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是每只青蛙都会变成王子。”
“可不是吗？”
卡洛琳喝完了她的马提尼，用眼神示意女招待再来一杯。我的巴黎水还有很多。我们所在的“饶舌酒鬼”是家邋遢得令人自在的酒吧，专卖金酒，坐落在东十一街和百老汇大道的交叉口，离巴尼嘉书店和卡洛琳的那个“贵宾狗工厂”都只有半个街区。虽然她那行没法提供太多的自我满足感，但总比劫掠图书馆对社会有用。
“巴黎水。”卡洛琳说。
“我喜欢巴黎水。”
“伯尼，它只不过是名牌的水罢了。仅此而已。”
“我猜是吧。”
“今晚要忙吗？”
“我会出去跑步，”我说，“然后或许会到处蹦一蹦。”
她正要说什么，女招待端来马提尼使她住了口。那女招待的金发下露出深色发根，穿着紧身牛仔裤和桃红色的衬衫。卡洛琳目送她走回吧台。“不错。”她说。
“我还以为你爱上她了。”
“爱上那个女招待？”
“爱上那个税务规划师。”
“哦，你是说艾丽森。”
“根据我上次听到的消息，”我说，“你们正在一起规划税务。”
“我负责攻击，她负责防御。我昨晚和她一起出去，去了康尼利亚街上的简·沃曼餐厅，蘸着某种酱吃了某种鱼。”
“真是一顿值得纪念的大餐啊。”
“哦，我记不清楚细节。我们喝了很多白葡萄酒，听着斯蒂芬·彭德唱了一首又一首浪漫的情歌，然后带了一瓶杜林标苏格兰威士忌回到我住的地方，把收音机转到wncn频道。她很欣赏我那幅夏加尔的画，还抚摩我的猫——至少是摸了其中一只。阿齐坐在她膝头呼噜呼噜叫，尤比则不肯来这一套。”
“哪里出了问题？”
“嗯，她是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女同性恋。”
“什么意思？”
“她认为避免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是政治上很重要的一点，这是她对女性主义效忠的一部分。她工作上往来的也都是女人，但她不跟女人上床，因为她的身体还没准备好要这么做。”
“这样还剩下什么？鸡吗？”
“剩下我快被逼得狗急跳墙了。我不停地灌她酒，不停地向她进攻，一番辛苦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
“还好她不跟男人约会。他们八成会企图在性爱方面剥削她。”
“是啊，男人在这方面坏透了。她有过一段很糟糕的婚姻，因此对男人一肚子火。可是她又不能不冠前夫的姓，因为她在工作中一直都是用那个姓，而且‘沃伦’也比较容易叫。她的本姓是个亚美尼亚姓氏，如果她是卖地毯的而非规划税务的话那可能会比较有用。她其实也不是规划什么税务，那是国会要做的事。我想她是负责规划避免交税。”
“我自己也有这种打算。”
“我也是。要不是她长得漂亮，我早就说声‘去他的’，避开她了，但我想我会再试一次，然后才会说‘去他的’。”
“你今晚要和她见面吗？”
她摇摇头。“今晚我要去逛逛酒吧。喝几杯酒，大笑几场，也许我会走运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
“小心点。”
她看着我。“你才要小心点。”她说。
***
换乘了一趟地铁之后，我很快就到了家，换上尼龙短裤和慢跑鞋，出门到河畔公园去跑上短短半个小时。时值九月中旬，离曼哈顿马拉松大赛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公园里到处都有人在跑步。有些是我这种随意型的，一星期跑三四次，每次只跑三四英里。另一些人则是在为马拉松训练，一星期狠狠跑上五六十英里甚至七十英里，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严肃的正经事。
沃利·亨普希尔也是如此，但他的训练计划是长短跑交替，而那天晚上的安排只有四英里，于是我们结伴而行。他全名叫华莱士·莱利·亨普希尔，三十岁出头，是个律师，刚离婚，看起来年轻得根本不像结过婚。他是在长岛东区的某处长大的，现在住在哥伦布大道上，和模特、女明星出双入对，同时哼哧哼哧地在为马拉松大赛进行训练。他自己开了个事务所，在西三十几街有个办公室。我们一边跑，他一边谈着一个聘请他打离婚官司的女人。
“我就动手拟了文件，”他告诉我，“结果发现这个昏头昏脑的婆娘根本没结婚。她也没跟人同居，甚至连个男朋友也没有。但这种事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每隔一阵她不知想到了什么，就找个律师展开离婚的法律程序。”
我说起我碰到的那个专偷图书馆的贼。他很震惊。“偷图书馆的书？真有人做这种事？”
“任何东西都会有人偷。”我说，“从任何地方偷出来。”
“这是什么世界啊。”他说。
我跑完之后做了伸展运动，然后步行回家。我住的公寓在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的交叉口。我脱下衣服冲了个澡，又做了一阵伸展运动，接着闭上眼睛躺了一会儿。
然后我起来找出两个电话号码，轮流拨号。我打的第一个电话没人接，第二个响了两三声之后就接通了，我简短地和对方聊了几句。然后我又试了一次第一个号码，让它整整响了十二声。电话铃响十二声大概要花一分钟，但如果打电话的是你，感觉会比一分钟要长，而如果是别人打来的电话你让它响着不去接，感觉起来简直足足有一个半小时。
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
我得在棕色和蓝色的两套西装之间选择一套，最后我选了蓝色的。我几乎总是选那一套，照这样下去，等到棕色那套的领子款式再度开始流行时，它一定还相当新。我穿上一件有活动衣领的蓝色混纺棉衬衫，挑了一条斜纹领带。在英国人看来，我八成像是个被良好大机构解雇的人，在美国人眼中则只显出我的诚意和清廉。我只试了一次就打好了领带，决定把这当成个好兆头。
深蓝色袜子。有防滑垫的黑色便鞋，不如慢跑鞋舒适，但比较传统。而且等我套上定做的矫正鞋垫之后，穿起来也就够舒服了。
我拿起手提公文包，包是米色麂皮面配上打磨光亮的黄铜组件，比那个偷书贼的公文包要轻巧时髦。我在分隔成好几格的箱内装进我的吃饭家伙——一副手掌部分挖空的橡胶手套，一组妙用无穷的钢制工具，一卷胶带，一支铅笔大小的手电筒，一把玻璃割刀，一片赛璐珞，一条钢弹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要是我被合法地搜身逮捕，这箱子里的东西会把我送进州立度假村去吃免费的饭。
想到这里，我的胃仿佛跳踢踏舞似的翻腾了一阵，幸好我没吃晚餐。然而，即使在石墙与铁窗的念头让我感到退缩的同时，我的指尖仍然出现了那种熟悉的轻颤，血管里的血液也开始兴奋地奔窜。上帝啊，让我脱离这种幼稚的反应吧——但是，唔，暂时还不要，拜托。
我在公文包里加进一本有横条的黄色笔记纸，在胸前的内袋里放进两支笔和一本薄薄的皮面笔记本。胸前的外口袋里已经装着一条手帕，我把它拿出来重新折过，再塞回口袋里放好。
我穿过走廊来到电梯前的时候，有电话响起。也许是我的电话，但我让它继续响着。我下了楼，门卫带着不情愿的敬意打量我。我刚抬起手要叫车，一辆出租车就停了下来。
我对那位头发逐渐稀疏的司机说了一个地址，那在七十六街与七十七街之间的第五大道上。他插道六十五街穿过中央公园，一边谈论着棒球比赛以及阿拉伯恐怖分子，我则看着其他跑步的人一英里一英里地跑下去。他们在玩，我则正要去上工，这时候他们的消遣在我看来真是琐碎无聊。
我在距离目的地半个街区的地方下车，付了车资加小费，然后步行。我在第五大道过了马路，混进公交车站的人群里，以便好好地看一看那“难以攻陷的堡垒”。
因为那地方确实如此。那是一幢庞大坚固的公寓，建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共有二十二层楼，巍然耸立在公园旁边。建造这幢公寓的人给它取了个别名叫查理曼大帝，偶尔可以在星期天《纽约时报》的房地产版面看到它的消息。几年前它变成合作住宅，如今每当这幢建筑里的公寓易主的时候，价钱都是六位数——很高的六位数。
我不时会听说或读到关于某些人的事，比如说钱币收藏家，我会把他的名字列入档案以供日后参考，而一旦我发现他住在“查理曼大帝”，就会把他从我的档案里删掉，因为这等于说他是把所有收藏品都放在银行的保险库里。查理曼大帝有门卫和管理员，电梯有人操作，里面还装了闭路电视。另外在送货入口、逃生门以及天知道其他什么地方也都有闭路监视装置，管理员室有控制台，他们可以——也确实这么做了——同时观看六个或八个屏幕里的情形。安全管理这回事在查理曼大帝简直到了恋物癖的程度，这种态度我可以理解，但显然很难赞同。
一辆公交车来了又走，带走了车站上大部分的人。信号灯由红转绿。我拿起那满满一箱的窃贼工具，穿越街道。
跟查理曼大帝的门卫相比，我住的地方的门卫看起来简直像时报广场偷窥秀的领座员。这里门卫身上的金色穗带比某个厄瓜多尔海军总司令身上的都要多，那副自信满满的神色也很像个将军。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态度冷静。
“我叫伯纳德·罗登巴尔。”我告诉他，“翁德东克先生在等我。”
玛丽·卡罗琳·戴维斯（marycarolyndavies，1888—1966），美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伯利恒，巴勒斯坦中部城市。
一种巨大的北美蚕蛾，翅膀上有红白黑三色的斑。
一四五六年第一本活字印刷的拉丁文《圣经》，据说为德国活字印刷发明人古腾堡所印。
詹姆斯·霍尔丁（jamesholding，1907—1997），美国作家。
杜林标（drambuie），一种以苏格兰威士忌为主的甜香酒。
前文中的沃利（wally）是华莱士（wallace）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