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一早我租了一辆车，我们出城沿着哈德孙河开了一百英里。我们在哥伦比亚郡一家重新装修过的殖民式风格的小旅馆住了三天，睡的是垂着帐幕的四柱床，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视，倒是有一只瓷夜壶。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没有看电视，甚至都没有看报纸。
等我们回到纽约时，已经是星期二下午了。我送埃莱娜回家，还了车，回到我的旅馆。在旅馆的会客室，有两个老家伙正在讨论霍尔茨曼的案子。“那个凶手，我看到他有好些年了，”其中一个人说，“给人擦车窗啦，要小钱啦，我一向说这狗娘养的有问题。你在这城里住久了，直觉自然就灵。”
十一大道屠杀案，某家花边新闻小报上仍持续不断地使用这个名称。虽然这个案子已经暂告一段落了，但由于两个因素的结合，使这个案子紧紧抓住一般人的想象力：被害人是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士，不像该遭到这样的横祸；另一方面，凶手是一大群无家可归的游民中的一员，本来就特别惹人嫌恶。
都市游民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时间太久了，他们的数量增加得又太迅速，从事慈善募捐的人所声称的善心早已开始疲乏。某些东西让我们憎恨这些游民，而现在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我们一向隐约觉得他们代表某种轻微程度的危险。他们闻起来有股臭味，他们有各种疾病，他们满身虱子。他们的存在引发我们的罪恶感，提醒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出了问题，他们之所以出现在我们中间，正因为我们的文明在他们的四周衰颓。
但谁能想到他们会携带武器、充满危险，开枪杀人？
看在老天分上，把他们抓起来，让他们从街上消失，让他们离开我们的生活。
整个星期，这个故事一直是大新闻，直到一个有名的房地产大亨自杀的消息占据头条之后，才逐渐平息了下来。（他找了他的律师及两个朋友到他的屋顶公寓，跟他们喝了一会儿酒，然后说：“我希望你们来这里作证，所以没有人能绘声绘色地说我是被谋杀的。”没等他们明白过来，他已经走上阳台，跨出栏杆，静寂无声地从六十二层楼上纵身跳下。）星期五晚上埃莱娜和我回到她家。她做了意大利面及沙拉，我们就坐在电视机前吃。夜间新闻里有一个女人正在把不同的新闻故事凑一起，她将房地产大亨和乔治·萨德斯基进行比较，一个是应有尽有、却偏偏选择自杀的房地产大亨，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人，却夺去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我说我看不出来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联，埃莱娜说这是唯一能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塞到一个句子里的办法。
之后他们放了一段先前的采访录音。受访人自称是巴里，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黑人，白胡子，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据说是凶手的朋友。
他说，乔治是个温和的家伙。喜欢坐在长条椅上，喜欢散步。从不打搅别人，也不喜欢别人打搅他。
“惊人的发现。”埃莱娜说。
乔治并不喜欢跟人要钱，巴里继续说。不喜欢跟人要任何东西。当他需要钱买啤酒时，他就捡铝罐去换退瓶费。他总是把其他的垃圾整整齐齐放回去，所以不惹人讨厌。
“是个环保主义者。”她说。
他是个非常平和的人，巴里说。乔治有没有提过他有一把枪？巴里觉得他也许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乔治说过的话可多了。他曾经去过越南，你知道，有些时候他把现在跟过去全搞混了。他可能说他正做什么，听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其实发生在二十年前，更别提他可能压根就没做过那桩事。举个例子：拿火焰喷射器放火焚烧茅屋，开枪杀人。当他提到茅屋或喷火器，你知道如果真有其事，肯定是发生在二十年前，因为在西五十七街上，茅屋跟喷火器可是非常少见。不过开枪杀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埃米·瓦斯宾德在‘地狱厨房’所作的报道，”那个记者说，“这里虽然没有茅屋或喷火器，但开枪杀人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埃莱娜按下消音钮。“我注意到他们又开始叫这个区域‘地狱厨房’，”她说，“克林登区到哪儿去了？”
“如果一个报道是关于房地产增值，”我说，“那么这个地区就叫克林登。他们会报道社区改善及种树计划。如果事关枪杀或嗑药，那就叫‘地狱厨房’了。所以格伦·霍尔茨曼住在克林登的豪华公寓里，但死在几条街外的‘地狱厨房’。”
“我想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以前见过巴里，”我说，“他是乔治的朋友。”
“在附近碰到的？”
“还有戒酒聚会。”
“他也参加了？”
“嗯，他偶尔去一下，很显然他并没戒酒，你刚才在电视上还看到他喝啤酒。他可能是那种人，戒戒醉醉，或是偶尔来个几回，喝杯咖啡找个伴。”
“有很多人这样吗？”
“当然，不过有些人最终还是戒成了。有些人则压根不是酒鬼，他们只是想进来避避寒。好些戒酒协会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现在有这么多人无家可归。有时候他们就停止供应咖啡和饼干，因为这些点心吸引了太多不该来的人。这是个难题，你不想拒绝任何人，但同时又要确保真想戒酒的人有位子可坐。”
“巴里是个酒鬼吗？”
“有可能，”我说，“他告诉所有的人他是如何抓着瓶啤酒在公园的长椅上过日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不是酒鬼的关键在于：酒精有没有使你的生活失去控制，这就只有巴里自己知道了。他可能说他活得好好的，也说不定他真的没事。我怎么会知道？”
“那乔治呢？”
我耸耸肩。“我想我从没在任何戒酒聚会见过他。你可以说他的生活失去控制，衣着仪容古怪点倒也罢了，但在大街上射杀陌生人则一定是出了问题。是不是酒精惹的祸？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他不是没可能捡了足够空罐子，喝了个昏天黑地，但也可能他一点也没醉，只是把格伦·霍尔茨曼当做胡志明的小姐妹。那可怜的狗娘养的。”
“巴里说他挺温和的。”
“也许是，”我说，“但可能就到上个星期，可能当时他紧张过度。”
我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回到旅馆。我先在柜台拿了信件及留言，再上楼回房间。有个托马斯先生打来两次电话，一次在昨晚，一次在今早十点半。他留的电话区域号码是七一八，这不是布鲁克林区就是皇后区。我既认不出这个号码，也想不起这个名字。
另一个电话是昨晚十一点打来的，简·基恩留的号码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注视她的名字及号码的七位数字，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这个电话了，但就算她没留号码，我也不用翻本子去查。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事。任何事都有可能，我告诉自己。说不定跟戒酒协会有关。说不定她在苏荷区或特里贝卡当聚会主席想找我演讲。或是她遇见一个背景跟我类似的新人，想着说不定我能够帮助他。
也说不定是她的私事，她要结婚了，想让我知道。
也说不定她刚结束了一段感情，不知什么缘故想要让我知道。
要找出答案很简单。我拿起电话拨了她的号码。在第四声铃响时，她的应答机请我留话。我刚出声，她本人的声音切了进来。她关了应答机，问我近况如何。
“活着，没醉。”我回答。
“‘活着，没醉。’仍旧是你的标准答案？”
“只是对你。”
“嗯，我也是如此，我的老朋友。五月我要庆祝一个周年纪念日。”
“五月二十七日，是不是？”
“你怎么记得？”
“我什么都记得。”
“你的在秋天，而我什么也记不住。这个月还是下个月？”
“下个月。十一月十四日。”
“停战纪念日。不，我错了。那是十一日。”
在很久以前我们刚进入对方的生命时，我们两人都在喝酒。结识的过程源于我所办的一个案子，几年前，布鲁克林有个女子被冰锥刺死，表面看来，是个连环杀手干的。等我离职后，他们终于抓到那名杀手，但事实证明布鲁克林的这件案子与他无关。于是被害人的父亲雇我重查旧案，找出真凶。谋杀案发生时，简·基恩已经嫁给了一个叫科温的人，他们与死者是布鲁克林的邻居。后来她离婚搬到曼哈顿，而我的调查引导我到了她在里斯伯纳德街的新居，在那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开了瓶酒，一起醉倒，第二件事是上床做爱。
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我们都配合默契，但我们还来不及多做练习，她就宣布她不能再见我。她以前去过戒酒协会，她说，而现在她下定决心再尝试一次，根据一般常识，你想戒酒，最好不要跟一个酗酒的人混一起。我祝她好运，把她留在了教堂地下室和高昂的口号之中。
在我还没有意识到之前，我自己也跟着一头撞进那个世界，日子非常不好过。我去了几次急诊室及戒酒协会。我总是清醒几天，然后再找一天喝酒庆祝。
一天晚上我出现在她门前，我想不出其他办法能让我不喝醉了过夜。她给我咖啡，让我睡在她的沙发上。几天后我又去她家，但这次我并没有落得又睡沙发。
他们建议在戒酒早期最好不要太动情感，我想他们是对的。不过不知怎么的我们熬过来了，而且整整结伴了两年。我们从没有住在一起，但我们很亲密，我在她住处过夜的时候比在家还多。她留出个抽屉给我，又在柜子里空出地方，而且越来越多人知道，如果他们在我的旅馆找不到我，他们就试试简的住处。
这样持续了一阵子。好好坏坏，终于大限已至，就像一辆破旧的老爷车，没装汽油就硬开上了路。我们没有大吵大闹，没有半点戏剧化的情节，更不是有什么不可化解的分歧，我们只是没了汽油。
“我必须跟你谈一谈。”她现在说。“没问题。”
“我要请你帮忙，”她说，“但不想在电话上说。你能过来吗？”
“当然，”我说，“但今天晚上不行，埃莱娜和我有安排。”
“我见过埃莱娜，是不是？”
“不错，你见过她。”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逛遍了苏荷区的画廊，在其中一个画廊碰见简，“应该是六个月以前的事。”
“比那还早。我在保拉·坎宁画廊的鲁迪，谢尔画展上见到你们，那是二月底。”
“老天，有这么久吗？我真不知道时间怎么过的。”
“是啊，”她说，“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