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我起床时，嘉娜已经走了——去上课。她留下一把钥匙和一张字条，叫我离开时锁好门。我洗了澡，穿上前一天晚上穿的衣服——她穿过的那件衬衫。我从她的冰箱里拿出橙汁，给自己倒了一杯。我拿着果汁来到房子后面的小院里。
早上的太阳烘烤着草坪，但更多的雨即将要下。我走到草坪上时，听到钉耙戳进泥土的声音。嘉娜的女房东正在隔壁工作：把去年的花坛翻开，准备种新的东西。
这个女人很瘦，弯着腰，看上去很老迈。她用头巾包裹住头发，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那件衣服很像是从一个中世纪农民身上脱下来的。我以前见过她，但她从未对我说过一句话，现在也没有，甚至当我向她道早安时也没有。她皱着眉，朝我投来阴郁的一瞥。
我转身背对着她，看着远处的树林。我想到前一天晚上——嘉娜觉得有人在监视她。她后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但有那么一刻她似乎真的很害怕。我下午有个工作，要检查一处房屋，但现在无事在身。我有时间在树林里散散步。
我本可以直接穿过草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那样做，但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房东太太有权利拒绝我这么做。我在这里是个陌生人，不受欢迎。据我所知，那片树林是她的。我没有资格在那里溜达。
我喝光橙汁，把杯子拿进屋，又出去，这次是走前门。我锁上了门。我的皮卡就停在橡树下面。我绕过皮卡，沿着嘉娜家所在的这条小巷向东走，直到走到一条大路，名叫克林顿路。克林顿路以南的三个街区开外有个破旧的操场：没有球网的篮球架，没有垒的棒球场。街边的一块牌子上写着“柏树公园”。
几个孩子在一个生锈的秋千架上玩耍。他们的母亲在附近聊天。我穿过球场，来到树林的边缘，向前走至一个岔路口，这里指向另一条小路。小路在秋天遗落的一地湿叶中径自蜿蜒。我不时看到糖纸或扁掉的易拉罐——孩子们不经意留下的垃圾。
地面开始上升，路径变得直畅，一路向西之后再向北，到一个陡峭的山谷旁；山谷有六米来深。穿越山谷的唯一通道是一座狭窄的人行桥，桥上似乎曾经是有栏杆的，但现在光秃秃的。我慢慢地穿过桥，听着木板发出的每一声“啪”和“吱”。
过了桥，我离开小路，来到树林的北部边界。我找到一个可以俯瞰嘉娜所住公寓后面草坪的地方，看到一个弯着腰拿着钉耙的身影——女房东正在她的花园里工作。我一直处在树木的掩护下，她不会看到我。在离树林边缘十来米的地方，我发现一棵倒下的树，树皮已经脱落。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可以让人坐下来，在月光下窥视嘉娜。
我本以为自己会在一片光秃秃的泥地上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但这里的地上覆盖着同样的树叶地毯，还没有被太阳完全晒干。即使有脚印，也模糊不清。然而，有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有人来过这里：一根断掉的冰棒棍躺在树干旁的地上。无法判断它在那里待了多久，也无法判断是谁留下的。也许是黑夜中的窥视者，也许是那些随意丢弃易拉罐和糖纸的孩子们中的一个。
我穿过树林，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过了那座桥，沿着小路来到柏树公园。孩子们已经不再玩秋千，正在轮流坐滑梯。母亲们在一旁看着。我离开树林，穿过球场。他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在克林顿路上，一只花栗鼠沿着树篱的顶部爬行，看到我时愣了一下，随后看着我走过去。快要走到嘉娜的复式房子时，我看到一个穿着棕褐色长外套的人坐在房东太太的门廊上，抽着烟。我走上车道，他的目光一路尾随。当我走到嘉娜家的门口时，他掐灭烟头，站起来。
“喂，哥们儿。你跟我，我们谈谈。”
我停下，嘉娜的钥匙插在锁里。“我认识你吗？”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件事。”
他的外套下面是丝质衬衫，下身穿的好像是皮裤。
“你不是租客。”他说，一根手指在我面前摇了摇，好像我做了件顽皮的事。
“是的，”我说，“但我认识住在这里的女人。”
“你不应该有钥匙。”
“她把备用钥匙借给我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住在这儿，嗯？”
“没有。我是访客。”
“你不能住在这儿。她只付了一个人的房租。如果这里住两个人，要加房租。”
“我是访客。”
“我忍不了了。她已经拖欠房租了。”
他脸上有痤疮疤痕，头发油腻；说话带口音，但时有时无。我想那是东欧地区的口音，不是捷克就是波兰。
“既然你有钥匙，”他说，“也许你可以付她欠下的房租。”
“你是谁？”我说。
他笑了，他的牙齿无疑是东欧人的牙齿。“我是房东，哥们儿。”
我摇摇头。“房东是位人很好的老太太，住在隔壁。”
“那是我奶奶。房子是她的，我负责收房租。”
他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递给我一张脏兮兮的名片：“兰尼克租赁公司。西蒙·兰尼克，租赁代理。”
“这就是我，”他说，“你付还是不付？”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谁都可以印名片。”
“哦，你可以相信我，哥们儿。”他看向另一边的门廊。老妇人现在就在那里，站着，门半开着。“喂，奶奶，”他对她说，“这个人真狡猾。”
她低下头，一只枯瘦的手在空中挥了挥，仿佛对我们俩都很厌恶。
西蒙·兰尼克转向我。“你有钥匙，真幸运。你不会在这里待很久的，那个女孩也是，除非有人付房租。”
“嘉娜欠你多少钱？”我问。
他犹豫了一会儿，好像正在心里多算点儿钱。“一百五十美元。”他说。
“我没有那么多。”
“你有多少，哥们儿？”
我把钱包拿出来。“八十，”我说，“八十美元。”
“这只是头期款。”他说着，伸手拿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