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后，他们发现尼尔·普鲁伊特的尸体。
暴风雨在周六黎明前停歇，周六下午，城里的大部分地区又有电了。但还有很多清洁工作要做。屋顶需要修缮。我也忙起来。
梅根周一没去学校上课，也没打电话到学校，一些同事担心她。她的两个同事周二开车到她家，发现家里没有人。他们打电话给她丈夫，电话没人接。最后，他们开车来到布鲁姆菲尔德街，发现梅根的车停在房子前面。他们走上门廊，通过损毁的门，进到房子里，看到墙上的字母“k”。他们报了警。
警方在梅根汽车的后备厢里发现了其尸体。她被弓箭所杀。他们因此开始寻找她的丈夫。
对尼尔·普鲁伊特的搜寻始于整个州，后来扩展到整个东北部。远到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和缅因州班戈都有人声称见过他。有个女人发誓说，她在尼亚加拉瀑布见过尼尔·普鲁伊特，他当时正要越境去加拿大。
人们会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相貌平平、长着沙色头发的四十岁男人。
7月份，警方取得进展。一位退休的州警和他妻子在胡马斯顿路边停车，采摘野黑莓。州警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他在卢克·道尔被遗弃的拖车后面看到普鲁伊特的车，认了出来。
三天后，在从县治安官那里借来的寻尸犬的帮助下，罗马城警方找到普鲁伊特的尸体。他们在卢克位于地下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是我把他关在那里的。
暴风雨之夜。衬衫被血浸染的沃伦手里拿着马卡洛夫手枪，低头看着尼尔·普鲁伊特。苏菲奔向我。我涉过小水坑，迎上前，抱住她，问她有没有受伤，告诉她我很抱歉。
我用小折叠刀割断她手腕上的胶带。
我们转身，看到沃伦对着普鲁伊特的肚子又开了一枪。雷声掩盖了普鲁伊特的叫喊。沃伦把枪对准普鲁伊特的头，再次扣动扳机。
什么事也没发生。
沃伦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走到普鲁伊特的右边，用鞋跟猛跺普鲁伊特的手。他又来到普鲁伊特的左边，做了同样的事。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砸断普鲁伊特的鼻子。这次没有雷声掩盖叫喊。
我们走向他。我拿走手枪——轻轻地——打开保险。他踢普鲁伊特脖子的一侧。
“够了。”我说。
沃伦收回脚准备再踢一次，但这一阵运动此刻让他站立不稳。他摇摇晃晃。我抓住他，扶他坐到地上。
“我很好。”他说。
我解开他的衬衫。子弹嵌在他的肩膀里。我们就着他手电筒的光查看伤口。苏菲凑近，眯眼瞧着。我想起她的眼镜——她的眼镜在沃伦的口袋里。我把眼镜给她。
“他需要去医院。”她说。
“不去医院。”沃伦说。
尼尔·普鲁伊特坐起来。我把他推回到烂泥里。
“我很好。”沃伦说。
他看起来没有那么好。
“你能开车带他去公寓吗？”我问苏菲，“你可以在公寓里处理他的伤口吗？”
“不去。”他说。
“也许可以。”苏菲说。
我把钥匙给苏菲。“皮卡在拖车旁边。处理好他的伤口后回来接我。”
“我不会走的，”沃伦说，对普鲁伊特点着头，“只要他还活着。”
我跪下来，以便能看到沃伦的眼睛。
“我来处理他，”我说，“我答应你。”
我站在谷仓旁边，看着苏菲扶着沃伦走下小山坡。我就着月光和偶尔亮起的闪电看着他们离开。沃伦能撑住。他走得挺稳当。
我回过头来时，看到尼尔·普鲁伊特站了起来，正试图把断掉的手指伸进他那把子弹已打空的手枪的扳机里。我把手枪夺走。
“走吧，”我说，抓起他的胳膊，“我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我带着他前往农舍，他摇摇晃晃时，我扶着他。地板门开着。普鲁伊特不想下去。但这由不得他。
我摁亮沃伦的手电筒。台阶已经被雨水打湿。我们下台阶到一半时，普鲁伊特滑倒。或者假装滑倒。他背对着我跌在我身上。也许他想把我撞倒。我挡开他，又推了他一把。他跌下余下的台阶。我想他摔到台阶底部那一下摔得挺重。他的腓骨——小腿上的一根骨头——断了。
骨头从皮肤里刺出来，还刺破了裤子的左裤腿。我看到骨头像矛头的细尖端那样凸出来。
尖叫。
我把他拖进门里，进入房间。
他晕过去，我清静了一会儿。我把他放到床垫上，让他仰面躺着，然后把铁链绕到他脖子上。我用挂锁把铁链固定，收起钥匙。
我撕下衬衫后摆，用它擦掉铁链和挂锁上的指纹。
普鲁伊特醒过来。但晕晕乎乎的。他用一只肿胀的手摸到铁链。
“你不能把我留在这儿。”他说。
我四处寻找卢克·道尔的骨头，大块的那些，沃伦可能用手拿过的那些。我找到一块，就擦拭一块。
普鲁伊特摸摸断掉的鼻子，呻吟起来。他的手在左腿上摸，最后指尖碰到暴露在外、边缘不规则的那段腓骨。
“不要摸，”我说，“这就是所谓的开放性骨折。很容易感染。”他把手移到肚子上，手沾了许多血。他把手伸到面前，看着。“太糟糕了。”
“看起来是这样。”
“我需要帮助。”
“也许你能熬过去。”
我找到卢克·道尔的钱包和驾驶证，擦拭一遍。“你得把我弄出去。”普鲁伊特说。
我走到他身边，俯视着他。“也许你自己能出去。”
“别开玩笑了。”
我还留着嘉娜的那枚硬币。我把硬币拿出来给他看。“她用这个就出去了，”我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没可能。”我收起硬币，“尼尔，你的口袋里有硬币吗？”
他没回答。他安静了一会儿。我继续擦拭卢克的骨头。五分钟过去了，也许是十分钟。我听见普鲁伊特喘起大气来。我把手电筒照向他。他想坐起来。
这番努力累垮了他，他倒下去。“这种死法太惨了。”他说。
“我知道。”
“你没必要这样，”他说，“你可以开枪打死我。”
两把马卡洛夫都在我的口袋里。我把手电筒放到地上，拿出手枪。
“这两把枪是垃圾，”我说，“冒牌货。今天表现成这样，已经是奇迹了。”
“开枪吧。对我开枪。”
“我其实并不想这么做。”
尼尔·普鲁伊特又挣扎着想坐起来。他成功地用双肘撑住身体。
“我告诉你一件关于嘉娜的事。”他说。
我把子弹已经打空的那把马卡洛夫放回口袋。另一把还在我手里。
“她最后想起我来了，”普鲁伊特说，“当我在地板上占有她的时候。”
他绷着双臂，把身体抬高一些。
“她想起我了，”他说，“我从没见过谁那样害怕。”
我们头顶上没有雷声。没有闪电。只有雨水落在台阶上的悲伤的声音。我关掉马卡洛夫的保险，拉滑轨又松开手。没击发的那颗子弹落到床垫上，一颗新的子弹上膛。
弹夹里最开始有八颗子弹。我打掉了两颗，沃伦打掉了两颗。还有一颗在床垫上，剩下三颗。
普鲁伊特的胳膊在颤抖着。我把枪对准他的头，扣扳机。
咔嗒。
“我告诉过你了，”我说，“垃圾。”
他闭上眼睛。“再试一次。”
我拉滑轨。扣扳机。
咔嗒。
“天哪，”他说，“再来。”
最后一颗子弹。拉滑轨。扣扳机。
咔嗒。
“这肯定就是命。”我说。
他什么也没说。
我把枪塞回口袋。从地上捡起子弹和手电筒。然后我就离开了他。
他们发现他的尸体后，此事成为全国的新闻头条。“上纽约州地牢”。有线新闻数天报道此事。他们有很多新闻点可挖：普鲁伊特家兄弟俩加里和尼尔，他们的被谋杀的妻子。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结局悲惨的大麻贩子。温蒂拒绝接受采访，但很多其他人愿意谈——和普鲁伊特家兄弟俩一起长大的人，有关于道尔家兄弟俩的事要分享的人。加里·普鲁伊特自己坐在监狱的娱乐室里接受了采访，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弟弟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