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巴尼嘉书店步调缓慢的一天，但话说回来，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毕竟，卖旧书的人不会梦想着退休之后要过步调缓慢的简单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然如此。
那天有两个高峰，而且恰巧同时出现。有个女人念了首诗给我听，有个男人试图卖一本书给我。那首诗是玛丽·卡罗琳·戴维斯的《俄勒冈路三号的史密斯死去》，念诗的女人长得苗条清秀，有着棕色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侧头的样子一定是从哪个年轻朋友那儿学来的。她那线条优美、没戴戒指、没涂指甲油的纤细手指间拿着戴维斯女士的处女作《我们街上的鼓声》，该书于一九一八年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她念诗给我听。
俄勒冈的秋天——我再也看不到
这些山丘了，一片朦胧的蓝色细雨
横过古老的威廉密特河。我走路的时候
不会惊扰到雉鸟，听见它呼呼疾飞在
我头顶上方，那只怠懒的、毫无疑心的动物……
我很希望自己是只“怠懒的、毫无疑心的”动物，但我还是冷冷地留意着“哲学与宗教”那个区域，那位新来的客人已经进驻那里。他是个体态笨重的大个子，三十岁上下，脚穿低跟靴，身穿前开扣的李维斯牛仔裤、深棕色法兰绒衬衫以及棕色宽条纹灯芯绒外套。他的胡须仔细修剪过，一头细软的棕色头发却没有经过打理。
当这场愚蠢的梦就此结束，
人们会回家去，那里落满了
玫瑰花瓣，在每一条街上，一整年
都像一场友善的庆典……
出于某种原因，我留神注意着他的动向。也许是因为他的某种神态让人觉得他可能随时会无精打采地走向伯利恒。也许只是因为他那个手提公文包。在布兰坦诺和斯特兰德那样的书店，客人必须把袋子和手提箱拿去寄放，但我这里的客人则可以把它们留在手边，于是有时他们的大袋子在离开的时候会变得比来的时候重。即使在经济最景气的时候，二手书的买卖也没什么保障，任谁都会痛恨自己店里的货就那样扬长而去。
但我将永远无法看着那些树篱滴落
色彩，也看不到船只高高的帆柱
在我们古老的港湾。——他们说我即将死去，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一切重新涌上脑海：
俄勒冈的秋天和雉鸟飞翔——
她轻轻地发出一声赞赏的叹息，啪的一声合上那本小书交给我，问我多少钱。我看看扉页上用铅笔标记的数字，再看看贴在柜台上的税价表，上一回调过之后，销售税率已经增长为百分之八点二五了，有人用心算就可以算出结果，不过他们八成不会开锁。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分，我们就各尽其才。
“十二块，”我说，“再加上九十九美分的税。”她在柜台上放了一张十美元和三张一美元的钞票，我把书放进纸袋里，用一截胶带贴好，然后找她一美分。她接过硬币的时候我们的手接触了一下，那一下之中有一股电流。不是什么天雷地火、让人神魂颠倒的强大力量，但那股电流的确存在。她侧着头，一瞬间我们眼神交会。摄政时代的爱情小说家会说我们之间传递了一种无言的了解，但那是胡扯。我们之间只传递了一美分而已。
另一位客人正在翻看一本粗布装订的四开大书，是耶稣会修士马修·吉里根的《反文法与同文法》，还是《同文法与反文法》？从利泽尔先生把店卖给我的时候起，这本书就在这里了，要不是我偶尔会掸一下书架上的灰尘，根本不会有人动它。如果这家伙要偷东西的话，我想，就让他把那本书拿走吧。
但他把吉里根神甫放回书架上，就在玛丽·卡罗琳·戴维斯跟着那拘谨端庄、爱读诗的女子出门去的时候。我看着她踏出店外——她穿着套装，头戴与之搭配的贝雷帽，那颜色是所谓的李子色或小红莓色或不知今年又换成什么名称的颜色，总之很适合她——然后看着他向柜台走来，把一只手放在柜台上。
他的表情——就胡须未遮盖的部分看来——带有戒心。他问我买不买书，声音沙哑，仿佛他不常有机会开口说话。
我说买，如果我认为那些书卖得出去的话。他把他的手提公文包放到柜台上，拨弄着打开锁扣，里面是一大本书，他拿出来给我看。书名叫作《鳞翅目》，作者叫弗朗索瓦·杜夏登，主题是关于旧世界的蝴蝶和飞蛾，法语的文字部分讨论详尽——我只能这样假定，全页的彩色图解绘制得非常精美。
“卷首的插画不见了，”我翻阅的时候他告诉我，“其他五十三幅图都完好无缺。”
我点点头，眼睛停在一页凤蝶上。我小时候常拿着自制的网追捕这些生物，将它们装在广口瓶里闷死，然后摊平它们的翅膀，钉在雪茄盒上。我做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行为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是现在我实在想象不出那原因是什么。
“卖印刷画的人会把这些插图一幅幅拆下来，”他说，“但这实在是本值得收藏的书，保存得又很好，所以我想真的应该交给旧书店才对。”
我再度点点头，这一次看的是飞蛾。有一只是昔古比天蚕蛾，它和月形天蚕蛾是我目前叫得出名字的两种飞蛾。我以前还知道其他种类的名字。
我合上书，问他开价多少。
“一百块。”他说，“一张图还不到两块钱。卖印刷画的人一幅会卖五到十块，而且搞室内装饰的人会很愿意以这个价钱购买。”
“也许吧。”我说着，手指摸向书的上缘，那里盖着长方形的印章，上面有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字样。我重新打开书，寻找注销的戳印。图书馆确实会淘汰一些书，就像博物馆会将一些收藏剔除在目录之外一样，但杜夏登的《鳞翅目》不太像是一本会遭到如此待遇的书。
“逾期罚款累积起来可能很吓人，”我用体谅的口气说，“但图书馆都不时会有特赦日，读者可以把逾期未还的书交回去，不用受罚。虽然对我们这些乖乖交罚款的人来说可能不太公平，但我想这样做的确能让书本重新流通，这才是重点，对不对？”我重新合上书，刻意把它放进那打开的公文包。“我不买图书馆的书。”我说。
“你不买，别人会买。”
“我相信。”
“我知道有些旧书商自己有注销的章。”
“我知道有木匠拧螺丝的时候用的是榔头。”我说，“每一行都有投机取巧的方法。”
“这本书根本就没有流通。它被锁在参考书部门的柜子里，只有通过特别申请才能看到，而且因为这本书很有价值，他们想出各种方法不让人接近它。图书馆应该是服务大众的，可是他们自认是博物馆，把最好的书收起来不让人碰。”
“看起来不怎么有效嘛。”
“怎么说？”
“这本书就被你碰到了。”
他突然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虽参差不齐、但还算干净的牙齿。“那里的任何东西我都弄得出来。”他说，“任何东西。”
“真的？”
“你要什么书，我就能拿到什么书。跟你说，只要价钱合适，我连那些石狮子都可以弄出一只来。”
“我这儿现在已经有点挤了。”
他用手指点了点《鳞翅目》。“你确定用不上这书？价钱或许可以再降一点。”
“自然史方面的书我经手的不多，不过这不是重点。我真的从来不买图书馆的书。”
“太可惜了。我只经手这一种。”
“专攻这一项。”
他点头。“我从来没拿过书商的书，没偷过努力维持生意的商人，也从来不偷收藏家的东西，可是图书馆——”他耸了耸肩膀，胸膛上鼓起一块肌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个研究生。只要醒着我都在图书馆里，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我在伦敦待了十个月，就没踏出过大英博物馆。我和图书馆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爱恨交织，我想大概可以这么说。”
“是这样。”
他合上公文包，扣上锁扣。“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有两本《古腾堡圣经》，要是哪天报上说其中一本不见了，你就知道它在谁手上。”
“哦，”我说，“随便你怎么做，别把它拿到这儿来就是了。”
两小时之后，我在“饶舌酒鬼”一边啜着巴黎水，一边把整件事说给卡洛琳·凯瑟听。“那时候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我说，“就是这看起来像是赫尔·约翰逊的差事。”
“谁？”
“赫尔·约翰逊。他原本是警察，后来图书馆雇他去追讨逾期未还的书。”
“他们雇用以前是警察的人来做这事？”
“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我说，“赫尔·约翰逊是詹姆斯·霍尔丁的系列短篇小说的主角。他每次去追查逾期未还的书，最后都会卷入更严重的罪案里。”
“我想他解决了那些罪案。”
“哦，当然。他可不是傻瓜。我跟你说，那本书勾起我许多回忆。我小时候收集过蝴蝶。”
“你告诉过我。”
“有时候我们会找到茧。我看到了一张昔古比天蚕蛾的图片，就想起了这件事。我上的学校附近有小杨柳，昔古比天蚕蛾常把它们的茧挂在树枝上。我们找到茧就会放进玻璃瓶里，试着把它们孵出来。”
“结果呢？”
“总的来说什么结果也没有。我想我找到的茧没有一个孵出来过。不是每条毛毛虫都能变成飞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