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梅根·普鲁伊特之后，开车来到大约一点五公里之外凯西和加里·普鲁伊特的房子。那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漆成淡蓝色，不大，但高。房子两边有草地和树篱，将其与其他房子隔开。
房子前面草地的面积更大，没有修剪，遍布着蒲公英。我原以为，看到这栋房子可能会让我对曾经住在这里的那对夫妇产生一些感受。结果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我来这里还有个原因。梅根·普鲁伊特告诉我她丈夫住在这里。他们在加里被审判后分居了。
“实在太难了，”她说，“待在一起。”我按下门铃后，尼尔·普鲁伊特立刻就来开门了。他一直在等我；他的妻子打过电话给他，告诉他我要来。他把我领到房子的后部，让我在厨房坐下。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杂乱——盘子堆在水槽里，料理台上有碎屑。
“抱歉，太乱了。”他说。
“没那么糟。”
“梅根觉得我肯定坚持不了太久——一个人住。她觉得我最后会穿得破破烂烂，在地板上吃饭。”
也许他最终会变成那样。他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他穿得还算整齐：白色牛津衬衫，卡其裤，平底便鞋——高中科学老师的行头。他摘掉了领带：海军蓝配黄色条纹的领带。我看到领带挂在一把椅子的椅背上。他四十来岁，沙金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圆圆的脸毫无特征。
“你和她谈过了，”他说，“你有什么印象。”
我意识到他指的是他的妻子。“对于加里的事，”我说，“她观点明确。”
他大笑。“观点明确。没错。所以她在那儿，我在这儿。当你觉得你的哥哥是无辜的，而你的妻子肯定他是有罪的，婚姻就紧张了。”
他耸耸肩，丢开这个话题。随后我们谈了几分钟嘉娜。尼尔·普鲁伊特证实嘉娜来找过他。他说他对我的损失感到很抱歉——嘉娜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年轻女性——又问我警方的调查有没有进展。我把我知道的那点儿信息告诉他，他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过了一会儿，他把话题拉回到他哥哥的案子上。他知道嘉娜和罗杰·托利弗一起工作，在做托利弗的“无辜者计划”。他猜我也是“无辜者计划”的人。
“你有什么新信息要告诉我吗？”
我告诉他我没有，他对此并未表示不满。我没说我不是律师，甚至都不是法学院学生。
“哦，还处于早期阶段，”尼尔·普鲁伊特说，“加里的律师提醒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她对赢得上诉持悲观态度。”
“她相信加里是无辜的吗？”我问。
“不好说。她就算不相信加里是无辜的，我想她也不会说出来。你如果问我，我会说她只是个唯利是图的律师而已。她收的费用可不低。”普鲁伊特面色阴郁下来，“加里用从退休金账户里取出的钱来支付律师费。他还把这栋房子二次抵押了。现在他在这房子上欠的钱比这房子本身的价值要高。这房子本来会被收走的，但我决定偿还贷款。我猜它最终会升值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我从没想过我会住在这儿。”
我们谈了一会儿对他哥哥的审判。我想知道他对拿破仑·沃什伯恩的看法，对所谓的监室认罪的看法。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普鲁伊特说，“就算加里有罪，他为什么要告诉给一个陌生人？沃什伯恩是个罪犯。他为了自己能被减刑撒谎了。我猜陪审团会看穿他的把戏。”
“你觉得陪审团最终为什么会相信了沃什伯恩的说法呢？”
尼尔·普鲁伊特挠了挠沙金色头发的一侧。“可能是因为加里根本没有作证。他没有机会否认这所谓的认罪。他的律师让他相信，他没有必要作证。”
“你觉得这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