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往上城开去，我心里仍然想着艾莉——但我老觉得她是露丝——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她是说了几个谎，但那又怎样？她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帮助一个大家认定的谋杀嫌疑人、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人。她的预感能力不是很强吗？她跟我在一起时有点保留难道不对吗？也许这就是她不肯说出真名的原因吧。留这么点退路不可以吗？法网恢恢，万一我被捕，就不会连累到她，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后来，在原始欲望翻搅的时候，她又痛恨这种伪装，于是对我说了她的真实姓名，这样不是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吗？
那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一开始，我就对她太诚实了。对我来说，这还是头一遭。过去我跟女人交往，最注重的就是保密。别的女人只知道我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睡衣、喜欢用怎样的姿势做爱、花生酱的颗粒是要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她们永远不知道我是做哪一行的。我不是对她们说我正在转行、有点个人积蓄，就是说我是搞投资的。偶尔，如果我和她不是像黑夜中擦身而过的两艘船，我会给自己编个职业，维持一阵关系。有的时候我是帮杂志画插画，有的时候我是神经外科医生、古典音乐作曲家、体育老师、股票操作员或亚利桑那的土地发展规划师。
这些角色我都能扮演得很自如。我也总是对自己说，游戏就得这么玩，因为让对方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但如今，这话却面临了考验。我越是回想跟我交往的女性，越相信她们在知道我是个贼之后，反应会和艾莉一样。大家都以为小偷的日子很刺激，至于道德嘛，大部分女性对此的看法很有弹性。
我不能说出自己的行业，是因为干这行得行事隐秘，我不想让别人看穿我。
可是跟露丝——妈的，是艾莉，这女人的名字是艾莉，她刚告诉我说这两个名字是不一样的——跟艾莉在一起时，我却别无选择。结果，她几乎完全知道了伯纳德·罗登巴尔是怎样的人，而我也知道了对一个女人坦诚相见、没有保留是怎样的滋味。
自始至终，我都在喊她的假名。常骗人的人却被人骗了，这就是我难过的原因吧？对女人撒了这么多年的谎，一旦情势逆转，内心的难堪可想而知。
***
我叫出租车停在我家门口，不过不是正门，而是街角供服务人员出入的边门。我拿了一张皱巴巴的五美元钞票——从彼得·艾伦·马丁那儿偷来的——请司机离开。钱，来得轻松，去得容易。
我觉得在光天化日之下开边门的锁，和直接从前门警卫面前进房间一样危险。只可惜我全身的技艺没有施展之地——边门没锁。两个大汉搬了一架小钢琴，正从门里出来。我站在门旁，让他们先过，见他们把那东西搬进一辆没有牌照的小卡车里。不知道他们是地下搬家公司的员工，还是就这么光明正大地偷东西，这也不是不可能，纽约就是纽约。不过，他们在干什么我可管不着。我下到地下室，走进电梯上六楼。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注意到我。
还好，长长的回廊里没有人。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到自家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准备享受用钥匙开门的奢侈。就在这时，一个念头闪过，不确定该不该按门铃。我把手指伸过去，却倏地又收回了。就算里面有人，听到门铃声也不会应门，只会屏气凝神，打开手铐等着我。
我迟疑了一会儿，低头看看我的手，那只拿钥匙开门的手的指头在发抖。我对自己说太没用了，就叫它别动，它就真的不动了。我不再看我的手，而是看着门锁，确切地说，是看它和我离家之前究竟有何不同。
那道雷布森门锁特有的圆孔，依旧很稳妥地在那里，房东给我的耶鲁弹簧锁也依然在原处，只是我的钥匙却插不进去。我单膝跪下仔细端详，那不是原来的锁。锁的周边有许多刮痕和小洞，那是拆旧锁留下的痕迹。不知道谁装了一道新锁，防止闲杂人等随意进出。
我从雷布森门锁的小孔朝里面望去——这道锁花了我六十美元。公寓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放弃先前的可笑姿势，开我自己的锁。刹那间，我确定了一件事：显然有很多人曾经造访寒舍。警察可能因为找不到会开锁的人，索性把门锁钻开了，不过他们却找来房东，把房东给我的锁打开了。后来的人可没这么客气，也懒得费劲，硬生生把门撞开了。想通了这一点，我便知道屋里好不到哪儿去。
但我还是没准备好，不知屋里究竟是何景象。我闪身进屋，又关上门、打开电灯。我定睛一看，仿佛看到了轰炸过后的德累斯顿。整个屋子被翻过来，又被翻了回去。经过这番折腾，我真不知道房东为什么要在门上加道新锁，就算再进来几个人也不会弄得更糟糕。
我所有的东西都堆在房间的地板上。椅垫也被割开，里面的棉花全都露出来了。书不在书架上，被拿下来抖得七零八落，他们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然后全部扔在了地板上。铺在地板上的单色地毯也被人移动过，大概是掀起来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层、地板和地毯之间有没有藏着什么。
天哪，真是一团糟。我是个挺讲究、爱整洁的小偷，说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很尊重别人的财物，不管是把它们留在原地还是转到自己手上，对它们的敬意都不曾有任何减少。我的访客却如此粗暴，这让我十分恼火。我想找个地方坐下，却没有安身之地。我把一把翻倒在地的椅子——它原来很好看，现在却被划得伤痕累累——翻过来，暂且休息一会儿。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那些警察当然会来搜我的房间，但也只是想确定我有没有躲在这里，为的是图个心安。他们最多想找一本通讯录，看看我有哪些朋友、常和谁联络。就算我让他们出了很大的丑，他们也不会拿我的公寓出气。显然不知道是谁又进来过，才会把我家翻成这副德行。
为什么呢？
有人在找什么东西。如果来的是精力无处发泄的青少年，现场应该更惨不忍睹，他们也应该会用别的方法凸显“创意”。我非常想相信进来的这批人是以破坏为乐，但仔细一看，却不得不认为他们是来找东西的。
找什么呢？
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想琢磨出他们到底要找什么。我最讨厌去的小厨房，现在也是满目疮痍。连意大利食品罐头都算上，这个小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没有理由浪费时间在这里翻箱倒柜。他们连冰箱里的东西都翻出来了，一塌糊涂是最恰当的形容词。
卧室当然不可能逃过这一劫。我尽可能不去注意屋内的惨状，迂回来到衣橱前。我在橱子里面做了一个夹层，大约有三英尺高、五英尺宽、十五英寸深。除非你很清楚衣橱里有这道机关，否则连建筑师亲自来查看，也不会发觉。我行窃得来的赃物在脱手之前，就放在这里。夹层里面的东西都待不久，但也很少有空着的时候。可是，在我出门的时候，里面没有赃物，只有一本护照、一些别人会收进保险柜的证件。我只想知道侵入的访客搜查得那么彻底，究竟有没有发现这个夹层。
他们当然没放过衣橱，除了把我的衣服全扔到床上，西装外套的衬里和口袋也全都翻了过来。但他们没发现这个夹层，这让我觉得好过一点。我把夹层的外壳揭下来，里面躺着我的护照、高中毕业证书，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我真希望这里面有很多宝贝，让那些搜我房间的人气得半死。
然后我回到客厅，打量我的那堆书。里面至少有一半被撕破或是全毁，我不忍再看，目光游移，最后停在三本书上。它们分别是读书俱乐部寄来的《八月枪手》、吉本三卷本《罗马帝国兴亡史》中的第二卷和《养蜂罗曼史》，我买最后一本是因为书名很有意思。这三本书的好日子好像都过完了，讲养蜂的那本书的封面和书心之间，只有几根线勉强连着，但没关系，我不在乎。我把这三本书拿回卧室，放在镜台上面。镜台空空的，因为我的客人们把上面的东西全扫到了地上，现在要放多少书都可以。
衣橱里有一个小帆布袋。我的皮箱不知道被哪个疯子割得乱七八糟，因为他们想知道里面有没有夹层。但这帆布袋很薄，根本连藏东西的可能性都没有，他们也懒得割了。我把三本书放了进去，从床上和地板上的衣物堆里捡了几件干净的衣服，又拿了接下来几天够用的袜子、衬衫和内衣，一股脑儿塞了进去，拉上拉链——接下来几天的换洗就全靠它们了。然后，我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往地板上的衣服堆里一扔，进浴室冲了个澡。
澡洗得很马虎，因为进门的不速之客把挂帘子的横杆都扯掉了。挂毛巾的横杆也被扯得松脱了。据说有的横杆是中空的，里面可以藏东西。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连屋主都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藏了什么宝贝，警察或是不明人士把挂毛巾的横杆拔下来，难道就能找着？
没有帘子照样能洗澡，只是水会把地板溅得湿透。外面有很多衣服，只要铺在地上，就可以把水吸干。但我用不着理会地板、衣服甚至整套公寓，因为我不会再和它们有什么瓜葛了。就算我还想，也不能再住在这里了，更何况我根本不想，所以管他呢。
我洗完澡，踢了踢满地的衣物，找了两条干净的毛巾擦身体，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再把脚套进最舒服的休闲鞋里。我又往帆布袋里装了些东西：刮胡刀、盥洗用具、一瓶抗花粉过敏的药丸——虽然现在根本不是花粉季节——还有一个我从来没用过、上面没有任何钥匙的兔脚钥匙圈。这玩意儿之前不知道缩在抽屉的哪个角落，闯进屋子里的人把抽屉里的东西全倒了出来，使得我跟它久别重逢。我对自己说，对别人没好处的事，不见得对我没好处。我暂时放下手上的事情，把它从帆布袋中拿出来，放进口袋里，想了想又把我身上的几把钥匙和开锁工具挂在上面。对被砍了腿的兔子来说，这个钥匙圈当然不是什么护身符，却可能为我带来好运。在这当口儿，任何捕风捉影的安慰都聊胜于无。离开之前，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次，但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想要找什么东西。我拿起电话，琢磨着是否有人在窃听，想想又觉得不可能，但我要打电话给谁呢？我挂上电话，找到电话簿，它当然也免不了和公寓里的其他书籍一样被狂抖一阵扔在地上。我把它捡起来，想查伊莱恩·克里斯托弗的电话号码，却找不到。有好几个e.克里斯托弗，都不住在班克街。她究竟有没有登记，坦白说，对此我也懒得想，最近懒得想的事越来越多。
我拿起帆布袋，关了灯，开门走进走廊，赫施太太正在外面。
她身上套了一件邋遢变形的家居服，上面的花朵都退色了——是印在上面的花，不是别在身上的。脚上穿的是布拖鞋，灰白色的头发胡乱在脑后盘了一个松松的髻。她右嘴角叼了一根没有滤嘴的香烟，上面约有半英寸长的烟灰。她穿过这件衣服，要不就是穿着另外一件差不多的。我倒是见过她穿很好的衣服，却从没见过她的嘴角没有香烟。她讲话的时候，也是叼着香烟，我甚至怀疑她吃饭的时候肯不肯把香烟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