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天啊，不是！”
“啊，”我说，“你不要我打电话给移民局，也不要我打电话报警，因为你怕警方会通知移民局。”他热切地点着头，显然很高兴这个白痴美国佬终于弄懂了他的意思。“可是你不是非法移民，不是吗？你没绿卡怎么能得到这份工作？”
花了几分钟，他终于设法让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结果是，有好几种不同的绿卡。其中一些是由移民局发的，还有一些是私人企业的产品。后者可以摆平雇主，但移民局的人可以辨别出其中的差异，然后一个勤奋且有生产力的纽约人就会被踢走。
我向他解释，警方除了去管移民局的闲事之外，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做，他们唯一想从他这里知道的，就是把他捆得像个圣诞礼物一样的那些人的信息。但说到一半我就改变主意了，因为这些话连我自己都不信。
就像《窈窕淑女》里的歌唱的，当警察无法靠近他怀疑的嫌疑犯时，就会怀疑靠近他的嫌疑犯。有这种歌词的歌不太可能登上畅销排行榜，但它道出了悲哀的事实。爱德加显然是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可是当警方无法查出任何结果时，某些目光锐利的警察就会决定应该对这名门卫进行更加严苛的审视，爱德加的身份随时都可能暴露。
然后，他们会发现他的绿卡边缘有些发灰，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怀疑，别无选择的警方会通知移民局的人，移民局的官员马上就会逮捕爱德加，把他遣返回尼加拉瓜或哥伦比亚或多米尼加共和国，总之就是他度过昔日美好时光的地方，当时他还叫爱德加多，砍甘蔗的月薪是三美元。
“不要警察，”我赞成，虽然迟了点，“也不要移民局。我们上楼去，让你梳洗一下，喝杯水。或许喝点咖啡。”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一杯咖啡，嗯？”
“一杯咖啡，”他用英语说，然后转为西班牙语，“好，有何不可？”
作案的有两个人，虽然爱德加只看到了其中一个，而且也没看得太清楚。他们的作案方式真是简单。爱德加十点接班，大约二十分钟后，第一个人——比爱德加高且壮，这个描述符合大部分成年男子——朝他走来，说要找我。这人穿着黑色长裤，褐色山羊皮拉链开襟外套，蓝色大都会队棒球帽遮住了前额。外套里面穿了衬衫，但爱德加没仔细看，因此不记得是什么样子。
爱德加按了我公寓的门铃，看没人应门，就告诉那位访客。然后那位访客举起他手上的公文包，告诉爱德加说他想把这个公文包交给罗登巴尔先生，但这东西很重要，他想确保放在安全的地方。你们有放包裹的房间吗？门上有锁的那种？
爱德加说有，并向他保证会把东西放进邮件室。那个人说他希望现在就放进去，只是为了安全考虑，他会报答爱德加的。说到这里，他用大拇指摩擦食指和中指的指尖，这个手势不受国境限制，都表示会用一些钱让对方尝到甜头。
爱德加以为这是赚取小费的特殊方式，反正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还有好多事情他搞不清。所以他从大厅书桌的抽屉里拿出邮件室的钥匙，带着那个人穿过走廊，经过电梯前方，打开邮件室的门。
门一打开，那名男子就冲上来往他脸上挥了一巴掌，他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对方是计划好的，当他明白过来想喊叫时，发现自己的嘴已经被胶带封住了。那名男子把他往前猛推，他跌跌绊绊地进了邮件室，没多久另一个人进来，接下来他就成了我发现时的样子——被绑在椅子上，手被胶带缠在背后。好吧，不完全像我发现他时的样子，因为开始时椅子还保持直立状态，后来他努力想逃，不久后椅子就倒在地上了。
事情就是这样。
一队警察可能会想出更多问题来问他。至少会不断反复问同样的问题。他们是想确定他没有隐瞒任何事，我则乐意假设他没有隐瞒。我同时也乐意给他咖啡，结果他喝完三杯时，我连一杯都还没喝完，然后他向我借用厕所，想想他喝了那么多咖啡，这也很正常。
几分钟后，我听到一声震惊又沮丧的轻呼，过了一会儿，他走出厕所，一脸惊恐。我想着会不会是浴缸里又出现了一只讨厌的水蟑螂。它们是从水管里爬上来的，又大又恶心，可是上帝知道，爱德加是在热带国家长大的，他一定看过更可怕的昆虫才对。
然后他用颤抖的手指碰了碰上唇。
“啊，对了，”我说，“我忘了你还没看到。爱德加，我找不出方法补救。我借你一把刮胡刀吧，你可以把胡子刮干净。”
他困惑地看着我，我比手画脚，假装拿着一把刮胡刀刮掉我根本没有的胡髭。他看起来垂头丧气，喃喃地说了一大串又急又快的西班牙语。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如果让我猜，大致上一定是类似这样我看起来就会像个白痴，没有人会把我当回事。
我坚定地摇摇头。“你刮掉胡子看起来更好，”我坚持，“反正随时都可以再留，但现在得先刮掉。”
我给了他一把新的一次性刮胡刀和一罐刮胡膏，然后他关上了厕所门。门再度打开时，他看起来年约十七，比这一切发生之前年轻了六个月。
我说他看起来很好，问他还需不需要什么，比如一颗阿司匹林、一点儿食物，或许冲个澡，可他只想回到楼下继续看门。他已经离开岗位太久了，他说，如果大厦管理员接到投诉就不好了。虽然那个管理员是爱德加姐夫的表妹夫，但如果知道他如此偷懒，也一样会把他开除。
何况，他说，大厅现在没人看着，这样不安全，任何人都有可能走进来。住户们付了很多房租，他们有权利希望他坚守岗位，保护住户的利益。
于是他走了，他谢谢我给他的咖啡，谢谢我没有坚持报警，并且不顾自己刚经历过的一切，急着要回去工作。真不明白移民局为什么想把这样一个人遣返回原来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