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黑麦，”卡洛琳说，“对我来说稍甜了点儿，伯尼，和苏格兰威士忌比起来。”
“我知道。”
“不过不算糟。只要能克服它的甜味，其实味道还挺特别的。口味很有层次感，虽然无法跟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相比。”
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是某个周末我们在伯克郡尝到的一种很少见的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自成一格的好酒，什么酒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也许只有酒神在奥林匹斯山上倒给众神的佳酿可以与之媲美。
“我以前还以为黑麦威士忌是指的那种廉价混合酒，”她继续说，“你知道，就是那种有数字的威士忌。”
“数字？”
“像三根羽毛，或者四朵玫瑰之类的。”
“五只金环。”我说着，做了个手势要玛克辛再给我们拿一轮酒。
“六只天鹅在游水，”她说，“七位国王在撒野。想当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黑麦威士忌和姜汁啤酒正是我的姑妈们在家族聚餐之前喝的饮料，就是三根羽毛或者四朵玫瑰，诸如此类的东西。”
“混合威士忌，”我说，“大都是几种谷物中和蒸馏出来的。很多人把那种酒叫作黑麦威士忌，不过确切地说，并不是。真正的黑麦是纯威士忌，跟苏格兰威士忌或者波本一样，只不过所用的谷物不同。苏格兰威士忌是用大麦酿的，波本是用玉米。”
“黑麦威士忌呢？”
“黑麦威士忌是黑麦酿的。”
“谁猜得到呢？谢了，玛克辛。”她举起酒杯，“敬犯罪一杯吧，伯尼。”
正如各位可能已经猜到的，我们在饶舌酒鬼。我昨晚给卡洛琳打电话取消了我们通常下班后的小酌，而今早她又打来电话取消了我们通常的午餐之约，所以这会儿我们是在弥补失去的时光。
“依我看，”她明智地说，“这玩意儿越喝味道越棒。好的威士忌就是靠这种方法鉴定出来的，你说对吧？”
“我想这只是证明了里头有酒精而已。”
“呃，也许这就是鉴定好威士忌的标准。黑麦是种谷物吗？”
“听说过黑麦面包吧？”
“当然听过。可这玩意儿喝起来一点儿也不像那些小种子。”
“你说的是小茴香籽，那只是为了增添面包的风味用的。黑麦是用来磨面粉的。”
“没被烤成面包的就成了威士忌？”
我点点头。“格利·菲尔伯恩只喝这种饮料，而且显然喝得很多。”
“呃，祝他健康快乐。这么说，她也喝这个喽？那个爱丽丝·科特雷尔？”
“她晚餐也喝葡萄酒，餐后还会来一杯香草利口甜酒。我的公寓里没有黑麦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她好像也能接受。不过她习惯喝黑麦。和菲尔伯恩共度三年的后遗症之一。”
“现在你倒是开始喝黑麦了，”她说，“我也是。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流行趋势，伯尼？会不会席卷整个美国？”
“也许不会。”
“‘如果黑麦威士忌杀不死我，我会活到死期。’你知道那首歌吧，伯尼？”
“不清楚。”
“那我可以唱给你听，不过得再来三四杯这玩意儿我才提得起兴致。歌词是‘方块j，方块j，方块j我嘶喊，如果黑麦威士忌杀不死我，我会活到死期。’”
“方块j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啊。”
“而且这根本讲不通，谁不是活到死期啊？不管喝不喝威士忌。”
“伯尼，这是民谣，看在老天的分上。‘告诉罗德姑妈老灰鹅已经死了’这合逻辑吗？罗德姑妈是谁啊？她怎么会在乎鹅死不死啊？灰鹅和别的鹅有区别吗？民谣原本就没道理可讲。写词的人全是普通老百姓，不是科尔·波特。”
“哦。”
“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不知道这首歌。你难道从来没和民谣歌手谈过恋爱吗？”
“没有，说来你倒是什么时候……哦，当然了，是敏蒂·海鸥。”
“她姓西格尔。你还记得她？”
“那个吉他手。”
“我可不会称她是吉他手，伯尼。她只会三个和弦，而且听起来全一样。她只是在唱歌的时候拨弄吉他而已。”她耸了耸肩。“而且她的声音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过她小巧的身材还挺带劲儿的。”
“妈的，你说什么呢，伯尼。”
“可别说什么这话有性别歧视，因为你原本就打算这么说。‘她的声音不怎么样，不过小巧的身材挺带劲儿。’这话你本来是要脱口而出的，对吧？”
“我说出来的感觉不一样。按理说，你不该注意到她的身材。”
“敏蒂·海鸥？谁会看不到那一对翅膀啊？”
“伯尼……”
“而且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不该注意到？就因为她是女同性恋？你也注意异性恋女人啊。你甚至勾引她们，有时还很走运呢。”
“短期关系算走运，变成长期关系就是倒霉了。而且这跟敏蒂是女同性恋没关系。你不该注意到她小巧可爱的身材，是因为她跟我有过一段。”
“哦。”
“不过已经过去了，”她说着，啜了一口酒，“而且你讲得没错，她是长了副可以把你送上月亮的翅膀，所以就忘了她吧。那你呢？”
“我可没什么翅膀好讲。”
“我是说你跟爱丽丝进展如何？走运吗？”
我垂下眼睛。
“伯尼？”
“绅士绝不多嘴。”我说。
“我知道。所以我才会问你，而不是问菲利浦王子。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
当一个女人主动提出要去你家时，应该是煮熟的鸭子飞不掉了。不过我可没打算一口咬上去。那一晚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谈她跟另一名男子的恋情，而此人又正好是神秘浪漫的传奇人物，这算是什么打情骂俏的前奏呢？
所以，我把那张梅尔·托美的唱片留在架子上，放了别的音乐。这张唱片的历史记录非常辉煌，不过依目前的情况似乎不太合适。
正当科尔特兰为我们弹奏时，她又跟我讲起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事。说他如何每两年就重生一次，换一个新名字，展开全新的生活方式，移居到美国的其他地方。对他来说，隐姓埋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她解释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所以也没有人能在加油站或超市里认出他来。他购物多半付现金，不得不开支票时，也会签上他当时用的假名，而且他总有满满一皮夹的身份证来以防万一。
他也没有社交生活，从不交朋友。“我们不跟外面的人打交道，”她说，“住在那样的村子里，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他比我起得早——总在破晓以前——而且会在早餐前完成当天的工作量，按照惯例做好两人份早餐。我们走过许多长长的步道，时常出去开车兜风，去过几个不同的印第安泥砖屋部落。他对圣伊尔德丰索部落的陶器很有兴趣，还打听谁是部落里最出色的陶艺家。我们和她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最后，他买了她母亲做的一只小圆瓮。我们把它带回特苏基的家中，他把瓮放在一张桌子上，朗诵起华莱士·史蒂文斯那首把坛子摆在田纳西州一座小丘上的诗。你知道那首诗吧？”
我点点头。“不过不太确定诗的意思。”
“我也一样，不过当时好像懂得。我还留着那只瓮，或者坛子。”
“是他买给你的吗？”
“是他留给我的。我搬进去那天他告诉我，我想待多久都可以，还说希望我永远不会离开他。不过他会离开我。”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他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就像天是蓝的，个体现象印证群体进化，终有一天你醒来会发现我走了。”
“可以编成乡村歌曲，”我说，“只除了个体现象印证群体进化，加思·布鲁克斯可没办法把这句唱出来，实在不像他的风格。”
“后来有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她说，“他已经走了。”
“就这样？你事先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也许有，不过我没留意。事实上，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走了。他留下了汽车和别的东西，只带走了身上的衣服。在那之前的几个星期，他才刚刚寄出他那本书的手稿。我原以为他只是早餐前散个步——有时他会这样，后来我才找到字条。”
“‘玩得很尽兴，不过和其他的事也没什么区别。’”
“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是斯温伯恩的诗。‘此爱生绿，彼爱转灰。明日对昨日已无话可说。’”
“这可比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清楚多了。”
“起码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另外还有条附注，那些话我一直牢记在心，不过已经不在意了。他说我想待多久都可以，房租他付到了六月底，也就是六个星期以后。梳妆台顶层的抽屉里有些现金，外加一张到纽约的机票；我可以用那张机票，也可以把它退掉，买张去别处的机票。屋里所有的东西都任我处置。他已经把汽车转到了我的名下，过户文件就在汽车的手套箱里，所以我要开走或者卖掉都可以，随我的便。”
“你会开车？你不是说你十四岁吗？”
“当时我十七岁了，不过我不会，我一直没学开车。我本想找个邻居把车开到经销商处卖掉，可后来我还是把车留在了那里，还留下了差不多所有其他的东西。我收拾好当初从格林尼治带去的行李箱，拿了那只黑色的圣伊尔德丰索陶瓮，把它包在我的衣服里，以免破掉。它没破。现在还在。”
“然后你就飞回了纽约？”
“差不多吧。我搭巴士到了机场，拿到登机牌。不过，当他们广播我的航班时，我没有登机。我只是拾起我的行李袋，走出了机场。我想应该有办法把机票换成现金，不过好像挺麻烦的。我还有足够的钱买张灰狗巴士的车票去旧金山，于是就去了那里。”
“带着你的衣服，还有那个黑瓮。”
“我在谭德隆租了个房间。把衣服放进衣橱，把瓮摆在梳妆台上。我哪首诗也没背。”
“当时你十七岁。”
“当时我十七岁。已经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还和一个著名小说家共度了三年时光，天天听他给我上关于写作的课，不过自从离开康涅狄格州以后，我一个字都没写过。那时我还是处女。”
科尔特兰已经唱完，这会儿我们听的是切特·贝克。
我说：“处女。这是个隐喻还是……”
“是字面意思。处女，完璧无暇，或者什么拉丁语的说法。”
“他，呃，没兴趣？”
“他性致勃勃。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做爱。”
我想了想。“他去过亚马孙河，”我给出了一个解释，“而且还光溜溜地跳进了水里，结果碰到一条寄生鲇。”
她摇摇头。“没动手术，”她说，“也没有勃起问题。他只是不愿意把通常所知的那根‘棍子’插入通常的那处入口，但其他各种方式他都尝试过了。搭车去旧金山的那个女孩，从定义上来说还是处女。”
“为什么？”
“他从来没说过。格利不常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行为。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或者因为我还是处女，或者他和其他女人也这样。搞不好他是太害怕孩子，到了病态的地步，或者，那也许是他的一个实验，或许他正在经历某个阶段。凡是我发觉他不想回答的问题，我都尽量不问。因为他会露出失望的表情，而且反正他也不会回答，所以我学会了闭口不问。”
“所以你们都对这件事闭口不谈了。”
“这只是我们闭口不谈的事情之一。习惯以后就没什么了。再说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谈。何况我的性教育也没被耽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其他的事。”
然后她就开始讲述其中的某些事。我们坐在沙发上，她稍稍凑向我，把头放在我的肩上，谈起二十年前，她和一个老到可以当她爸爸的男人所做的事情。
“伯尼？你要干什么？”
“我马上回来，”我告诉她，“我要放张唱片。希望你喜欢梅尔·托美。”
“那么，”没过多久，我说，“现在你不是处女了。”
“傻瓜。我到旧金山的第二个星期就不是了。而且，我能撑那么久还是因为头一个星期我碰到的所有迷人的男孩都是同性恋。”
“哦，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