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他有现钞。而美国减价资产公司暗地里做洗钱的生意。你付他们一箱子的钞票，然后你卖了公寓，或用最高价把公寓抵押出去，你就可以换来能够合法报税的钱。或者是你先抵押，然后他们取消你的抵押，这样来来去去可以做很多遍。这样行不行得通？
就算行得通，为什么没有留下官方记录？如果有人想把脏钱合法化，难道是他们为了不想留下记录？
当然他们会给他各种文件，在文件上他要说什么都可以，国税局来查的话，绝对看不出任何破绽。但他们怎么做的，居然能在纽约市不留下任何记录？
最后，他到底从哪里拿到的钱？这个狗娘养的，我仍旧一点概念也没有。
“波契里尼。”
我困惑地抬起头。
“不是巴赫。”她说，“是波契里尼。我像是第一次真的好好听这音乐，我是说，这听起来不像是巴赫。所以我去查了，是波契里尼。”
“很美。”我说。
“我想是吧。”
我试着再想格伦·霍尔茨曼，但我已经失去了头绪。没用了。我啜着咖啡，一边听波契里尼的音乐。洗手间对面的墙上有一部公共电话，我的眼睛忍不住停留在上面。我终于起身去打电话时，波契里尼的音乐仍在回荡。
“谢天谢地，”埃莱娜说，“我一直在担心你，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你担心什么？”
“因为昨晚一切都不对劲。因为我以为你今早会打来。因为乔治·萨德斯基昨晚被杀了。”
我对她解释几个小时前我才知道此事。“侦探，”我说，“永远是最后知道的人。”
“我很担心你对这件事的反应。”
“担心我会因此去喝酒？”
“最主要的是怕你心情不好。”
“我觉得很蠢。”我承认，我告诉了她我跟乔·德金及汤姆·萨德斯基的对话。她也同意这整件事很令人难堪。
“但你想想看，”她说，“由这件事显示出你有多么卖力。如果你还穿着内衣就瞪着电视，或你花点时间好好吃顿早饭看个报纸……”
“我可能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早就知道了。这都好说。不过我想往后这可不好拿来招揽新客户。”
“是不能。”
“无论如何，我心里并没有充满着罪恶感。乔治的死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隔了很久才发现罢了。”
“很悲哀，是不是？”
“很悲哀，但不是悲剧，除非你说他的一生都是悲剧。我替汤姆难过，但他会恢复过来。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反而简单了，而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一定会理解到这一点。他爱他哥哥，但乔治一定是一个很不容易被爱的人。去爱对他的回忆要简单多了。”
我告诉她汤姆对我说的话，他说乔治一死，他对他的记忆马上改变了，早年比较愉快的回忆取代了后来的辛酸。我们谈了好一会儿。
她说：“你知道，你打来时我正打算出门。在市政厅有一个演讲。事实上我们可以在那里会面，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票，只是你可能会觉得无聊。或你想之后跟我见面？但不要在那家‘奇怪的狗’。”
“你从市政厅过来，而我想去一个聚会。巴黎绿餐厅怎么样？十点一刻如何？”
“好极了。”
“今天真忙，”我告诉莉萨，“乔治·萨德斯基被另一个犯人刺死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今早cnn上有。”
当然。我告诉她一些我在各种政府文件里找到或找不到的资料。她说德鲁·卡普兰打过电话来，据我听起来，他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与客户联络，让客户高兴。
你也可以说我在做同样的事。
“今天晚上我会很忙，”我说，“明天我再跟你联络。”
我打电话时，一本文集吸引住了我的眼睛。那是一本二十世纪英美诗选，我之所以认出来是因为简·基恩也有一本。我以为说不定我可以找到罗宾逊·杰弗斯的《伤鹰》，但它并没有收录。我念了一首《发光的、该死的共和国》，作者显然对人类、特别是美国人评价很低。
我又念了《荒原》前面对冷酷的四月作了着名描述的部分。十月，我想，可以是同样的残忍。我念了其他几首，然后我念了一首艾伦·西格1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我与死神有个约会》。我以前也念过，但没有理由不再念一遍。
1艾伦·西格（alanseeger，1888-1916），生于纽约，一九一〇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一九一三年去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法国的外国军团，在索姆战役中阵亡。《我与死神有个约会》是他战地诗作中最有名的一首。
这让我想起在德魏·克林登公园雕像下刻的诗。我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但我从诗名索引里找了出来。作者是约翰·麦克雷1，在纪念碑上的诗引自最后几行。整首诗是这样的：法兰德斯的旷野，吹，
吹过罂粟花穿越十字架，一排，又一排划过我们的地方，天上
那云雀，仍旧勇敢地吟唱，飞旋
几乎没有听到下面的阵阵枪声。
我们是死去的人。不久之前，
我们还活着，跌落，看夕阳的光辉，我们有爱，我们被爱，
而现在我们在法兰德斯的旷野死去。
继续我们与敌人的争斗
给你，从颓败的手中，我们丢下
火炬。由你高高举起
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纵然罂粟花仍旧开在法兰德斯的旷野。
1约翰·麦克雷（johnmcctae，1872-1918），是一名加拿大军医，他写的《在法兰德斯的旷野里》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值得纪念的战争诗之一。
我正打算抄下来，忽然想到查一查内页。只要五块钱我就可以拥有它。我付了书钱和咖啡钱，就此回家。
我到巴黎绿时已经快十点半了，埃莱娜坐在酒吧间喝矿泉水。我说很抱歉迟到了，她说她没白费时间，正好利用机会与加里调情。加里是巴黎绿的酒保，他夏初时宣布他不再躲避世界，同时他以行动表现，一举刮掉了他那一大蓬从我认识他起就有的大胡子。
但现在他又重新再留。“是躲避的时候了，”他解释，“谈到躲避有太多的话可说。”
我们到我们的桌前坐下点菜，一大盘沙拉是给她的，我要的则是鱼。她保证如果我去听演讲的话，我会憎恨在那里的每—分钟。“烦死我了，”她说，“我本来是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的。”
我随身带着那本书，我们回到她的住处后，我找出那首诗念给她听。
“这是我迟到的原因。”我说。
“你忙着抓住火炬？”
“我没有直接来，我多走了几条街，”我说，“我去了德魏·克林登公园，在一个战争纪念碑的底座上刻了这首诗的最后三行。不过他们弄错了。”
“什么意思？”
“他们引用错了。”我拿出我的笔记本，“这是刻在纪念碑上的：‘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我们将不能安眠／纵然罂粟花仍旧开于／法兰德斯的旷野。’”
“难道这不是你刚才念给我听的？”
“不完全是。有人把‘我们这些’改成‘那些’，‘死去’改成‘逝去’，‘开在’改成‘开于’。他们用了这首诗的三十四个字，但有三个字错了。而且他们也没有注明作者的名字。”
“说不定是他坚持这样做的，像一肚子不满意的剧作家坚持用他剧本拍的电影不能挂他的名字。”
“我觉得他不可能做这样的坚持。我想他的战争在罂粟花下结束了。”
“但他的文字留了下来。这正是我一直忘了问你的事。几天之前你说了几句跟莉萨·霍尔茨曼有关的话。”
“是什么？”
“说什么一个比较洁净，比较绿的少女，但这样的词不可能是对的。”
“‘我有一个比较端庄甜蜜的少女，在一个比较明净青绿的地方。’”
“这就对了，我想来想去差点没疯了。我知道这个句子，但我从哪里知道的？”
“是吉卜林1的句子，”我说，“《去曼达雷的路上》。”
1吉卜林（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一九〇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哦，不错。我知道我从哪里听来的了。你洗澡的时候唱过。”
“我们不要跟别人提起，如何？”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以为是鲍伯·霍普与平·克劳斯贝的电影主题曲。是不是有部电影叫这个名字，或是我疯了？”
“或是第三个选择——两者都对。”
“说得好。吉卜林啊？你在想什么，你有没有心情试一下，吉卜林？”
“当然，”我说，“我们上床1。”
1此处原文用的是“kip”一词，意为“睡觉”，发音与kipling相近。
之后，她说：“哇，我得说我们没有失去一点感觉。你知道吗，你这只老熊，我爱你。”
“我爱你。”
“你跟tj谈过吗？我希望朱莉娅没有教他如何穿衣。”
“他不会有问题的。”
“你怎么知道刻的字不对？”
“跟我记得的不一样。”
“你的记忆力这么好。”
“这不算，几天前我才念过。如果我的记忆力真的好，我应该当时就发现错了。毕竟我高中的时候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