，她没吃，我们都喝了咖啡，然后电话就响了。
一个不带口音的女人声音说道：“罗登巴尔先生？你跟你朋友谈过了吗？”
我想指出这个问题隐含着侮辱之意，这表示对方认为我只有一个朋友，认为我是那种朋友不可能超过一个的人，有一个就很走运了，而且这个朋友变聪明之后八成会弃我而去。
我说：“是的。”
“你准备好付赎金了吗？二十五万美元。”
“你不觉得这数目有一点高吗？我知道如今的通货膨胀实在可怕，我也了解缅甸猫的行情走俏供不应求，但是——”
“这钱你准备好了吗？”
“我家里尽量不放那么多现金。”
“你能弄到？”
电话铃一响卡洛琳就坐到我旁边来了。我一手按在她的胳膊上让她安心，一边对着电话说：“咱们就别再闹了，嗯？把猫送回来，我们就不追究，否则——”
否则什么？我要是知道我能有什么威胁就奇怪了。但卡洛琳没给我机会。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臂，说：“伯尼——”
“我们会把猫杀了。”那女人说，音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带着口音。听起来的效果让人想起某种维也纳糕点广告和二战电影里某个似乎在德国有亲戚的家伙。
“咱们都冷静点。”我对她们两人说，“没必要使用暴力。”
“如果你们不付赎金——”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这么多钱。这个你们一定知道。现在你何不说说你们究竟要什么？”
对方停顿了一下。“叫你朋友回家去。”
“请你再说一遍？”
“她信箱里有东西。”
“好吧。我会跟她一起去，然后——”
“不行。”
“不行？”
“你留在原地。会有人打电话给你。”
“但是——”
咔嗒一声。我坐在那里看着话筒，过了好几秒钟才挂上。我问卡洛琳有没有听到对方说什么。
“我零零碎碎听到几个字。”她说，“和昨晚是同一个人。至少我认为是。反正口音是一样的。”
“她讲到一半才改口的。我想她一开始是忘了，然后才想起来她应该装出一副有威胁性的口气。要不然就是她一兴奋就会脱口而出。我不喜欢让我们各自单独行动。她要你回你的公寓，我留在这里。我不喜欢这样。”
“为什么？”
“嗯，谁知道她想干什么。”
“我反正是要到市中心去的。十一点有客人要带一只雪纳瑞来。妈的，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对吧？我现在这脑子，实在没办法面对雪纳瑞。幸好是一只迷你雪纳瑞，要是在这种时候我还得洗一条巨型雪纳瑞，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路上回你公寓一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会抽时间的。反正我也得回去喂尤比。你觉得会不会——”
“怎么样？”
“会不会尤比也被他们带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要我回公寓的原因。”
“他们叫你去看信箱。”
“哦，天哪。”她说。
她离开后，我开始整理阿普林收集的那些邮票。我想这么做大概很冷血，因为阿齐命在旦夕，但即便如此它也还剩八条命，而我想的是尽快把阿普林的邮票处理得看不出原主。我把灯打开，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准备了邮票夹、一盒半透明玻璃纸封套，还有一本斯科特目录，然后把邮票从塑胶衬袋移到封套里，每次一组，再在封套上加注适当的说明。我没有浪费时间去估计价格。那是另外一项任务，可以回头再说。
我正埋头处理乔治五世时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高价邮票时，电话响了。“这个信箱到底有什么屁事？”卡洛琳质问道，“里面除了一张账单之外什么也没有。”
“尤比还好吗？”
“尤比没事。它看起来茫然若失，形单影只，而且它的心可能都快碎了，不过除此之外它还好。那个纳粹有没有再打电话？”
“还没有。也许她说的是你店里的信箱。”
“那里没有信箱。只有门上开了一条缝而已。”
“嗯，也许她搞错了。你去洗那只萨路基猎犬吧，等等看接下来会怎么样。”
“不是萨路基猎犬，是雪纳瑞，而且我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会湿淋淋的一身狗味。你有他们的消息就打电话给我，好吗？”
“好。”我说。十五分钟后电话响了，是那个神秘的女人。这次没口音了，也没有曲折离奇的遁词。她说我听，她讲完后我坐在那里想了一分钟，然后挠挠头又想了想。最后我把阿普林的邮票收起来，打电话给卡洛琳。
现在我们在画廊二楼的小房间里。我们一字不差地遵照那个来电者的指示，此刻站到了一幅看起来十分眼熟的画作前。
画旁的墙上有一块长方形的青铜小牌子，标明了下列资料：
彼埃·蒙德里安，1872-1944。《色彩构图》，1942。油画，86×94cm。j.麦克伦登·巴洛夫妇捐赠。
我把尺寸记在我的随身小笔记本里。如果你还坚守传统，没学会用公制单位思考的话，这数字换算成美制单位大约等于三十五乘三十九英寸，高度比宽度长。背景是白色，不知是被时间还是画家本人加进了一点灰色调处理。黑色线条在画布上纵横交错，把画面分隔成正方形和长方形，其中好几块涂上了原色，两块红，两块蓝，还有长长窄窄的一条黄。
我跨近一步，卡洛琳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别把它调正，”她劝阻我，“这样挂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