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医院位于约克大道和六十八街，出租车停在急诊室入口。柜台后的护士告诉我伊莱恩·马德尔的手术已经结束，正转到加护小组去，她指着病房图告诉我到加护病房怎么走。
加护病房的护士说院方只允许近亲探病，我只好告诉她说这个病人没有家人，我大概是她最亲近的人。护士问我们两人是什么关系，我回答是朋友，然后她问我们是不是亲密的朋友，我说是，亲密的朋友。于是她在卡片上写上我的名字，并作了标记。
她带我到等候室，那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抽着烟读着杂志等待他们心爱的人死亡。我翻开《运动画刊》，一个字也看不下，只是出于习惯往后翻。
不久之后医师走进等候室，喊我的名字，我站起来，他便把我带到走廊。他看起来很年轻，但发稍已掺杂不少白发。
他说：“这个案例很复杂，实在不知该怎么说。”
“她撑得下去吗？”
“刚才的手术大概作了四个钟头，已经不知道给她输了多少血。她被送来时，失血相当严重，内出血情况更是危急。她现在仍在持续失血，我们也在继续为她输血。”他握住双手，不时扭着手术服，我想他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动作。
他又说：“我们必须移摘她的脾脏，没有脾脏还是可以活，许多人都是这样。不过她全身都遭到严重创伤，肾脏几乎失去功能，肝脏受损——”
他一一列举出伊莱恩身体各处受到的创伤，我大概只听进其中一半、所能了解的只是些枝微末节。接着他又说：“我们替她插了管子，接上呼吸器，她的肺已经没有用了，这就是所谓‘成人呼吸衰竭症候群’，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遭到事故的患者身上，我是说，交通事故，他们的肺就此失去任何功能。”
还有许多专业的细节，不是我能了解的。我只能问情况究竟有多糟。
“嗯，很糟。”然后他告诉我所有可能出错的状况。我问他我能不能见她一面。
“只能给你几分钟时间，”他说，“我们给她注射了镇静剂，而且我也说过，她身上接着呼吸器以维持她的呼吸。”他带我走到加护病房，“看到她的样子，你可能会吓一跳。”
房间里摆满各种仪器，到处悬挂着大小管子。仪表上数字闪动，机器发出哔哔声，指针则不停跳动。她被掩埋在其中，看来仿佛已经死了，皮肤像白腊，脸色糟透了。
我又重复了先前的问题，“她撑得下去吗？”
他没有回答，我抬头一看，他已不见踪影，房里里只剩我和伊莱恩两人。我很想伸手去摸摸她，却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违反规定，我只好站在那儿不动。这时护士进来检查仪器，她告诉我只能停留几分钟，“你可以和她说话。”她说。
“她听得到吗？”
“我想即使在昏迷中，还是可以听到。”她离去后，我又在房里待了十分钟左右，说了一些话，但连自己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
然后又进来一个护士，说必须请我离开，我可以留在等候室，如果病人情况有变化，他们会通知我。
我问她预期会有什么变化。
她没明确答复。“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出错，”她说，“像她这种情况，他用各种方法伤害她。我告诉你，我们住的这城市——”
不是城市，伤害她的不是城市，而是一个男人，而且这个男人可能出现在任何城市。
乔·德金也到了等候室。我进去时，他立刻站起来。他早上还没刮胡子，身上穿的衣服好象被穿着睡过觉。
他询问她的情况。
“不好。”我说，
“她没有说什么？”
“她躺在那儿，没有知觉。鼻子里插了管子通到喉咙，不方便说话。”
“他们也是这样说，不过我想确认一下罢了。如果她能指出凶手是莫特利也不错，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靠她来指认，门房已经确认是莫特利了。”
他把事情的发展大略告诉我，关于埃切瓦里亚被谋杀，以及莫特利进入东五十一街大楼的方法。
他说：“我们已经全面下令，把你那张素描张贴城里各处，他杀了一名辅警，这绝对会让大家义愤填膺去追捕他。”
警察大都认为辅警是笑话，那是一群满怀幻想的家伙，偶尔穿上警察制眼过过瘾，万一他们不幸丧生，就立刻会光荣升任警察成为殉难英雄。想要降低这个行业的门槛，甚至敞开大门让有志者加入，最快的方法莫过于一死。
“他至少已经杀了九个人了，”我说，“如果把伊莱恩也算进去，就是十条命。”
“她会死吗？”
“目前还没有人敢站出来这么说。这么明白地说出这种话，大概有违医生的信仰。不过要在拉斯维加斯，他们可能早就抽手不玩了。这就是他们对她存活机率的看法。”
“很遗憾，马修。”
我的心头涌出许多话想要说，却勉强克制住。他清清喉咙，问我是否有莫特利行踪的线索。“我怎么会知道。”
“我以为你说不定能挖出什么情报来。”
“我？”我瞪着他，“我怎么可能，乔？他为了防我，申请了保护令，还记得吗？如果我到处去找他，而他也真让我找到的话，你这种人就会出现来逮捕我。”
“马修——”
“对不起，”我说，“伊莱恩是个好人，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大概是看到她现在这副模样，所以我有些不太理智。”
“任谁都会有这种反应。”
“而且我几乎筋疲力竭，整夜没睡。事实上，如果不是听到新闻，我正准备上床睡觉。”
“你上哪儿去了？找莫特利吗？”
我摇头，“只不过是和米克·巴卢聊天吹牛罢了。”
“老天爷，为什么和他在一起？”
“他是我的朋友。”
“你竟然交这种奇怪的朋友。”
“哎，我也不知道，”我说，“你想想，我也只不过曾经当过警察，那还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呢，好像搞不清楚到底是干哪一行的，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家伙，所以——”
“别说了。”我住嘴不再说话。
“我向你道歉，可以了吗？当时情况下，我也只能顺应情势罢了。你在这圈子里也混得够久了，应该明白这种事情总是这样。”
“嗯，我当然明白。”
“好吧，”他说，“你如果想到什么，通知我一声，好吗？”
“如果想到的话。”
“还有，干吗不回家补个觉？你在这儿也不能帮她，回去休息一下吧。”
“好。”我说。
我们一起走出等候室，医院正在广播寻找某一位医师。我努力回想先前跟我谈话的那位医师的名字，他身上挂了印有名字的塑料牌。结果我完全想不起来。
室外阳光普照，似乎比前一阵子温暖。德金说他的车子就停在路口，可以顺便送我到城中心，我说可以自己搭出租车，他也不再勉强。
我毫不费力就进了东二十五街两百八十八号的大门。我进门时，恰好有个女人走出来。从她对我微笑的样子看来，她一定以为自己认识我。她替我拉住大门，我向她道谢，走进去。我穿过走廊，通往后院的门仍然跟我安排的一样，牙签卡在门上以免被锁上。我推门进去之后把门关好，站在后院抬头仰望他的窗户。
在进城的路上我停了两次。现在我的外套口袋一边装有纽约市警局的制式手铐，另一边则放了一台迷你录音机。我勉强在裤子口袋中挤出位置，把手铐换了地方，然后把录音机也换到夹克口袋，和马库斯·奥雷柳斯的书放一起。那本书我一直读不完，因此也一直带着。夹克另一侧的口袋中是点三八史密斯手枪。我脱下外套，折好放在其中一个垃圾桶上面，穿着它会使我稍后的活动相当不便。
我在垃圾桶堆中潜行时，没有任何老鼠四处逃窜。或许经过漫漫长夜，它们都已经安稳入眠。或许莫特利也睡着了。
我尽量压低声音，搬了一个垃圾桶放在防火逃生梯下，然后站上去。站稳后，我伸手去拉头顶上的梯子，轻拉之下梯子毫无动静，我只好用力一拉，梯子抗议似地发出摩擦声，那是梯子降下来时金属刮过的声音。
我等了一会儿，没有人从窗户探出头来观望。显然先前的噪音并不大，而且在这个时刻，大部分的房客都已上班工作，上夜班的人则在呼呼大睡中。
外面第二街上，有人不停按汽车喇叭，另外有人回应似地按了一连串断音。我努力往上，伸长了手把自己拉上防火梯的第一级台阶，口袋中的史密斯手枪撞击在金属栏杆上发出铿锵声。最后我终于爬上第一层平台，不得不倚靠在砖墙上，好好喘口气。
休息了一两分钟，我总算恢复体力可以爬完剩下的路程。爬上四楼后，我压低身子蹲在金属栏杆边，偷看窗户里的动静。那间公寓内一片漆黑。窗户上有防盗栓，但并没锁上，窗户也没完全关紧，下边留了几寸缝隙。我向窗户移过去，先透过下面的缝隙朝里看，然后透过窗玻璃看进去。这是一间小卧室，室内有张金属床架的床，一个抽屉柜，一组充当床头柜的牛奶箱。其中一个箱子上放了一部电话，另一个则放了数字钟收音机。
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电子钟跳过了一分钟。这台钟上，一秒一秒的流逝是无声但却可见的。公寓内毫无声息，床上无人而且床褥没整理。
是这间公寓没错，布赖恩的线索是正确的，而且他闯入伊莱恩公寓后已经回来过。
橱柜门把上挂了一件绣有纽约市辅警肩章的夹克。想必他曾经待在此处，而且他一定会回来，我也一定会在此等候他归来。我小心翼翼地握住窗沿往上推，没有制造任何声响地把窗玻璃推上去。我转头张望四周，确定没有邻居监视我的行动。我很难想像自己在房内等待莫特利，结果开门进来的却是那些热心于邻里互助好市民召唤来的警察。
幸好并没有人注意我的行动。我把窗户全部推开，跨过窗台进入房间。
房内充满兽穴般的气味。从橱柜里的衣服及梳妆台上的杂乱物件，可以断定这是女人的房间，但室内却弥漫着侵略性的阳刚气息。我不清楚他究竟是多久前离开这房间的，但还是感觉到他的存在。我不假思索地伸手到口袋中掏出那支史密斯手枪，手握枪托，食指扣住扳机，随时作好射击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