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能阻止这件事，所以你需要赎罪？”
“对，我能做的就是替她复仇，阻止其他男人性侵女性。这就是我从军并加入特种部队的原因，我想做好万全的准备，结果没想到赫拉也遭到性侵……”
“所以你才杀了这个男人，因为他性侵赫拉，就跟你妹妹被性侵一样？”
“对。”
“你感觉如何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好一点了，杀人让我觉得心里好受一点，我不再是怪胎了。”
马德森低头看着空白的笔记页面，写笔记的手已经停下。他清了清喉咙。
“所以……你已经赎罪了？”
“还没。”
“还没？”
“我还没找到害死比安卡的人，以及其他人。”
“你是说其他必须被阻止的性侵犯？”
“对。”
“你想阻止他们？”
“对。”
“你想杀死他们？”
“看来是如此，那会让我好受一点。”
马德森迟疑片刻。无论从治疗还是公义的角度来看，他都必须处理眼前这个情况。
“你主要是在脑子里想着要杀死他们，还是积极计划过要展开行动？”
“我也搞不清楚。”
“你希望有人阻止你吗？”
“不希望。”
“那你希望什么？”
“我希望你告诉我，下次是不是也会有帮助。”
“你是说杀人？”
“对。”
马德森看着博尔，但经验告诉他，在一个人的脸上、表情上、肢体语言上是找不到答案的，有太多的行为举止是通过学习而来的，你只能在人们的话语中找到蛛丝马迹。但现在他被问到一个他难以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实在无法开诚布公地回答。马德森看了看表。
“时间到了，”他说，“星期四我们再继续。”
“我走喽。”一个女子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埃兰·马德森从档案夹上抬起了头。档案夹是他从个案数据库里找出来的，现在正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说话的人是杜丽，她是咨询所的接待员，这家咨询所共有六位心理医生。杜丽已穿上外套，在门口瞧着马德森。马德森一看她脸上的神情，就知道她在提醒自己要记得一件事，只不过她处事圆滑，不想直接点破。
马德森看了看表。六点了。他想起来是什么事了。今天晚上他得哄孩子上床睡觉，因为他妻子要去帮岳母打扫阁楼。
两位咨询对象。这两人似乎互有关联。他们都曾被派驻到喀布尔，这部分确实有交集。他们被转介给马德森，是因为两人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马德森找到了咨询笔记，看来这两人都熟识一位名叫赫拉的女子。赫拉显然是个很常见的阿富汗女性名字，但是有两个名叫赫拉的女子都在喀布尔的挪威部队担任口译员，这个概率实在太低了。
以博尔的情况来说，当他碰到女性下属或比他年轻的女性时，他都很自然地跟她们建立起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她们，就像他觉得有责任照顾他妹妹一样。这种责任感几乎算一种强迫症，也可说是一种偏执行为。
另一位咨询对象跟赫拉的关系更为亲密，两人是恋人。
马德森的笔记写得很详细，上头说两人身上都刺了相同的刺青，那刺青不是名字，因为太危险了，若被塔利班或任何有严格信仰的人发现就糟了。两人只是把挪威文的“朋友”刺在身上，这个词可以将两人永远联结在一起。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关联。
马德森的手指沿着页面往下滑，找到了他想找的。只见上头写的跟他记得的一样：博尔和另一位咨询对象都说他们在杀人后觉得心里好受一点。页尾还做了笔记：注意！下次挖深一点。“杀人后觉得心里好受一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马德森看了看表。他得把笔记带回家，哄完孩子上床睡觉后再看。他合上档案夹，在上头套了一个红色橡皮筋。橡皮筋正好套在档案夹封面所写的咨询对象的名字上。
卡雅·索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