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问了她同样的问题——‘你呢？’当然，我并不在意。我只是希望尽快结束对话。旁边有乐队在演奏，听不清楚她说话。总之，她冲我奇怪地笑了下，回避了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小秘密！’我猜她不想在写出来之前透露任何东西。”
他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了一大口。我看着他的喉结随之上下移动。
“很抱歉，可能让你有些失望，霍桑先生。但这就是我和她的全部对话。我不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什么，也不理解她为什么认为我会愿意再见到她。我找了个借口走开了，然后立马就离开了派对。”
“也许她是故意想要让你不安。”霍桑提议说。
“我想有这种可能。”
“那么，给我讲讲那本书的事吧。是什么让你那么不爽？”尽管言语粗俗sup/sup，但霍桑以他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最大的友善。“顺便说一句，实体书已经绝版了，但我在kindle上免费下载了一本。我还没有读完，但从目前读到的部分来看，这是一本我绝不会向读书俱乐部推荐的书。”
“必须要讲吗？”
“如果想要找出是谁杀了她，我们就需要快速行动。”
我根本不需要提醒。dna、指纹、日本樱花花瓣，还有证人陈述。卡拉·格伦肖随时可能出现在我家门口。
显然，霍桑已经和会计师建立了某种信任。朗赫斯特缓缓地点点头，放下水杯。“好吧。”
我们等待着。
“关于一九九八年夏天你想知道的一切，我没法尽数说出来。”朗赫斯特终于开了口，“你得记住，那时我才十八岁，而且大部分状况发生时，我甚至都不在莫克翰。我的父母把我送去了马尔伯勒学院，那是所寄宿学校。斯蒂芬的事发生时，我正值间隔年（gap year），在纳米比亚教小朋友踢足球。父母给我写了一封信，解释了发生的事，并劝我不要回家，尽管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他们想让我远离公众视野，试图保护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做到了……至少在那本书出版之前是这样的。
“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在千禧年前后，我的父母非常有名，经常出现在报纸、专栏或八卦杂志上。他们创办了一家公司，起初做儿童服装，后来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玩具、书籍、家具等。你们可能还记得这个名字——红色按钮。那时，有红色按钮商店、红色按钮餐厅，甚至红色按钮度假胜地和冒险中心。他们相当富有，而且和中左翼政党关系密切，当然我指的就是新劳工党。就在同年，彼得·曼德尔森发表了那个著名言论，让大家轻松地看待一些人暴富，或类似的话。他是代表首相发的言……可能暗指的就是我的父母。
“他们早就给新劳工党捐赠了一大笔资金。托尼·布莱尔在一九九四年竞选党首时，我父母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三年后，他赢得选举，我父母陪同他进入了唐宁街。我的父亲还参与了千禧年巨蛋相关的早期谈判，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他很可能会进入上议院。
“九十年代初，我的父母搬到了莫克翰希思村。我也说不清楚在威尔特郡中部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在那里的时间并不多。我基本要么在学校，要么在伦敦。那时候我们还留着斯隆广场旁边的房子。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下定决心，认为乡村生活会适合他们——尤其在乡村的很多习俗他们都看不惯的情况下——但是我认为这无疑是他们做过的最糟糕的决定。从购置莫克翰庄园的那一刻起，就已铸成大错。那幢乡村别墅实在过于庞大，占地一百英亩，在村庄外面。乘坐直升机也很不方便——我父亲还得亲自驾驶。
“于是我们和他们（指村民）区分开了——尽管可能不是按照传统方式划定的界线。那时正值保守党失势，坚定的保守派地区难免存在怨恨情绪。我也说不好。我的父母不仅富有，在莫克翰有很多富人。他们是富有的新劳工党派人士。他们支持劳工党反对狩猎的立场，他们还想建一座风力发电机，你可以想象这激怒了多少人。一方面，破坏了风景！另一方面，不让当地居民猎鸟，却自己先害死了那些鸟！我父亲曾经参与过无铅空气运动，于是拥有的直升机停机坪就成了他虚伪的佐证。虽然我一直置身事外，但我仍然记得那时候总是争吵不断。为游泳池吵过；为他们想要把小径挪十米的事吵过；为教堂大厅的修复基金吵过；为每年的村庄集会吵过……那就是个小型英格兰，他们二人是外来者和伪君子……至少在大家的认知中是这样。他们做什么都是错的。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最终决定将斯蒂芬送到村里的学校——莫克翰希思小学读书。斯罗索比在她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件事，说我父母利用斯蒂芬来讨好村民，想证明他俩是‘他们中的一员’。不用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她还是那么写了。
“再和你们讲讲我的弟弟。九岁之前——也就是离开伦敦之前，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男孩。他喜欢阅读，在学校表现很好，有许多朋友。哈丽特·斯罗索比把他描述成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虽然我不认同这个用词，但他确实是娇生惯养。因为从各个方面来看，他就像是一个独生子。尽管我的父母经常说斯蒂芬的出生在他们的计划外，但却把他捧在手心里。
“斯蒂芬到了莫克翰希思之后，一切都变了。可想而知这对他来说有多艰难。刚才说了，我当时不在。他失去了伦敦的旧朋友，又很难交到新朋友。我父母在美国推出了红色按钮，他们待在国外的时间越来越多。斯蒂芬有一个可爱的贴身保姆，是个澳大利亚女孩，跟着家人搬到了威尔特郡，她一直在全力帮助斯蒂芬。但回想起来，我首先要承认他确实被忽视了。事情发生得非常快，当大家发现问题时，为时已晚。
“莫克翰希思小学的政策是广招各式各样的学生，而不是只想要当地乡绅和银行家的后代，我相信这是值得称赞的。然而，正是这样，招来的一个男孩从一开始就对斯蒂芬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叫韦恩·霍华德，住在八英里远的切本哈姆镇郊外的一座庄园里。他从来没在乡村生活过，可能在一个更大的城镇里会更快乐。不管怎样，他每天坐公共汽车来上学，还和斯蒂芬成了朋友。”
他伤心地摇了摇头。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分别只有九岁和十岁。还是孩子！但他们却结成了二人小团体，韦恩是头目。不久，两个人就失控了，总是给学校老师、邻居甚至警察惹麻烦。有一次有人举报他们在村子里一家叫作姜饼盒子的商店行窃。然后，我父母去了学校，要求将这两个男孩分开。但在一个小社区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那时候他们就应该看到苗头，赶紧把斯蒂芬带回伦敦。但我说了，他们一心扑在事业上，认为‘孩子就是孩子’，能够遇到一个同龄人对斯蒂芬来说是件好事，而且船到桥头自然直。
“就是这个决定，无情地导致了他们的老师菲利普·奥尔登少校的死亡。
“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这个村庄出生，曾参加福克兰战争，退伍后接受了教师培训，在特罗布里奇工作几年后，申请调到了莫克翰希思小学。他任副校长职位：有点上了年纪，六十多岁，性格古怪，就是那种你想象中的威尔特郡小村庄中的人。他热衷板球，还开设了一家国际象棋俱乐部。他的书房里有一尊西塞罗的大理石半身像，坚固无比。我猜他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
“菲利普·奥尔登可以说是个很老派的人。他信奉纪律至上——他有从军背景，这并不意外，他对那些学习跟不上或在课堂上行为不端的孩子非常严厉。很快他就盯上了斯蒂芬和韦恩。在春季学期，事情达到了临界点。菲利普·奥尔登把一件非常愚蠢、令人不快的事扣在他俩身上，指责他们在图书馆里毁了很多书籍，撕掉页码，并在页边空白处涂写上污言秽语。他俩不承认，但菲利普·奥尔登还是惩罚了他们，不让他们去巴斯旅行。我知道用这种方式向你描述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
“韦恩和斯蒂芬决定报复这位副校长，他们想到了一个书上古老的把戏。这当然是韦恩的主意。他们溜进奥尔登的书房，将西塞罗半身像架在门顶上，把门半开着——那个半身像那么重，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弄上去的。但书房里有很多书，其中一些放在高处，因此奥尔登需要使用小梯子爬上爬下，我推测他们可能是用了那个梯子。后来他俩说只是想开个玩笑，没想害人，但事实是奥尔登走进房间，半身像砸在他头上，导致颅骨骨折，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两个男孩被送上青少年法庭，因过失杀人罪受审。按照法律规定，他们都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而且被他们害死的还是一位战争英雄，真是造孽。最终毫无意外，他们被判有罪，分别被判处五年和十年监禁，分开收押。斯蒂芬的律师团队证明了他是受到年长男孩的影响，因此他的刑期较短。但对于我的家人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审判结束后，他们的名字被公开。之前相对克制的媒体，一下子像饿狼一样扑上来。这一切对我的父母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别再想什么美国市场了！红色按钮几乎顷刻破产。自己的孩子都在坐牢，还怎么销售儿童产品。所有的合作伙伴当然都背弃了他们。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年后，他们分开了。我父亲现在住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我母亲回到了温哥华——她本来就出生在加拿大。斯蒂芬在萨福克的沃伦山服刑四年，获释后，他被特许到母亲那里居住。他们现在一起生活在温哥华。”
沉默良久。我从未见过霍桑像此刻这般消沉，他自己有个十三岁的儿子，这个故事一定触动了他。“你们还经常见面吗？”他问。
朗赫斯特摇了摇头。“来往很少。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我带着家人去过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向女儿们解释这是他们的杀人犯叔叔。我的母亲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并决定跟我和我的父亲断绝往来。这让我很伤心，但我觉得我能理解。”
“你知道哈丽特·斯罗索比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吗？”
“知道。她当时是个犯罪记者，在布里斯托尔的一家报社工作，她认识那个村子里的一个人。”
“是弗兰克·海伍德？”
“没错。他也在她的那家报社，做戏剧评论员。他去世后，哈丽特接替了他的位置。他能够为她提供许多关于莫克翰人的深入见解，村里的很多人他都认识。在这件事上，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他的眼神暗了下去，“《坏男孩》完全歪曲了事实。它将我的父母描绘成恶棍。法庭明确表示，斯蒂芬任由那个大男孩摆布，两个男孩各自的判决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哈丽特在书中的叙述，看起来像是我的父母要对奥尔登的死负责。他们忙于自己的奢靡生活，忽视了斯蒂芬，又把他宠得不成样子。他是他们不想要的孩子，所以他们才对他的不良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仅如此，她还一章一章地安排了其他情节：他们跟村民对抗，他们傲慢自私，他们不尊重邻居，还有小径、集会……她将所有这些琐碎的争议展示出来，好像它们真的有什么意义似的。她让人觉得奥尔登少校的死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恶意攻击，但她写得不多不少，巧妙地避开了诽谤的边界。这本书出版时，我的父母还在一起，本来或许他们还有可能熬过这一关。哈丽特·斯罗索比摧毁了他们。我认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她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可以说，拜她所赐，我失去了母亲和弟弟。”
他摊开双手，示意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我不否认我恨那个女人。我并不喜欢憎恨这种情绪，但我相信哈丽特·斯罗索比对自己所做的事乐在其中。将一场悲剧的事故，一个玩过火的孩子的恶作剧，作为赚钱的工具？为了书的销量而扭曲或者——往好了说——简化真相？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我甚至可以说，无论是谁杀了她，都是为世界做了好事。”
他第一次笑了，但笑容中没有一丝温暖。
“我知道在你看来我可能有嫌疑。”他说，“你想知道她死的时候我在哪里吗？我想警方说的死亡时间是上午十点左右。”
“这会有所帮助。”霍桑说。
“我在九点半去了杂耍剧院，要去看一些阿赫梅特留在那里的文件。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化妆间作为临时办公室。然后我刚好在十点半之前回到这里。”
“你在剧院待了很长时间。”
“不算很长，不超过四十分钟。我确定舞台经理看见我离开了。”
“你到的时候和走的时候有签字吗？”
朗赫斯特回想了一下。“没有，我想我没有。笔没墨水了。但你可以去问……我没有想隐藏什么。”
“谢谢，朗赫斯特先生。你对我们非常坦诚。很抱歉让你再次回忆起这一切。”
听到霍桑为一件事道歉非常罕见。回到街上后，我忍不住问：“你相信他吗？”
我们沿着皇后广场往前走，路的一侧是一个私人花园。阳光明媚，树木开满了花朵，但这幅景象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多意义。霍桑已经陷入了沉思：“你具体指相信什么？”
为什么他要这么苛刻？
“一直以来，我们都假设匕首是在晚上的派对后被拿走的。”我解释道，“但也可能是马丁·朗赫斯特在第二天早上早些时候拿走的。”
“我没有假设任何事。”霍桑说。
我没有理会他的话。“一个半小时足够他去小威尼斯再折返。他可以先杀了哈丽特·斯罗索比，然后直接去上班。”
“带着一身血吗？”
“他可以穿件外套！”
“但他为什么要诬陷你？”他问。
“这个，你听见他的话了。他的客户要破产了，也许他怪我的剧本不好。”
霍桑停下脚步。“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朗赫斯特第二天早上去剧院时拿走了匕首。”他说，“但你还要思考三个问题：他如何知道匕首在那里？如果他是碰巧看到，他怎么知道那把匕首是你的？”
“还有第三个问题呢？”
“他是怎么拿到了你的头发？”
确实。“朗赫斯特离我很远，”我承认道，“他没法拿到我的头发样本……除非他跟着我进了理发店，而我已经几周没理过发了！”
霍桑停下脚步，我们前面是主路和霍尔本地铁站。
“我们先设想一下，‘谋杀案’和‘你参与’这两件事没有联系。”他说，“假设你跟这件事完全无关。”
“谢谢！”
“在莫克翰希思有个老人死了，是两个孩子杀了他。然后哈丽特把这一切写成了一本书。”
“你认为有人不喜欢她写的东西？”
“没人喜欢她写的东西。那是她的本意。但当命案发生，一般就会有激动的情绪。你问问自己，那本书为什么会在哈丽特的桌子上？”
“《坏男孩》……”
“也许她想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不会要去莫克翰希思吧？”
“托尼，老兄。卡拉·格伦肖离我们不远了。今天晚上，她会拿着所有的东西来逮捕你。”
一个小时后，我们坐上了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