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大道上的交通灯灭了。应急人员在十字路口竖起了临时指示牌。雨水拍打着这些指示牌，风好像随时都能将它们吹倒。我们慢慢地向东朝布鲁姆菲尔德街驶去。
我对他讲过尼尔·普鲁伊特之后，沃伦·芬恩一直沉默着。我们在一块临时指示牌前停下，雨刷刮着雨水，街上有一把被吹翻的雨伞。芬恩打破沉默。
“我们应该带上那把枪。”他说。
他说的是马卡洛夫手枪。我可以想出很多我们不应该带上那把枪的理由：沃伦会忍不住想用它。尼尔·普鲁伊特可能是无辜的。就算带上了它，我们也不能傻到用它。我从来没测试过那把枪。我不知道它还能不能开火。
但另一方面，如果普鲁伊特有罪，那么他就有枪——他从西蒙·兰尼克那儿拿走的那把。他的那把，和躺在嘉娜书桌中间抽屉里的那把是一对。
“我们可以去拿枪，”我对沃伦说，“但枪得由我拿着。”
“随你的便。”
我在下一个十字路口拐弯，我们绕道前往嘉娜的公寓。
二十五分钟后，我们终于来到布鲁姆菲尔德街。天上频频亮起闪电。我们开过淡蓝色的房子。房子前面的路沿上停着一辆车，但那不是尼尔·普鲁伊特的车。
时间已过午夜。我把皮卡停在街道尾部。沃伦和我平静地走在风雨中。我们带上了手电筒，我的口袋里装着枪。我还拿上了皮卡车斗里的铁撬棍。我带上撬棍的原因和带上枪的原因一样：以防万一。
我们周围的房子全都黑漆漆的。窗户就像空洞的眼窝。我们溜到淡蓝色房子的门廊，敲门。等着。又敲门。
“他可能正在睡觉。”我说。
沃伦面带嘲讽。“你觉得他在睡觉？”
“我觉得他不在家。”
沃伦伸手要撬棍，我给了他。他把撬棍末端塞进锁上面门板和门框之间的缝隙，使劲一撬。
我们进到房子里，打开手电筒。咖啡桌上放着几支圆柱形蜡烛，蜡烛灭了没多久。黑色的烛芯漂浮在液态蜡油中。我示意沃伦别动。我们听着。除了暴风雨，没有其他任何声音。
沃伦的手电筒照到靠在墙上的一面镜子。光柱晃到高处，照到打在干燥墙壁上的一组圆孔——圆孔呈现三条线，组成字母“k”。
“这不正常。”他说。
我注意到沙发上的弓。咖啡桌上的两个红酒杯。我向沃伦示意，我们一起在房子里朝前移动，手电筒的光照射着地面。
餐厅。厨房。脏盘子堆满水槽和料理台。我们上楼。三个卧室。两个空着。一个住着人。未整理的床铺。衣服丢得到处都是。我朝枕头下面看，摸摸床垫底下，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想着也许能找到西蒙·兰尼克的手枪。我没找到。
我们最后下到地下室。箱子和旧家具。文件柜。没有刑房。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杀人犯的住处。
我们回到一楼。沃伦从我身边走开。我用手电筒四处照着客厅，思索着。咖啡桌上的蜡烛表明，尼尔·普鲁伊特刚离开几分钟。
他冒险在这样的夜晚出门，肯定有充分的理由。
我走进厨房，看到沃伦正在翻抽屉和橱柜。
“你会留下指纹的。”我说。
他叹了口气，好像被骗了。他抓起一块洗碗布，开始擦各种把手。我四处看看，寻找也许能告诉我们普鲁伊特去处的东西。
沃伦擦完指纹，把洗碗布丢到一把椅子的椅背上。他手电筒的光柱在餐桌上照来照去。光柱又照到冰箱门上，垃圾桶上。
我站在料理台旁边。脚底板疼痛。后腰也是——被公牛撞到的那个地方。我以为自己已经甩掉了那头公牛，但现在知道它就在不远处。它现在回来了，就在这栋房子里。
沃伦忘了把一个抽屉关好。我把光柱照过去，看到银色的东西：刀叉。还有不是银色的东西。
我把抽屉完全拉开。拿出一个小小的纸板箱。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料理台上。
冰棒棍。
“是他。”我平静地说。
沃伦没有听到我的话。他在用手电筒朝垃圾桶里面照。他把手伸进垃圾桶，掏出一张纸：收据。
“普鲁伊特今天去五金店了。”他说。
公牛离我越来越近。我记得自己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和尼尔·普鲁伊特说过话。听到他告诉我，他用我的皮卡去办了些事。那似乎已是上辈子的事。
“他买了什么？”我问。
沃伦把收据递给我，我读了。公牛的牛角尖正中我的脊柱。
“不，”我说，“王八蛋。不，不，不。”
一片漆黑。
尼尔·普鲁伊特脱下鞋子。
他的口袋里有支笔形手电筒。他摁亮手电筒，让细细的光柱引导着他寻找他要找的东西。他听着嗡嗡的暴风雨声，一道道雨水从他的头发上流下来，流过太阳穴，流到脖子上。光柱照到一排抽屉上。
第一个抽屉里是胶带。透明胶带。遮盖胶带。
打包胶带。
正是他需要的东西。
他追随着地上的光柱往前走：厨房的瓷砖地面，然后是白色地毯。一道闪电照射在两扇玻璃滑门上。他走到卧室的门口时，雷声响起。
他关掉笔形手电筒，默默地站在门口。
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他可以辨认出轮廓。床铺上一大团。被子垂落到地板上，盖住一个正在熟睡的人体。
他可以听到她的呼吸。
那是张大床，足够两个人睡，但她一个人睡在中间。尼尔绕到床的另一边。他把那卷打包胶带放到床头柜上。他放下笔形手电筒，坐到床边。从袜子里掏出马卡洛夫手枪。
苏菲·埃莫森动了动，翻身仰面躺着。她摸到尼尔的胳膊。
“戴夫？”她说。
还没醒。
尼尔拿起笔形手电筒，摁亮。他想看看她。他从没离她这么近过。她的皮肤很漂亮，就像希拉·科顿的皮肤。她的栗色头发宛如柔和的波浪，摊在枕头上。
她在光柱里眯起眼。立即就醒了。尼尔把笔形手电筒放回到床头柜上，让其立着，光柱照射着天花板。他用左手捂住她的嘴，右手上马卡洛夫的枪管抵到她的额头上。
“我不是戴夫。”他说。
苏菲·埃莫森试图尖叫。“别叫。”他说。
他看着苏菲慢慢明白过来正在发生什么事。给了她一点弄明白自己处境的时间。
“你有疑问，”他说，“但现在没有时间，我们可以以后谈。”
他看到她在思考该反抗还是屈服。他把枪口往后挪了几厘米，让她把枪看得更清楚些。帮助她做决定。
“没事的，”他说，“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
钥匙。
我还有从前公寓的钥匙。苏菲的公寓。我们五分钟就开车到了那儿。沃伦和我。我没怎么关注停车指示牌。我在哗啦啦的大雨中滑进停车场，皮卡的车头灯照出苏菲的车，那辆车在往常的车位上。我的心沉下去。我一直在希望那个车位空着——希望她在医院里。
皮卡刚在吱嘎一声中停稳，我就冲到雨中。沃伦跟着我。我记得自己来到公寓楼的大门口，用一把钥匙打开门。然后大步走过过道，飞速上楼，手电筒的光柱在墙面上胡乱扫射。然后又用另一把钥匙打开公寓门。
异乎寻常的宁静。一切井然。但晃动的光柱中的一切都不对劲。我打破宁静，叫苏菲的名字。没有回应。
我走进卧室。白色的床单。空的床。依然一切井然，只有床头柜上台灯的灯罩歪向了一边。好像它之前被打翻，随后又被随意地放了回去。
还有另外一件事：苏菲的猫眼眼镜在地上。“他把她抓走了。”我说。
沃伦走到我旁边。“你确定吗？”
我把手电筒照到眼镜上。“她不会丢下眼镜。”
普鲁伊特抓住了她，而我帮了普鲁伊特。是我让他进了门。那天下午，我把皮卡的钥匙给了他——我把所有的钥匙都给了他，因为它们全在一个钥匙环上。然后他带着我的钥匙去五金店复制了一套。
“他直接开门进来了，”我说，“苏菲完全没有机会逃脱。”沃伦捡起眼镜。“我们找到她之后，她会需要眼镜。”
我掏出手机，但没有信号。暴风雨。但我还是打了报警电话，看着屏幕。屏幕显示“连接中”。然后是“呼叫失败”。
沃伦看到床头柜上的座机，拿起听筒。我看着他把听筒放到耳朵上，然后摇头。拨不出去。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他说，“他会带她去哪儿？回他自己家？”
不会，我想道，那么多邻居。为什么要冒险？尤其是你知道一个更好的地方。一个已经建好的监牢。
“农场。”我说。
漆黑一片。
苏菲·埃莫森听着打在铁皮上的雨声，听着轮胎行驶在湿漉漉地面上发出的嘶嘶声。
他用胶带把她的双手绑在身后。劫持她的人。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用胶带封住她的嘴，但没有捆住她的双腿。他让她的双腿自由活动，带着她走下漆黑的楼梯，来到公寓楼外面——她只穿着睡觉时穿的衣服，没穿鞋——强迫她钻进他的车的后备厢。
没有人，楼梯上、过道里、公寓外面都没有。没有人看见。
她侧身躺着，扭动双臂，想要挣脱胶带。不停地扭动，直到手腕被胶带刮破。
胶带还在。
车慢下来。车在她的身下行驶着。苏菲用光脚推后备厢的盖子。盖子些微动了动。车又加速。
她用鼻子大口呼吸。刺耳的声音。她不喜欢。后备厢里空气浑浊，闻起来有陈年防冻剂和机油的气味。她觉得自己会晕过去。糟糕的想法。
但呼吸是她唯一能控制的事情。
她又侧身躺着。后备厢的地上铺着一块湿毯子。没那么糟糕。她专注于呼吸。感觉到呼吸慢下来。
控制好呼吸后，她开始弄嘴上的胶带。她在毯子上磨胶带。试图把它剥掉。
我们在伊利大道上往西急行，在风中开着车。交通灯依然黑漆漆的，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是“四向停车”。我在冲过指示牌时按了喇叭。
我们超过一辆缓慢行驶的小货车，留下一道水幕。沃伦·芬恩看着前面的路，一只手抓着把手。小货车打了远光灯，很生气。
我们开了约八百米之后，掉进两条路之间的一个水坑。水坑里的黑水在雨中往外冒。皮卡成了水上飞机。它快速旋转一百八十度，又旋转了三百六十度，跳到一家便利店的停车场的边缘。我看到车头正向着两扇玻璃门飞驰。我猛转惰轮，使劲踩刹车。
皮卡的车头跳到左边。车尾扫过来，撞碎玻璃。
风消失了，雨悬在空中不动。除了轻轻左右摇晃的皮卡，什么都不存在了。漫长的几秒钟过去了。沃伦·芬恩把手从把手上拿下来，在座位上转身，查看损伤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