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教堂的钟声把我敲醒。我的头脑很清楚，并且感觉还不错。我两条腿悬在床边，眼睛和一只猫正好四眼相对。它的毛很长，蜷缩卧在地上。它看了我一下，把头缩回去继续打盹儿。和这家的女主人睡了一晚，连猫也都能接受你了。
我穿好衣服，在厨房里找到简。她正在喝一杯淡色的柳橙汁。我猜她一定加了一些什么可以缓解宿醉的东西在里面。她用过滤咖啡壶泡好了咖啡并且倒了一杯给我。我站在窗户旁边喝。
我们没有交谈。教堂的钟声已经停下来了，周日上午的沉寂跟着扩散开来。外面天气晴朗，太阳在没有云的天空上燃烧。我往楼下看却看不到一丁点生命的迹象，街上没有人也没有车子在移动。
我喝完了咖啡，把杯子放进不锈钢水槽里的脏碗盘中。简用一支钥匙把电梯升上楼来。她问我是不是要去羊头湾，我说我猜我是要去那儿。我们互相拥抱了一会儿。透过她穿的晨袍，我感觉到她美好身躯的温暖。“我会打电话给你。”我说，然后乘坐那部尺寸过大的电梯到一楼。
一位名叫奥布赖恩的警官通过电话告诉我怎么到他们那里去。我依照他所说的，先乘bmt布莱顿线到格林夫森区的内克路。火车经过布鲁克林后跑到地面上来，经过一些有草皮的独栋式房屋区，看起来真是一点也不像在纽约。
六十一分局的警察局在康尼岛大道上，我不怎么费事就顺利找到了。在小队办公室里，我和一个满脸横肉，长下巴，名叫安东尼里的刑警玩猜谜游戏。还好我们都认识的人够多，这才使他对我宽心不少。我告诉他我现在正在办什么案子，而且提到是弗兰克·菲茨罗伊引荐给我的。虽然我不觉得他们会彼此热爱对方，但是他也认识弗兰克。
“我得先看看我们的档案是什么个样子。”他说，“不过你可能在菲茨罗伊给你看的档案里见过我们的报告副本了。”
“我主要是想和看过尸体的人谈一谈。”
“你在曼哈顿看到的档案里没有处理现场警官的名字吗？”
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许我不用跑到布鲁克林的这个鬼地方来同样可以办好这件事。不过，如果你走出去找线索，有时候你找到的东西会比你原本想要的更多。
“好吧，也许我可以找到那个档案。”他说。他把我留在一张边缘满是香烟烧出的疤痕的桌子旁。过去两张桌子，有个卷起袖子的黑人刑警在打电话。听起来像是在和一个女人讲电话，而且不像在讲警察局的事。靠着较远那面墙的另一张桌子上有两个警察，一个穿制服一个穿便服，在讯问一个有着一头蓬乱黄发的十几岁少年。
安东尼里拿着一本薄薄的档案夹过来，丢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拿起来看，偶尔停下来在我的记事本上记些东西。我了解到这个受害人是住在黑林街二七五零号的苏珊·波托夫斯基。她二十九岁，两个孩子的妈妈，和她当建筑工人的丈夫分居。她和孩子住在两个家庭分租的双拼式房屋里。她住在较低楼层。她是在星期三下午大约两点时被杀的。两个孩子，男的八岁女的十岁，在下午三点半左右一起放学回家，发现他们的妈妈在厨房地板上，衣服被脱掉一部分，尸体上布满了戳刺的伤口。他们跑到街上尖叫直到巡逻警员出现。
“找到什么了吗？”
“也许。”我说。我抄下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姓名还有两个六十一分局刑警的名字。他们两个在本案转给中城北区前也到过黑林街的命案现场。我给安东尼里看这三个名字。“这些家伙中有哪一个还在这里工作的？”
“巡逻警员伯顿·哈弗梅耶，三级刑警肯尼斯·奥尔古德，一级刑警迈克尔·奎因。迈克尔·奎因在两三年前死了。他利用职务之便和一个搭档在w大道合开了一家烈酒专卖店，店里发生枪战，他被杀死了。真惨，在他死前两年他妻子也因癌症去世了，四个孩子被孤伶伶地留在世上，最大的一个才刚要上大学。你一定看过相关报道。”
“我想我看过。”
“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杀死他的家伙才被揪出来。凶手现在还活着，而他却已经死了。所以你去想吧。另外两个，奥尔古德和哈弗梅耶，我不认得这两个名字，所以他们一定在我来之前就离开六十一分局了。我来这儿几年了？五年？差不多。”
“你能查得出来他们到哪里去了吗？”
“我也许可以查得到。你究竟要问他们什么呢？”
“她的两个眼睛是否都被戳穿。”
“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菲茨罗伊？给你看的档案里没有验尸报告吗？”
我点点头。“两个眼睛都有。”
“所以？”
“你记得几年前的一件案子吗？他们从哈得逊河捞上来几个女人，说她们是淹死的。法医办公室里有个天才把一个颅骨拿出来当纸镇用，后来这个丑闻传了开来，因为事情炒得火热，终于第一次有人把这个骷髅头拿出来仔细查看，才发现里面有个弹孔。”
“我记得。她是一个从新泽西来的女人，嫁给一位医生，是不是她？”
“对。”
“我有个可靠的经验法则。假如有个医生的老婆被杀死，那一定是她丈夫做的。我不用找什么狗屁证据，医生总是做这档事。我不记得那个医生后来成功脱罪了没。”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了解你的意思。验尸报告对你没用。但是九年前的目击者又能有什么用呢？”
“不很有用。不过……”
“我来看看我能找到什么。”
这一次他去得久了一点，回来时表情有点怪。“这案子运气不好，”他说，“奥尔古德也死了。至于巡逻警员哈弗梅耶，他辞职不干了。”
“奥尔古德是怎么死的？”
“心脏病发作，大约一年前。他几年前转调出去了，到中央大道的总部去工作。有一天他突然倒在桌上死了。档案室里有个家伙从奥尔古德在这里工作时就认得他，并且正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就我所知，哈弗梅耶可能也已经死了。”
“他怎么了？”
他耸耸肩膀，“谁知道？在冰锥命案发生后没几个月，他就递辞呈回去过他的平民生活了。理由是不特定私人原因。他只做了两三年的警察。你知道新进人员的离职率是这样子的。他妈的，你自己就是个离职警察。私人原因，是吧？”
“差不多是这样。”
“我査出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这段时间里他可能已经搬过六次家了。假如联系不到，你可以试试市局。他在这里待得不够久，没有任何津贴可以领，但他们经常跟踪记录离职警察。”
“也许他还住在同一个的地方。”
“有可能。我祖母就还住在伊丽莎白街上那种有三间小房间的公寓里，她从巴勒莫下船以来一直住在那间公寓里。有些人固定不动，其他的人换房子像换他们的袜子一样。也许你走运。我还能帮你什么？”
“黑林街在哪儿？”
“命案现场？”他笑了。“天呀，你是只嗅觉敏锐的猎犬，”他说，“要先去嗅一嗅那是什么味儿，嗯？”
他告诉我该怎么走。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帮我，但是他不要我的钱。我感觉得到他可能不会要——有人要也有人不要——然而我还是向他提议：“你或许要买顶新帽子。”他走过来很坚定地露齿一笑，向我保证他有一柜子的新帽子。“这些日子以来，我也难得有机会戴帽子。”他说。我只是要给他二十五元，比之他所做的努力实在是很廉价。“在安静的分局里时间过得很慢。”他说，“我刚才提供给你的东西对你能有多少帮助呢？对波朗坡的那个案子你心里已经有谱了吗？”
“还没有。”
“像在煤矿堆中找黑猫一样。”他说，“帮我一个忙。有结果的话让我知道。如果有结果的话。”
我照着他说的方向走到黑林街。九年来这一带一定没什么改变。房子都还在，四处都是小孩子。路边砖道上停着车，通往住宅的车道上也几乎都停着车。我觉得这个街区里应该还有成打的人记得苏珊·波托夫斯基，而且我也知道她那和别人都合不来的丈夫在谋杀案发生后搬回这里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
他们现在一定长大了，十七岁和十九岁。
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一定还很年轻。那时候她自己才十九岁。不过在这个地区早婚又早生孩子并非不寻常。
我认为他可能已经搬走了。假如他是为了孩子搬回来的，他不会让孩子们继续住在他们发现妈妈死在厨房地板上的屋子里。他会这样做吗？
我没有按那间屋子的门铃或其他人的门铃。我不是在调查苏珊·波托夫斯基的谋杀案，我不需要白费力气。我看了她死在里面的房子最后一眼，然后转身离开。
伯顿·哈弗梅耶的住址是在圣马克斯街二百一十二号。东村不像是一个警察住的地方，而且看起来在九年后还住这里的可能性极低，不管他是否继续留在警察局服务。我在海洋大道一家药房的公用电话亭拨安东尼里给我的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接听电话。我问她我可否和哈弗梅耶先生讲话。她停了一下，“哈弗梅耶不住这里。”
我正要为打错电话道歉，但她接着又说：“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哈弗梅耶先生。”
“你是哈弗梅耶太太吗？”
“是的。”
我说：“很抱歉打扰你，哈弗梅耶太太。以前你丈夫任职的六十一分局里的一位刑警给我这个电话号码。我想找……”
“我的前夫。”
她讲话有一种没有高低的特质，好像她不慌不忙地把自己从她正在讲的话中分离出来。我注意到康复后的心理疾病患者说话时也有类似的特征。
“我找他是为了一件关于警察的事情。”我说。
“他不当警察已经有好多年了。”
“我知道。你有没有可能知道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他？”
“不知道。”
“我想你不常见到他，哈弗梅耶太大，但你知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明白了。”
“哦，你明白了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前夫。我每个月会收到一张支票。支票是直接寄到银行，存到我的账户里。我没见过我的前夫，也没有见到过支票。你明白吗？真的吗？”
这些话可能是带着感情陈述出来的，但是她的声音仍旧那么平铺直叙且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没有说什么。
“他在曼哈顿，”她说，“也许他有电话，也许电话号码簿里就有。你可以找找看。我知道如果我不帮你找，你也会原谅我。”
“当然。”
“我很清楚事情很重要，”她说，“警察的事通常都很重要。”
药房里没有曼哈顿的电话号码簿，所以我请查号台的接线员帮我找。她找到了一位住西一百零三街的伯顿·哈弗梅耶。
我拨了那个号码，但没有人接听。
药房里有个午餐柜台。我坐在一张高脚椅上吃了一个烤奶酪三明治和一片过甜的樱桃派，并且喝了两杯没加牛奶的咖啡。咖啡还不错，但比不上简用过滤咖啡壶煮的那一种。
我想起她。我又走回电话旁，差点就拨了她的电话号码，但我拨的是哈弗梅耶的号码。这次他接电话了。
我说：“伯顿·哈弗梅耶吗？我是马修·斯卡德。我想知道今天下午我可不可以过来看你。”
“干什么？”
“关于警察方面的事。有些问题我想请教你。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你是警察吗？”
“他妈的。我以前是。”
“我也一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要跟我谈些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斯卡德，”我说，“事实上，这是个古老的故事了。我现在是个侦探，我在调查一个你在六十一分局处理过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