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剧情发展，无端暴力开始升级。最后，杀人犯伊斯特曼获得了自由身，并掌控了局面……而普林普顿护士则面临绑在椅子上被宰杀的命运，让整个情节变得越来越令人厌恶。这时，我自己都忍不住想揍一顿引座员，然后逃离现场。男性对女性随意施加伤害的剧情尤其引人不适。斯凯·帕尔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但她的角色处处受到贬低和矮化。与之相对的，乔丹·威廉姆斯在饰演法夸尔医生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他没有注意到没有人喜欢这个角色。随着年龄增长，威廉姆斯先生却越发油腻，他的表演只是在取悦自己。他可能是对的。真的很想知道他到底还要再做多少糟糕的职业选择，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没的可选了，最后只能以失业收场。
最令我失望的莫过于提里安·柯克。第一次见他时，我就认为，他会是这一代最有前途的演员之一，但这个希望已经破灭。他的表演相当孩子气。难以置信的是，当事情变得暴力时，他演得太假了。柯克在电视剧《重任在肩》中的表演非常出色，但他的舞台首秀并不成功。导演实在没有给他任何帮助，伊万·劳埃德就像自动驾驶模式一样在执行任务。在他的手中，这部剧从未真正燃起来，在演出中场休息之前，我就已经猜到了结局。
我对霍洛维茨先生的建议是：还是专注写儿童读物吧，在那里或许有不那么苛刻，能够容忍无邪想法的观众。至于对观众的建议呢？我会说，如果你实在想看这部剧的话，那就奔跑起来去买票吧。毕竟我猜这部剧不会上演太久。
看完评论后，大家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伊万第一个开了口：“至少她给了我们一个可引用的宣传语，‘奔跑起来去买票吧’！我们可以把它张贴在剧院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开玩笑。
不可否认，这对于这部戏来说是当头一棒。这是第一篇评论——而且出现得这么快——更是雪上加霜。其他评论家会看到吗？这会是一连串口诛笔伐的开端吗？哈丽特·斯罗索比的评论几乎伤害了房间里的所有人，我可以想象每个人都会反复琢磨评论中提到自己的部分。伊万·劳埃德的自动驾驶模式，乔丹·威廉姆斯的油腻，提里安·柯克的孩子气，只有斯凯·帕尔默稍微轻松些。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却被愚蠢的作家贬低了。我呢？哈丽特给了我最多的笔墨，愉快地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我。当然，我得假装不在乎，这只是一篇评论，她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我已经被挫败感淹没了，它像一股巨浪一样扑灭了我在西区长期演出、移师百老汇、拍摄同名电影，以及制作续集的所有希望。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评论中的内容，而是其中充斥的恶意。她似乎很享受构思些小妙语并朝我喷射的感觉。比如那个“是搞笑还是刺激”的例子。她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无邪’是什么意思？”阿赫梅特问，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希望的意味，也许他在想这可能是一种赞美。
“无关紧要。”莫琳说。她站在他旁边，脸色苍白，嘴唇紧闭。
“贱人！”乔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就像爆炸一样喷发出来。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满脸怒气。“这根本不是什么评论，是肮脏的诽谤！而且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这样对我了。我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次，她都在针对我。我要杀了她。我发誓……！”他将手中阿赫梅特送的匕首，狠狠地插进了剩下的蛋糕中。
“只是一篇评论而已。”伊万说出了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的话。作为导演，他在尽力维持大家的团结。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这只是她的观点，”他疲倦地继续说，“其他评论家经常跟她意见不合。我执导《安提戈涅》时就是这样。”
“就应该捅她一刀！”乔丹仍在表达自己的愤怒，“她就是个怪物，不能放过她。”
“她怎么这么快就写好了呢？”我问，“才散场几个小时。”
“剧还没结束，她就开始写评论了，”伊万解释道，“她以此出名。在中场休息期间写一半，回家的路上写剩下的。”
“她住在帕丁顿后面，”斯凯说，“在运河附近有个房子，估计是在出租车后座完成了这篇评论。”
“可她为什么这么着急发表呢？”我继续问，“都不能等到星期日吗？”
“她肯定想要领先别人。”斯凯匆忙地关了手机，塞进口袋，“对不起。我真希望我没点开它。”
阿赫梅特坐在那里，肩膀耷拉着，脸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阴沉。被雨淋过的头发还湿漉漉的，像油漆一样贴在头皮上。他点了一支烟，然后把烟盒扔到地上。“这个女人简直一派胡言。”他宣布道，“在巴斯、雷丁、温莎，大家都很喜欢这部戏。我在现场！我看到了。她写的……像屎一样。”
“真是恶心。”莫琳轻声说。
提里安始终一言不发。他的身体似乎蜷缩在昂贵的衣服里，就好像他——而不是衣服——刚从洗衣机里掏出来一样。此刻的他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愠怒而瘦弱的少年，咬着下唇，好像刚刚因在课堂上讲话而被批评了似的。“她去死吧！”他说，“我要回家了，我已经喝多了。”他收拾好几件物品，抓起背包，匆匆离开了房间。
我们都想离开，但是立即结束派对就意味着承认我们被哈丽特·斯罗索比的评论打败了，证实了她对我们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剩下的六个人又聊了几分钟，接着喝了一些伏特加和威士忌。但是大家都魂不守舍。斯凯是第二个离开的。也许她比我们都痛苦，毕竟她是那个展示评论从而破坏了气氛的人。她走之后，我也走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我想回家，想把杂耍剧院抛诸脑后，想忘记这部剧曾经演出过。我知道我很幼稚。这只是一篇差评。但是当被评论家抨击时，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不会感到愤怒、羞耻、怨恨和痛苦。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隐藏得更好罢了。
雨渐渐停了，但当我回到克莱肯威尔的公寓时仍然觉得浑身湿冷。已经凌晨一点了，我筋疲力尽，一躺到客房的床上，立刻就睡着了。不出所料，我梦到了哈丽特·斯罗索比。我又看见了她戴着那副角质框架的眼镜，听到了她不友善的声音。乔丹·威廉姆斯也在画面里，戳着蛋糕，我听见他在说：“就应该捅她一刀！”然后我醒了。
我看了眼手表，已经十一点二十分。不知道我是怎么睡了那么久。我的头疼得厉害，威士忌、伏特加和土耳其香槟的混搭可能起了作用。我赤着脚走到厨房，公寓里空无一人。吉尔几个小时前就去上班了。冰箱上贴着一张她写的便利贴：《泰晤士报》的评论挺不错的。希望其他的也很好。我下午六点回来。别忘了洗衣服。挺不错。我太了解吉尔了。我们在电视台一起合作了好几年，我俩都知道“挺不错”就是不够好。
整个上午我都昏昏噩噩的。我也考虑出去买份报纸或上网看看，但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何必自寻烦恼呢？我想，如果有坏消息，伊万或阿赫梅特会打电话告诉我的，可能斯罗索比是唯一的异类，哦不，是斯罗索比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也许其他评论家里有不少人喜欢这部戏呢。我决定给自己再多几个小时的希望。
于是我给自己做了午饭，洗了个澡，听了会儿音乐。我胡乱琢磨着即将开始创作的下一本书——《猫头鹰谋杀案》。虽然我想要向前走，想要转向下一个项目，只要不是戏剧就行的任何东西都好，但我一个字也想不出来。我望着窗外的碎片大厦和圣保罗大教堂，迷迷糊糊地想这两个建筑之间能不能滑行穿梭，这正是亚历克斯·莱德在下一次冒险要做的事。我喝了两杯茶，吃了无数的巧克力消化饼干。
下午四点十分，门铃响了。
我走到对讲机前，以为是快递。我住在六楼而且没有摄像头，所以看不见来客的脸。空洞的声音打破了我平静的一天。“你好？”
“霍洛维茨先生？”
“哪位？”
“警察。我们能进来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吉尔或者我的儿子出事了。我急忙走下楼梯，冲到走廊尽头的双层门口。我还穿着卧室拖鞋，忘了带钥匙，所以只好用一只脚把里面的门挡住，同时笨拙地伸手推开外面的门。就这样，我扭曲着身体，看到了站在街上的两个身影，意识到我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人。
卡拉·格伦肖探长的壮硕身影挡住了我望向牛过街的视线，她的脸上挂着既愠怒又微笑的表情。她的助手米尔斯在她后面。
“你好，安东尼。”她说，“我们能和你聊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