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可能是他们忙活了半天，发现了新的希望。他们见到那个女主人的照片，决定留下来跟她交个朋友。”
“说不定他们在事前就已经见过她了。”
“都有可能。我跟你说，马修，不管你是绅士珠宝大盗还是耍猴戏的混混，都不应该把强奸这种事扯进来。现在，好像非得来一下不可。人在那里，长得不错，管他妈的，想干就干。就像冰箱里有你喜欢吃的好东西，干吗放着不吃？”
“反正不该强奸。”我说。
“这是以前道上兄弟告诉我们的老规矩。但是，对于某些女人、某些‘贱女人’，他们就不会客气。”
“再怎么不客气，也不应该用拨火棍吧。”
“真是王八蛋。你说得没错，一点也没错。怎么说，这种行为也称不上是爱吧？强奸女人。怎么有人说，强奸和性没有关系？如果和性没有关系，那些王八蛋又是怎么硬起来的？难道他们是把伟哥撒在麦片里，当早餐吃了不成？”
“有人见到漂亮的女人，就是按捺不住。”
“是啊。”他说，“这是巧合吗？他强奸她，达到高潮。他会觉得感激吗？如果他还有人性的话。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他就把拨火棍插进女人的阴道，割断她的喉咙吗？可恶。见到这样的混蛋，我真希望我们有死刑。”
“我们已经有死刑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希望的死刑是得克萨斯州那样的。你知道我的意思。”
“不管是哪种死刑，反正派不上用场。他们已经死了。”
“是啊，谢天谢地。至少不会有律师帮他们脱罪，假释委员会也不会认为他们自我反省得很透彻，得到教训，可以放出来了。用拨火棍的那个叫比尔曼？还是开枪的那个叫比尔曼？他这辈子总算开对了一枪。”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自杀。”我说。
“谁知道呢？谁又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情呢？就算是你搞清楚了，又有谁会搭理你？反正他们已经死了，再也做不了坏事了。”
那天晚上，我往第九大道走去，过了两条街，来到了位于圣保罗教堂地下室的匿名戒酒协会。我在离开老婆孩子和纽约市警察局，一个人跑回城市厮混的时候，养成了到圣保罗教堂的习惯。我总是静静地坐一会儿，为我无法忘记，或是希望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点一根蜡烛；再把厚厚的一沓钞票塞进捐款箱。我捐的总是现金，十分之一的收入，匿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捐了多少钱，因为我也没有记录我到底赚了多少。现在想想，这又有什么差别呢？难道我还希望圣保罗教堂的牧师请我参加感谢晚宴吗？
我常参加的匿名戒酒协会现在正在聚会，就在我点蜡烛，投捐款的教堂地下室一楼。我喜欢这种巧合，但过了很久才能不去想其中讽刺的意味。十八年来，我意识清醒，每一天咬紧牙关，竟然坚持了这么久，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绝不碰酒的时间比我干警察的时间还长，几乎跟我喝酒的历史一样。
早先，我每天都参加聚会。接下来，两三天一次；后来，是两三个星期一次；如今已经很久没来了。这种聚会的人慢慢离开并不奇怪；相反，这是正常的现象，尽管有些人戒酒二三十年，还是天天来这里。有的时候，我挺羡慕他们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只是在逃避自己的生活。戒酒计划应该是通往正常生活的桥梁。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戒酒计划是通向另外一个聚会的隧道。
我的辅导员已经死了两年了。他死之前，我去戒酒聚会比较频繁。一个杀手拿了钱，冲进一家中国餐馆，把他当成是我，不由分说就给杀了。杀他的人现在也死了，跟这件事情有点关系的人，也全都死了。我还活着，更重要的是，我还清醒。
人们很清楚：如果你的辅导员死了、又开始酗酒了，或是把你老婆拐跑了，你接下来该做些什么。首先，你得去继续参加聚会，然后，再替自己找一个辅导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经验，我没什么意见；抗拒酒精诱惑超过十年的人，都很相信这套。但在我心中，没有人能取代吉姆·费伯。刚开始，对我来说他是力量的堡垒，总能给我各种建议；后来，我们俩更像是朋友，我也不觉得他是什么辅导员。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找一家中国餐馆共进晚餐，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我确定就是他，让我保持清醒、觉得清醒很舒服，或许这是我们这种关系的核心吧。但我总觉得不止于此，好像还有些别的。总之，我始终不想找个人填补他留下的空间。
这些年来，我也断断续续辅导过不少人。一年前，我辅导了两个，一个戒酒一年，另一个刚刚从戒酒中心出来。不管是哪个，都不像是能和我长久交往的样子；幸好，辅导讲究的是实际，双方只要能通过这种关系强化不碰酒的意识也就行了。因为我是辅导员，所以我出席聚会更加频繁，无论做什么事都更加积极。可是，其中一个——新来的那个——还是又开始酗酒，然后就不见了；另外一个搬到加州去了。从此之后，我就再没辅导过任何人。
我当然可以积极地找人来辅导，是吧？不过，我却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神秘主义者说，徒弟有了之后，师傅自然会出现。我想，这道理反过来，应该也说得通。
当然也有人不参加聚会，照样滴酒不沾。参加聚会，不管要你做什么、听什么，万变不离其宗，主要的目的还是别碰酒。有的时候，我会怀疑，如果我真的不去聚会，会出现什么情况？坦白地说，我没细想过。我的时间又不值钱，一个星期花两个小时，一点妨碍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们有音乐会的票，但是是女高音演唱。我比较喜欢乐器演奏，所以埃莱娜找她的朋友莫妮卡去林肯中心，我去参加戒酒聚会。我给自己倒了杯咖啡，跟朋友打了招呼。只要我的兴致高，聚会去得勤，我就能认识所有的人。我在后排挑了个位子，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情景，我知道屋里这些人的戒酒历史没有一个比得上我。
总是会遇上这种事。十八年毕竟不是一辈子，很多人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没碰过半滴酒。在全是退休老人的社区里，聚会更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但是在第九大道的教堂地下室，十八年可不算是一段短的时间。
台上的那个人讲的故事里，多次提到可卡因，但提到酒精的次数更多。光听这几句，就可以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我的心思飞走了，但他谈话的主旨却始终在我耳边，他以前烂醉如泥，现在清醒了，清醒比较好。
是的，阿门。
聚会结束了，我瘫坐在椅子里，本来想找几个人到火焰去喝杯咖啡；但我却直接回了家。埃莱娜还没回来，我检查了电话留言，有一个，我大儿子迈克尔打来过。
他说：“爸，你在吗？在的话，请你接电话好吗？我想你是出去了。我等一会儿再打过来。”
他没要我回电，我也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我又听了两次，想从他的语调和用词中揣摩出点端倪。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紧张，但大多数人在跟机器说话的时候都有点紧张。他可能有留言的习惯。迈克尔在硅谷的一家公司工作，职位不错，整天靠电话联络生意，半辈子就消磨在这玩意儿上。
当然了，打电话给老爸，感觉是不一样的。
十点刚过，加州比这里早三个小时。我找着了他的电话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电话响了四声，应答机打开了，我挂了电话，没有留言。
我又听了一遍留言。皱着眉头，盯着应答机发愣。
我走进厨房，煮了一壶咖啡。喝第一杯的时候，埃莱娜回来了，莫妮卡跟在她后面。我给莫妮卡倒了杯咖啡，埃莱娜只有在早上才喝咖啡。我把茶壶拿出来给埃莱娜弄了杯甘菊茶，三个人坐定，聊起今晚的音乐会和惨死的霍兰德夫妇。我本来想提迈克尔的留言，感觉好像有些怪，不过觉得等莫妮卡回家再说也无妨。
电话铃声响起，埃莱娜离得近些，顺手接了起来。“哦，嗨！”她说，语气挺轻松的，但我不知道她在跟谁说话。她接电话的时候总是这样，就算对方是业务员，想请她换家长途电话公司，埃莱娜还是这般和颜悦色。“加州天气不错吧？哦，你在这里？那更好了！你爸爸在，”她说，“我请他来听电话。”我站起来朝电话走去，埃莱娜脸上突然罩上一层阴影，挥挥手，叫我站远些。“哦？唉，怎么会这样？迈克尔，怎么会这样？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天啊，我很难过。我找你爸爸来。”
她放下电话，略略掩住自己的嘴巴。“他要跟你通话。”她说，“但是，我想，他要先跟我说，好让你有点准备。”
准备什么？他的婚姻出现危机，还是他的孩子病了？他来纽约干什么？什么坏消息让他风尘仆仆的赶到东边来？
“安尼塔，”埃莱娜说，她是迈克尔和安德鲁的妈妈、我的前妻，“心脏病发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