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纽约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这是威尔的标题。就像其他信一样，这封信是写给并寄给《每日新闻》的马蒂·麦格劳的。而《每日新闻》也独家刊登了这个消息，放在头版，与麦格劳署名撰写的报导在一起。他的专栏“答客问”放在边栏，而威尔的公开信全文则放在第二版。这封信按威尔的作风来说相当长，几乎有八百字，和麦格劳专栏的长度一样。
信的一开始，他宣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被谋杀是他的功劳（或是责任）。他以夸耀的口气，先叙述那套用来保护惠特菲尔德的复杂设计，有防盗铃，有三班保镖，还有装上防弹玻璃的装甲钢板加长型轿车。“可是没有人能成功的阻挡人民的意志。”他宣布，“没有人能逃得了，也没有人能躲得开。看看罗斯韦尔·贝里，他逃往奥马哈。看看朱利安·拉希德，他躲在他圣·奥本斯的围墙内。人民的意志无远弗届，可以穿透坚固的防御设施。无人能挡。”
威尔继续说，惠特菲尔德绝不是全世界最坏的律师。替无法根除的恶人当法律代表，只是他的工作而已，但为了服务于他的当事人，他却乐意做任何事，不管有多么可憎、多么不道德。“当一个律师为站不住脚的事情辩论时，我们点头认可，甚至容许他们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这样做，这更助长了他们的狂妄。”
然后威尔又批评司法系统，质疑陪审团制度的价值。他没有举出什么令人惊异独创观点，不过他讲得头头是道，以至于几乎让人忘记，你是在读一个连续杀手的信。
信的末尾，是一段个人感想。“我发现我已经厌倦杀人了。我很高兴曾经被选中来作为这几次社会治疗行动的工具。但为了大善而被召唤出来作恶，我个人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现在要休息了，直到我再度被召唤出来行动的那一天为止。”
我有个疑问，于是打了六个电话，希望能得到答案。最后我打电话去《每日新闻》，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接电话的那位女士，说我想和马蒂·麦格劳谈话。她留了我的电话，过不到十分钟，电话铃响了。
“我是马蒂·麦格劳，”他说，“马修·斯卡德，你是惠特菲尔德雇的那个侦探，对吧？我想我们见过一次面。”
“好几年前了。”
“我大半辈子都是在好几年前。你找我有什么事？”
“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封信是全文一字不漏地照登吗？”
“当然。怎么？”
“没有任何删改？没有应警方要求保留任何句子？”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苦恼，“我只知道，你也可能是威尔。”
“完全没错，”我说，“另一方面，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或许就会知道你有没有删我的信了。”
“耶稣啊，”他说，“我根本不想负责做这种事。编辑台那个混蛋删我的稿子时，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但我可不是个杀人狂。”
“噢，我也不是，我的想法是这样：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并没有驳斥自杀的理论。”
“威尔信里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是他杀的。”
“他以前没跟我们撒过谎。”
“据我所知，”他说，“的确没有。罗斯韦尔·贝里在奥马哈遇害的事情，他拒绝证实或否认，但是很巧妙地暗示是他动手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提到过贝里是被刺死的。”
“没错，可是警方封锁了这个消息，所以从这点可以确定是他动手的。”
“那么最近这封信有类似的内容吗？因为我没看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知道信的内容有没有被删改。”
“没有，我们全文刊登了。老实告诉你，我可不喜欢去当那个删稿子的人。我已经因此得到删稿那家伙过多的关注了。”
“我可以想象，你要得到那么多读者，代价一定不会小。”
他的笑听起来像小猎犬的吠声。“就这个角度来讲，”他承认，“那是他妈的天赐好运。我唯一后悔的是他没在我前阵子签约谈判之前开始行动。同时，作为威尔面对世界的窗口，实在令人紧张。我难免会想着他一个星期会看我三次文章。要是他不喜欢我的文章怎么办？我最不想激怒的，就是他这种原创思想家。”
“原创思想家？”
“只是一个名称罢了。不过我心里原来想说的是‘疯狂任务’。而且我刚刚想着，说不定他窃听了我的电话，而且他会怨恨我对他的心理状态进行诽谤。所以我讲到一半就进行编辑的改稿工作，把‘疯狂任务’删掉，改成了‘原创思想家’。”
“记者的职业病。”
“可是紧接着我又并不真的认为他会窃听我的电话，而且他在乎我怎么称呼他吗？这些名称绝对不会伤害到他。我想棍子和石头也伤不到他。你怎么会觉得他说自己杀了惠特菲尔德是撒谎？”
“他隔了这么久才又写信。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这正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证明是他干的？我不明白。”
“我们正在讨论这了点，”他说，“说不定明天的报纸就会登出来。所以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因为明天这些事情会见报。你在纽约吗？你知道《每日新闻》在哪里，对不对？”
“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三十三街。不过如果你没问，我说不定会跑去东四十二街的老地址。一想到《每日新闻》，我脑袋里面浮现的第一个地点就是那儿。”
“邮递区号是多少？”
“邮递区号？你要我写信给你吗？”
“不，不是。嘿，你对乳头不反感吧？第九大道和第三十二街交口有个叫兔女郎无上装酒吧的地方，白天这个时候，那儿比阴郁的教会还安静。半个小时后在那儿碰面如何？”
“好。”
“要认出我很容易，”他说，“我身上穿着衬衫。”
我不知道兔女郎无上装酒吧到了晚上是什么景象。一定更为活色生香，有更多年轻女郎展示她们的胸部，也有更多男性盯着那些胸部看。而此处在任何时候也可能是哀伤的，那种深沉的哀伤存在于绝大部分为我们并不高贵的原始本能提供娱乐的商场。赌场也因而有哀伤的气氛，布置得越俗丽，哀伤就越明显。那儿的空气有一种卑微的梦想与破碎的誓言的腐坏气味。
白天稍早时，那个地方毫不起眼。那只不过是个洞窟般的房间，门和窗户涂上黯淡的黑漆，内部没什么装潢，家具是前任屋主遗留物与廉价拍卖品的组合。两名男子占据了吧台的两端，注意力分散在电视（播放着cnn，声音关掉了）和酒保之间。酒保的乳房（中等大小，略微下垂）看起来比她的明亮红发要来得货真价实得多。
酒吧里还有个小舞台，晚上也许有舞者表演，但现在却是空的，只有收音机里放着老歌。一名女侍者像酒保一样，穿着有兔尾巴的短裤，头戴兔耳朵，脚蹬高跟鞋，除此之外全身赤裸着，在吧台和桌子间服务。也许午餐时间人会多一点，但现在前头只有两个男子各占一张桌子，还有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的吧台凳子上。
独自坐着的那个是马蒂·麦格劳，任何人都能认出他来。他一张昂头抿唇的小照片每星期随着专栏登出三次。他本人比照片里多了一些灰发，不过自从威尔事件爆发后，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太多次，已经习惯了那些灰发。除此之外，时光并没有改变他太多，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像漫画家笔下的效果一样，强调已有的特征，眉毛更浓一些，下巴更突出一些。
他已经脱下了西装外套，松开领带，一只手包着玻璃啤酒瓶的底部。酒瓶旁有个装烈酒的小玻璃杯已经空了，廉价威士忌的味道从他的鼻孔间直透出来。
“斯卡德，”他说，“我是麦格劳。这位亲爱的达令——”他摇摇手叫那个女侍——“跟我保证说她名叫达琳。她从没骗过我，对吧，甜心？”
她笑了。我感觉她一定常被开这种玩笑。她一头黑色短发，乳房很丰满。
“酒保名叫斯塔茜，”他继续说，“可是她也可能是说斯佩茜。别点太复杂的酒，点饭后酒会要的你的命。在这里，点一份烈酒或啤酒会比较安全，而且最好挑便宜牌子的烈酒，因为不管怎么点都一样，无论酒瓶上写什么，你喝到的都是便宜的酒。”
我说我要杯可乐。
“好，这也很安全。”他说，“不会太冒险。达琳，再给我来瓶一样的，不要换，明白吗？”
女侍走开了，他说，“邮递区号是一ooo一，或者我该说一零零零一？你注意到现在大家都怎么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