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般的三十二天，一无所获。一个月前的下午，朱莉没有回家。3月9日早上，也就是失踪的第二天，人们在茂密的落叶松森林边缘发现了她的山地自行车。那里是一段骑行路线，朱莉每周都去那里训练三次，为原定于7月在夏慕尼举行的比赛做准备。据鉴定专家称，这名十七岁少女在一段下坡路上突然刹车，具体位置是萨加斯和阿尔比恩之间的山坡，五十米外是一个停车场。自行车靠在刹车痕迹尽头的一棵大树上。
从停车场开始，马里努阿警犬便彻底失去了可以追踪的痕迹。朱莉的生活很简单，一个在山区长大的女孩，父亲是警察，母亲是家庭护士，热爱国际象棋、大自然和电影，总是拿着数码相机到处拍。直升机和由数十名警察组成的搜查队“扫描”了森林、陡坡和高原，潜水员负责河床，仔细探查了水下的障碍物、树干、碎片、废金属——所有这些都有可能阻止一具尸体浮出水面。
除现场调查外，由六名警察（包括加百列在内）组成的专案小组仔细讯问了朱莉的朋友和同学。他们追踪时间线、收集监控视频、逐条分析手机通话记录；到了晚上，当其他人回家后，加百列独自一人在酒店、旅馆和青年旅社附近晃悠，召集各位经理或老板，收集尽可能完整的客人名单，把认为可能有用的信息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绑匪——如果有的话——很可能就是住在林区或高山牧场的本地人，但也可能是偶然经过的旅行者。总之，不能忽视任何线索。
29号房很简陋:一把椅子，一部固定电话，一套素色窗帘，一间蹩脚的浴室，马桶旁是淋浴间，没有电视，有一台迷你冰箱，里面放着许多酒。
朱莉就曾在这里准备早餐、清理地毯，加百列想象着她把床单和毛巾堆放在一起。这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但足以让她赚台数码相机的钱。两周前，相机已作为证据被封存入档：加百列无法拿到存储卡，因为卡已经不在相机里了。这无疑是个关键细节，存储卡可能已经丢失，或是因为损坏被丢弃。总之，卡不见了，这至少是一条值得重视的线索。对于失踪案来说，任何异常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每一种假设都需要另一种假设作支撑，但这势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
加百列·莫斯卡托拉上窗帘，坐在床上，脱下半筒靴。
他的右脚小趾在搜索行动中受了伤，正在流血。他用手机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自己可能很晚才回家；但饱受抑郁药折磨的妻子应该不会看。
他眼巴巴地盯着迷你冰箱里的“酒吧台”，今晩最好不要喝酒。他太累了，用拇指按摩着眼球,打开登记簿，停在“3月5日”那页上——悲剧发生三天前。整整七十二小时的入住记录，他会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位客人的身份信息，然后进行筛选，必要时还会跟他们取得联系。这注定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吃力不讨好，但必须完成。
“我会找到你的，朱莉，我发誓我会找到你。”
可女儿到底在哪里?她为什么在距离停车场五十米的斜坡上刹车?是遇到了熟人吗?她此刻已被扔进了湖底，还是被关在几百公里外的地下室?目前与失踪有关的线索乱成了一团麻，时间足以致命，哪怕对最坚强的人来说，它也能破坏意志、扼杀希望。也许数月或数年后，女儿只会沦为他跑到山上疯狂呼喊的一个名字。
在涂黑三页纸之后，倦意袭来。他试图反抗，但无济于事。他只好躺下来，哭了，就像过去一个月里的日日夜夜——有时紧紧搂着妻子，有时独自蜷缩在角落里。
如果女儿还在身边，他会这么想念她吗？会像她不在时这样爱她吗?加百列不知道。他之前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即将到来的只有灾难。无论调查结果如何，他的生活将永远被改变、被粉碎，因眼泪流尽而日益枯萎。他闭上眼睛，暂时关闭了悲伤。
一阵沉闷的噪声将他吵醒。他睁开眼睛：好像有什么东西撞在了玻璃窗上。
加百列踉跄着站起身，头晕目眩，拖着身体来到一扇半开的玻璃门前。怎么回事?他竟然不知不觉地穿过了那扇门——按理说，二楼应该没有通向外面的门——紧接着，他发现自己站在了旅馆后面停车场前的柏油路上。
突然，左肩传来一阵剧痛。一只鸟扑倒在脚边，半张着黄色的喙。加百列无法理解眼前的情景。另一只鸟躺在不远处的地上，仿佛一团可怜的毛球。
连续的撞击让汽车的车顶板和旅馆屋顶的瓦片唱起了歌。裹着睡袍的人们纷纷从房间里探出头，一张张睡眼惺松的脸庞望向天空。几十支“火箭”嗖嗖地从黑暗中冒出来，伴随着肉块坠落的声音掉在地上。加百列惊呆了，扭头跑回旅馆，穿着睡衣的客人们在他耳边尖叫:“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是天相!”
是的，加百列看到了。他当然看到了。天空下起了死鸟雨。olliid="note_1"/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