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半。今天的最后一节咨询。埃兰·马德森最近才跟一位精神科医生讨论，究竟在概念上要如何区分咨询对象与患者？是要根据治疗者在职称上的不同，也就是取决于治疗者是心理医生还是精神科医生；还是根据他们是否服药，有药物治疗的叫患者，没药物治疗的叫咨询对象？身为心理医生，马德森有时觉得自己不能开药实在有点束手束脚，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咨询对象的需求，却不得不把他们转给精神科医生，而这对咨询对象来说不一定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举例来说，精神科医生可能不像他那么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
马德森双手交握。通常他在和咨询对象闲谈过后，准备进入正题时，就会做出这个动作。这是他下意识的动作。他察觉到自己的这个习惯之后，做了一点研究，发现有一位宗教历史学家声称，这个动作可回溯到古代以绳索绑缚犯人双手，因此双手交握被视为屈服的象征。在罗马帝国时代，战败的士兵会双手交握，请求对方大发慈悲。基督教徒则是在祈祷时交握双手，请求全能的上帝降下恩典，可说是异曲同工。如此说来，当马德森交握双手时，是否就意味着他向咨询对象表示屈服呢？当然不是。这个动作更像是他代表自己和咨询对象，服从于心理学受到质疑的权威和变动不居的信条，就好像作为神学风向标的神父，请求教众放弃旧日的永恒真理，转而相信今日的永恒真理。神父交握双手时，口中通常会说：“让我们一起祷告。”马德森的开场白则是：“让我们从上次结束的地方开始。”
他等罗阿尔·博尔点头后才往下说。
“我们来谈谈你杀人的事情，你说你……”他看了看笔记，“是个‘怪胎’，为什么？”
博尔清了清喉咙。马德森注意到博尔同样也双手交握。这是下意识的模仿行为，十分常见。“我很早就发现我是怪胎，”博尔说，“因为我很想杀人……”
马德森努力让自己维持一派淡然的表情，不表现出他其实很想聆听接下来对方要说的话，只是保持敞开、接纳、安稳、不批判的态度，仿佛不好奇也不想聆听任何耸动或具有娱乐性的故事。但他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他很期盼这次咨询、这段谈话的到来。而谁又能说咨询对象的关键经验对心理医生来说，不能是个具有娱乐性的故事呢？是的，在经过一番彻底思考之后，马德森得出结论：一个认真负责、将咨询对象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的心理医生，一定会对能让咨询对象受益的事情感到好奇。而他是个负责尽职的心理医生，他之所以会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完全是因为这些问题对咨询对象来说很重要。既已想清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时他不仅双手交握，而且双掌互贴。
“我很想杀人，”博尔又说了一次，“但我办不到，所以我是个怪胎。”
博尔没再往下说。马德森必须在心中数数，才不至于太快插嘴。四，五，六。
“你办不到？”
“对，我以为我办得到，但我错了。军队中有心理医生会负责教导军人如何杀人，但特种部队这类特殊单位不会配备心理医生，因为不需要。经验显示，申请加入这类单位的人，早已具备高度的杀人动机，再雇用心理医生来辅导他们，只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而已。我觉得我具有杀人动机，当我接受杀敌训练时，我从没想过或感觉过我在这方面会有困难，结果事实正好相反。”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无法杀人？”
博尔深深吸了口气。“在伊拉克的巴士拉，那时我们和美国特种部队一起展开突袭，我们采用刺蛇战术，一路狂轰，进入一栋房子。哨兵说敌人就是从那栋屋子里开枪。我进去之后，发现里头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她身穿蓝色裙子，脸上沾着爆炸产生的灰色粉尘，手中握着一把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枪身几乎跟她一样高。她拿枪指着我，我想对她开枪，却僵住了。我的大脑命令手指扣下扳机，但手指动也不动，仿佛有问题的不是我的脑子，而是我的肌肉。少女对我开枪，幸好粉尘遮蔽了她的视线，子弹打中我后面的墙壁。我还记得砖块碎片打中我背后的感觉。即便如此，我还是僵在原地。后来有个美国士兵朝她开枪，她小小的身躯往后摔落在沙发上，沙发上铺着色彩鲜艳的毯子，小茶几上放着几张照片，照片里的人看起来像是她祖父母。”
博尔顿了一顿。
“这让你有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都没有，”博尔说，“接下来几年我整个人都毫无知觉，但我一想到如果再次处于相同的情境，而且再度搞砸，我就会非常恐慌。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杀人动机没问题，只是脑子里的某个部分运转不过来，或者应该说运转得太过良好。所以我把重心放在领导方面，而不是实地任务。我觉得我比较擅长领导，事实也是如此。”
“可是你觉得什么感觉都没有？”
“对，除了会恐慌发作。要么什么感觉都没有，要么恐慌，这么比起来什么感觉都没有还不错。”
“‘舒适的麻木’。”
“什么？”
“抱歉，请继续说。”
“当我第一次察觉到自己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时，我并不觉得困扰。那些症状包括失眠、易怒、心跳快等小事。特种部队里每个人都知道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回事，但即使官方说法是要求我们认真看待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私底下不太会谈这件事。当然了，没有人会大声说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孬种才会有的，但特种部队队员的自我意识都比较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npy值比较高之类的。”
马德森点了点头，有研究指出特种部队这类特殊单位的征募筛选方式，会剔除掉npy也就是神经肽y在平均值或以下的人。神经肽y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具有降低压力的作用。有些特种部队队员认为有了这种基因，再加上后天训练和强大的同袍情谊，可以让他们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免疫。
“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有时会做噩梦，”博尔说，“因为这证明你并非完全心理变态。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看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态度有点像我们父母那一辈看待抽烟的心态：反正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抽，一定不会造成太大危害。可是后来情况越来越糟……”
“是，”马德森说，翻到笔记前一页，“我们谈过这个，但你也说后来情况好了一点。”
“对，后来我终于杀了人，心里就觉得好受一点。”
马德森抬起头来，摘下眼镜，动作自然，不会过于夸张。
“你杀了谁？”马德森差点咬到舌头。专业心理咨询医生怎么能问出这种问题？再说他真的想知道答案吗？
“一个性侵犯。他是谁一点也不重要，但他性侵杀害的女子名叫赫拉，是我在阿富汗的口译员。”
一阵静默。
“你为什么称他是‘性侵犯’？”
“什么？”
“你说他杀害了你的口译员，这不是比性侵还严重吗？如果称你杀死的那个人是‘杀人犯’，不是更合乎常理吗？”
博尔看着马德森，仿佛这位心理医生说了一件他未曾想过的事。他舔了舔嘴唇，正要开口，又舔了舔嘴唇。
“我一直在寻找，”博尔说，“寻找性侵比安卡的男人。”
“你是说你妹妹？”
“他必须为他做过的事赎罪，我们都必须为我们做过的事赎罪。”
“你需要为你做过的事赎罪吗？”
“我没能像她保护我那样保护她，所以我必须赎罪。”
“你妹妹怎么保护你？”
“她把秘密藏在心里不说出来，”博尔颤抖着深深吸了口气，“当她终于说出她在十七岁那年遭人性侵的事时，她已经生病了。我一听就知道她说的是事实，因为一切都对上号了。她说她确信自己怀孕了，即使性侵的事已经过了好几年。她说她感觉得到肚子里有东西正在慢慢长大，就像是一个肿瘤或一颗石头，那个东西为了出来会弄死她。当时我们在小屋里，我说我可以帮她拿出来，但她说这样一来那个性侵犯一定会来把她杀死，就像他说过的那样。所以我给她吃了安眠药，第二天早上我跟她说那是堕胎药，她已经没有怀孕了。她听了以后就变得歇斯底里。后来她再度住院，我去医院看她，精神科医生给我看了一张纸，上面画了一只老鹰在叫我的名字。医生还跟我说，她说了一些关于堕胎的事，还说她和我一起杀了我。但我选择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虽然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总之比安卡宁愿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让她的哥哥，也就是我失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