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怎么搞？”
“说零的方式啊。你在电话里念自己的信用卡号码，你会念‘o’，而不是‘零’，他们重复时会改念零跟你确认。你猜我怎么想？都是电脑搞的鬼。你抄号码时，打字母o或数字零，又有什么差别？看起来都一样。可如果在键盘上，你要按不同的键。所以得确定才行。”
我们的饮料来了。他拿起他那杯烈酒，一口饮尽，然后又喝了一小口啤酒。“总之，这是我的理论，不喜欢就拉倒。总之和威尔的信无关。他写错邮递区号了。”
“他把零写成o吗？”
“不不不。他完全写错了。正确地址是西三十三街四百五十号，可是天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把邮递区号一○○○一写成一○○一一。一○○一一是切尔西和西格林威治村的邮递区号。”
“我懂了，”我说，其实我不懂，“可是有什么不同吗？他把街道和门牌号码写对了，而且老天在上，你们是《每日新闻》。应该不会太难找才对。”
“你当然是这么想，”他说，“而我要引用我前面的说法，都是因为大家不讲o而改讲零，而且都是因为得在键盘敲对的缘故。都是他妈的科技入侵每个人生活的结果。”
我等着他做进一步解释。
“那封信就因此迟到了，”他说，“你能相信吗？我可不想猜一天有几封信寄来《每日新闻》报社，大部分是用蜡笔乱写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邮局里替我们分信的那个笨蛋应该会知道我们报社在哪里，而且有个邮局大支局就在就在我们报社旁边。你要做的就是把那邮递区号里头的一换成o，对不起，要命，我是说换成零，结果分信的人漏掉了。他们真是他妈的智障。”
“信封上应该有个邮戳。”
“还不止一个，”他说，“有原先那个邮局的，收信的邮局送进机器印上邮戳之后，运到上城西十八大道老切尔西支局，从那儿再把往一○○一一的信送出去。然后某个邮差装进邮袋里头，送信送了一圈又把信带回来，盖上第二个邮戳，从老切尔西那边丢出来，送到第十八大道的法利大楼，那儿才是送往一○○○一邮递区号的中心。第二个邮戳是用手盖的，这个年头大概可以拿来收藏了，不过你有兴趣的、也是任何人有兴趣的，是第一个邮戳。”
“对。”
他放下他那瓶啤酒。“我希望我能拿给你看，”他说，“不过当然被警方收走了。那个邮戳可以让你知道两件事情，收信邮局的邮递区号和送进机器印邮戳的日期。收信的邮递区号是一○○三八，邮局是佩克坡。”
“日期是哪天？”
“惠特菲尔德遇害那一夜。”
“时间呢？”
他摇摇头。“只有日期。一开始我没注意，不过是那天晚上没错，他死的那天晚上。”
“星期四晚上。”
“那天是星期四吗？对，没错，星期五的早报就登出消息了。”
“但邮戳是星期四。”
“我刚刚不就这么说的吗？”
“我只想确定自己没想错而已，”我说，“信是在午夜之前通过邮戳机的，因此日期是星期四，而不是星期五。”
“完全没错。”他指指我的杯子，“这什么，可口可乐？还要续杯吗？”我摇头。“哎，该死，我还要再喝。”他叫了达琳，又要了一份同样的酒。
我说：“惠特菲尔德是在那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死亡的，第一个报道的是纽约第一频道十二点之前的快报。除非我漏掉了什么，那封信应该是在惠特菲尔德死前就寄出了。”
“有可能。”
“只是有可能？”
“噢，你得确定邮局一点都没出错才行，”他说，“你已经知道寄那封他妈的信花了多长时间，所以其他部分的运作为什么要精确完美呢？我看很有可能是某个人在午夜之前就把邮戳上的时间往前调整一天了。不过我也相信很有可能威尔是在惠特菲尔德死前就把那封信寄出了。”
“佩克坡。”我说，“就在富顿街鱼市旁边，不是吗？”
“没错。不过那个邮局负责整个一○○三八邮递区号的邮务，包括一大块市中心。第一警局广场，市政厅——”
“还有刑事法庭大楼，”我说，“说不定他那天下午去过那儿，看着阿德里安进去代表欧文·阿特金斯接受认罪。他已经在威士忌里面下毒，也写好了那封信，于是他就把信扔进邮筒。他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呢？”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个自大的家伙。”
“不过不会盲目自大。他在他的受害者死前就把信寄出去。假如阿德里安出去吃晚餐，喝了半瓶葡萄酒，回到家不想混着喝纯麦威士忌呢？假如威尔的信出现在你桌上时，惠特菲尔德还活着呢？那怎么办？”
“那我就会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会赶到惠特菲尔德的公寓，在他喝之前把那个苏格兰威士忌瓶子抢走。”
“他提过那瓶苏格兰威士忌吗？”我掏出随身带着的《每日新闻》剪报，扫视一遍。达琳把我们的酒端来，静静把酒放下，同时收走前一轮的空杯子。她不必跟我们收钱，这类酒吧通常端酒过来时都会要你当场付账，不过现在大家都用信用卡付钱了。现在他们会放个账单，跟其他餐厅没两样。“他提到了毒药，”我说，“而且谈到惠特菲尔德公寓的警卫森严。可是没特别点出毒药是放在威士忌里面。”
“可是，只要他提到了毒药，还有公园大道的公寓——”
“警方就会彻底搜查过，发现苏格兰威士忌里面的氰化钾。”
“而结果威尔看起来像个吹牛大王。”
“所以他为什么要冒险呢？他为什么急着要寄出这封信。”
“或许他当时要离开纽约。”
“离开纽约？”
“再看看剪报，”他说，“他宣布他要退休。再也不会有任何杀戮了，因为他不干了。他要跟我们说再见。这不就像一个可能正要乘慢船去中国的人会说的话吗？”
我思索着。
“事实上，”麦格劳说，“他为什么又要在这封信里宣布退休呢？他这封信宣布惠特菲尔德是他杀的，就已经制造了够多的新闻了。其他的事情可以留着下一封信再说。不过要是他急着收山搬到达拉斯，或都柏林，或——不知道——达卡？要是他得赶飞机，那当然就得把所有的新闻一次写完而且马上寄出了。”
“可是万一信在惠特菲尔德喝下毒酒前就寄到了，那怎么办？”
“如果我们假设那个狗娘养的是个疯子，”他说，“那就很难猜想他的打算，不过我假设他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回纽约设法把惠特菲尔德干掉，要么就放过惠特菲尔德。然后说不定他会再写封信给我谈这件事情，也说不定不会。”他伸出手敲敲那张剪报。“我认为，”他说，“他心中完全确定，惠特菲尔德会直接回家，喝下苏格兰威士忌。他信里一副在谈既成事实的态度，可见他认为事情已经确定，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如果信里有任何一个字或词暗示结果还未定，那一定是我看漏了。”
“嗯，你是对的，”我说，“他写信的口气似乎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我们能确定当时惠特菲尔德还没死吗？”
“这封信被盖上邮戳时，很可能惠特菲尔德还没死。当然可能性很小。不过信可能已经被扔进邮筒，而且已经分好信，运到佩克坡邮局，准备送进印邮戳的机器——”
我再度扫了一眼那份剪报。“我在电话里面问你的是，”我说，“信里是否完全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会提议碰面，也所以我们才会坐在这儿。那封信中，除了威尔说是他干的之外，并没有排除自杀的可能。他以前并没有撒过谎，但邮戳却排除了这一点。”
“因为惠特菲尔德死前，信就已经寄出了。”
“你说得没错。他也许已经决定要把惠特菲尔德自杀的功劳抢过来。可是就算他再厉害，也不可能事前猜到惠特菲尔德打算自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