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是个可爱的男孩。”莉迪亚·弗莱彻说。“他有点……”我寻找合适的词汇，“紧张。”
我在敲她家门时已经想好道歉的话：我不想打扰她。我可以以后再来。但她欢迎了我，并坚持要煮咖啡。她为我们两个人都倒了一些咖啡，用的是精美的瓷杯。
“哦，他的人生比较艰难，”她说，“因为……”她的手指转了一圈，指向嘴巴。我想到沃伦的伤疤。
“兔唇，”她轻声说，“天生的，医生们尽其所能治疗了，但其他孩子总是取笑他。嘉娜没这么做过。她对他全心全意，尽管她本可以有……其他朋友。”她已经开始要说“更好的朋友”，但控制住了自己。
我们在狭长的客厅里相对而坐。在葬礼上，莉迪亚·弗莱彻穿的是黑色毛衣和裙子；她现在还穿着毛衣，不过裙子换成了牛仔裤。她有和嘉娜一样的棕色眼睛和卷发，不过她的头发里有些灰色。她五十岁左右。
我可以看出她此前一直在哭，但她已经整理好心情，现在看起来很自在，或者说在这样一栋房子里那已经是她所能做到最自在的状态了。因为这房子有些不对劲、不协调的地方：家具很旧；我的椅背上没有挂着印着百合花的织物，但我想这样的房子里应该有百合花；一部分墙壁上贴着墙纸；没有贴着墙纸的那部分墙壁上嵌着廉价木条，挂着古董镜子和油画——画着别墅和灯塔的油画。
边桌上有些嘉娜的照片——入学照——但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表明这里曾经住过孩子，甚至连我们喝水的杯子也好像时空错位了：它们脆弱而精致，装饰着复杂的几何图案，就像哥特式大教堂的窗户。这是七十岁老太太的杯子。
我尝了口咖啡，加了些糖。我指了指房间，说：“这就是嘉娜长大的地方？”
莉迪亚·弗莱彻点点头。“我可以带你去她的卧室，但那里没什么可看的。她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所有东西。没带走的东西全被她扔掉了，但我有照片。”她迅速站起来，消失在走道尽头，片刻后带着一本厚厚的相簿回来了。
她在咖啡桌上打开相簿，然后拍拍身边的沙发靠垫，请我坐过去。我端着咖啡坐过去。
“这是我和嘉娜的父亲。”照片上有个漂亮的女孩，她穿着扎染的衣服，梳着辫子。她旁边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黑人男子，笑容可掬。嘉娜的父亲身穿斜纹软呢外套，戴着圆形金属框眼镜。
他在本地的大学里任教，莉迪亚告诉我，他是来自苏丹的客座教授，她是他的学生。那时候，莉迪亚想学历史。
“在我怀孕之后，一切都泡汤了。”她说。
嘉娜的父亲在嘉娜出生前就离开了这个国家。他的签证一直都是临时的。他本想回来，但一年后死在喀土穆街头的抗议活动中，成为防暴警察的受害者。莉迪亚·弗莱彻从大学辍学，回来和母亲同住。莉迪亚的母亲是个面相严厉的女人，留着蜂窝状的头发——我们现在待的这栋房子就是她的。
“我母亲的这张照片拍得不好，”莉迪亚对我说，“她有时候还是会笑的。她把我从悲伤欲绝中拯救出来，让我住在这里。而且她把嘉娜照顾得很好。”
嘉娜看起来的确被照顾得很好。在照片中，她总是笑容灿烂。在一张照片里，她是个穿着高帮运动鞋的假小子，待在树上；在另一张照片里，她骑着自行车，牛仔裤的膝盖部分有补丁；还有张照片拍的是过万圣节的嘉娜，她是拿着光剑的莱娅公主，旁边是胖乎乎的沃伦·芬恩，他打扮成了天行者卢克。
这些照片都有故事，莉迪亚·弗莱彻讲了这些故事。她说了很多细节：谁来参加生日聚会了，他们带了什么礼物；去罗切斯特的动物园玩过好几次；去蒙特利尔做学校要求做的田野调查。
嘉娜在高中时开始了戏剧表演。我知道她演过《皆大欢喜》，但她也演过其他的：《我们的小镇》《红男绿女》《不可儿戏》《大鼻子情圣》。嘉娜演大鼻子情圣的妹妹罗克珊，身穿白色长袍，头发上插着鲜花，显得格外空灵。
高中毕业后，嘉娜进了日内瓦城的大学。“她拿到了其他大学的录取通知，”莉迪亚·弗莱彻告诉我，“她可以去那些大学念书，但她留下来帮我。我母亲病了，肾病，必须有人每周带她去透析三次。”
所以嘉娜一边照顾外祖母，一边在大学里孜孜求学。她主修心理学。她在大学里一直是个好学生，演了更多的戏。我看到了照片：她是《暴风雨》中的米兰达，《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武器与人》中的瑞娜。
我们来到嘉娜大学生活的尾声——嘉娜站在草坪前面，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我们的咖啡早就凉了。莉迪亚收走咖啡杯，又拿着一瓶酒和两个盛着冰块的平底杯回来了。
“大卫，你喝威士忌吗？”她问。我告诉她我不喝。
“你介意尝尝吗？”
她需要威士忌，因为在嘉娜大学毕业后，事情变得棘手。在母亲的祝福下，嘉娜申请了法学院——也申请了戏剧专业，但没有告诉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