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酒精浓度是零。”贝拉米说，“我不知道这个城市有哪个人的血液酒精浓度是零的。”
我可以告诉他几百个这样的人，头一个就是我。当然如果我昨天一时冲动，去了葛洛根开放屋的话，头一个就是别人了。当时内心里的声音告诉我，去那儿完全有理由而且合逻辑，而我则努力和这个想法挣扎。我只是一直往北走，不做选择，然后在五十七街往左转，走到旅社，上楼睡觉。贝拉米早上打电话来，告诉我埃迪的血液酒精浓度时，我正在刷牙。
我问他验尸报告上还说了些什么。其中有一项勾起了我的兴趣。我要求他再念一遍，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小时后，我坐在东二十街一家医院的自助餐厅，喝着咖啡。那咖啡比薇拉家的好，不过好不了太多。
负责验尸的助理验尸官迈克尔目斯特林跟埃迪差不多年纪，有一张圆脸，和那副使他看起来有点像猫头鹰的玳瑁框眼镜交相辉映。他头秃了，还故意把旁边的头发梳过来盖住中间秃掉的部分，结果秃得更明显。
“他体内的水合氯醛含量不多，”他告诉我，“我必须说，其实含量很少。”
“他戒酒了。”
“这表示他没有吃任何兴奋剂，甚至连安眠药都不吃？”他喝口咖啡，作了个鬼脸，“或许他没戒掉吃这些药。我可以跟你保证，根据他体内血液的低含量来讲，吃这些份量的药不可能让他达到高潮。水合氯醛无论如何不会毒害身体，它不像巴比妥酸盐或其他镇定剂。有人吃高剂量的巴比妥药物保持清醒，这种药物对于提神和增强体力有神效。但如果你吃高剂量的水合氯醛，只会让你倒下去失去知觉。”
“可是他没有吃那么多？”
“吃得很少。他的血液浓度显示，他只吃了大约一千毫克，这样的剂量只会让你睡觉，会让你昏昏沉沉，开始打瞌睡。而且如果他睡不着的话，吃这个剂量可以帮助他入睡。”
“这会是他致死的原因吗？”
“我不认为。根据我从教科书上学到有关自慰性窒息的案例，我猜想他死前不久才刚吃了安眠药。或许他想马上睡觉，然后又改变心意，想要趁睡前自己玩玩单人性游戏。或者他也可能习惯上先吃颗安眠药，这样玩过高兴够了后，就可以马上倒头睡觉。无论是哪一种，我想水合氯醛都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效果。你知道这种自慰性窒息是怎么造成的吗？”
“知道一点。”
“玩火者必自焚。”他说，“他们会因此达到高潮，很爽，所以就常常做。即使他们知道危险性，可是因为一直没出事，好像这就证明了他们的做法没有错。”
他摘下眼镜，用他实验室制服外套的衣角擦了擦。“事实是，”他说，“做这个根本就不对，早晚你的幸运会用光。你知道，只要在颈动脉施加一点点压力，”他伸手过来，摸着我脖子旁边。“自然会引起心跳减慢的反射动作，这会加速高潮的来临，可是也会使你失去知觉，根本是你无法控制的。这个时候，地心引力会拉攀绳套，可是因为你失去知觉了，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无法做出反应。要一个人在做这种事情时小心，就像要他谨慎地玩俄罗斯轮盘一样。无论你以前成功过多少次，下一次你失败的机率是一样的，唯一小心的方式，就是根本别做。”
我去见斯特林是搭出租车去的，回来时我换了两班公车，到薇拉家时，她正要出门。
她穿着一条我没见过的牛仔裤，有油漆斑点，裤脚刷成须须。她把头发夹起来，塞在毛呢头巾里面，上身穿了一件领尖有扣子扣住的男式白衬衫，领口磨得旧旧的，蓝色球鞋和牛仔裤一样也溅了些油漆。她提着一个灰色金属工具箱，铰链和锁都生锈了。
“我就猜到你会来，”她说，“所以我才换了衣服。我得去对街修水管，很急。”
“他们那儿没有管理员吗？”
“当然有，就是我。除了这一栋，我还有三栋公寓要管。这样我就不会只有一个地方可住，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她换了只手提工作箱。“我不能跟你多聊了，他们那儿水管正在大漏水。你要跟着一起去看看，还是自己进去弄杯咖啡等我？”
我说我进去等她，她跟着我一起进去，让我进她房里。我跟她要埃迪的钥匙。
“你想上去？为什么？”
“只是看一看。”
她把埃迪的钥匙从钥匙圈上拆下来，然后也把她公寓的钥匙给了我。“这样你回来的时候才进得去，”她说，“这把是上头的钥匙，那个锁关门时会自动锁上。去楼上看完后，别忘了要锁两道锁。”
埃迪的公寓里窗子大开，上次我跟安德烈奥蒂打开后就没关上过。空气里仍然有死亡的气味，不过淡多了，而且除非你知道那是什么气味，否则不会真的让你不舒服。
要除去残余的气味很简单，只要把窗帘和床具搬走，把家具、衣服和各种私人物品扔到街上的垃圾堆，大概就什么都闻不到了。然后地板拖一拖，四处喷点消毒药水，最后一点痕迹就消失了。每天都有人死掉，房东会清理房子，新房客会在下个月一号搬进来。
日子照样要过下去。
我寻找水合氯醛，可是我不知道他会放在哪儿。屋里没有医药柜，浴室外头的厕所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洗脸台。他的牙刷挂在厨房水槽的挂钩上，还有一管半满的牙膏，尾端整整齐齐地卷起来，放在旁边的窗台上。我在离水槽最近的碗碟橱找到了两把塑料刮胡刀，一罐刮胡霜，一瓶阿斯匹林，还有一个装安纳辛牌止痛药的袖简锡盒子。我打开那瓶阿斯匹林，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手掌上，只有五粒阿斯匹林药片。我把药倒回去，扭开那个安纳辛锡盒，按照指示压着后头的边角，光是把它打开就足以引起头痛，可是打开后，只发现广告词上所说的一堆白色药片。
埃迪床边倒置的柳橙木条箱上面，放着一堆匿名戒酒协会的书——《戒酒书》、《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几本小册子，还有一本薄薄的书，叫做《清醒地过日子》，还有一本圣经，上面写着这是一本献给玛丽·史坎兰的圣礼，另一页的家族表表明玛丽·史坎兰嫁给了彼得·约翰·邓菲，而他们的儿子爱德华·托马斯·邓菲在他们结婚后一年四个月降生。
我翻着圣经。书在第二章打开来，埃迪在那儿藏了两张二十元钞票。我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我不想把这些钱拿走，可是留下也不对劲儿。我考虑好久，花的时间大概都值四十块钱了，然后把钞票夹回圣经里，再把圣经放回我原来发现的地方。
他的衣柜上头有一个小锡盒，里面有几个创可贴，一根鞋带，一只空的烟盒，四十三分零钱，还有两枚地铁代币。衣柜上方的抽屉里面大半是袜子，不过还有一双手套，羊毛做的，掌心处是皮革，另外有一个柯尔特点四五铜制手枪皮带扣，一只绒盒子，好像是袖扣盒，盒子里面有一枚镶蓝色石头的高中毕业戒指，一只镀金的领带夹，还有一枚袖扣，上头嵌了三颗小石播石，原来应该有四颗的，不过掉了一颗。
装内衣的抽屉里塞得满满的，里头大半是短裤和t恤，还有只手表，表带缺了一半。
色情杂志都不见了，我猜想跟着证据一起被收走了，而且大概永远都会放在哪个地方的仓库里。我没找到其他任何色情杂志或性玩具。
我在他裤子的口袋里发现他的皮夹。里头有三十二元现金，一只保险套，还有一个时代广场附近那种廉价商店出售的身份证明卡。通常买这种卡片的都是一些想伪造假身份的人，其实根本骗不了任何人。埃迪倒是老老实实地都填上了他的真实姓名和地址，生日也跟家族《圣经》上头写的一样，还有身高、体重、发色、眼珠颜色等等。这好像是他唯一的身份证明，他没有驾驶执照、没有社会安全卡，就算他在绿天监狱领到过一张，大概也早丢了。
我又找了衣橱里的其他抽屉，检査了冰箱，冰箱里有些馊掉的牛奶，我倒掉了，里头还有一条面包，一罐花生酱和果冻。我站在一张椅子上，检查厕所上方的架子，发现了一些旧报纸，一只铁定是他小时候用过的棒球手套，还有一盒没拆开的教堂奉献蜡烛，放在一个干净的玻璃盒里。厕所的衣服袋子里没发现任何东西，两双鞋子和壁橱里套鞋也是空的。
过了一会儿，我拿了一个塑料购物袋把圣经、匿名戒酒协会的书、还有他的皮夹一起装进去，其他东西都没动，然后离开那儿。
我锁门时听到了一个声音，有个人在我背后清喉咙。我转身看到一个女人站在楼梯口。她个子很小，一头灰发，眼睛在厚眼镜后头显得奇大。她问我是谁，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说我是侦探。
“可怜的邓菲，”她说，“我知道他和他父母亲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她跟我一样提着一只装满杂物的购物袋。她把袋子放下，在皮包里翻钥匙。“他们杀了他。”她沉痛地说。
“他们？”
“是啊，他们会杀了我们所有人。可怜的格罗德太太就住在楼上，他们从火灾逃生口爬进去，割断了她的喉咙。”
“什么时候的事情？”
“还有怀特先生，”她说，“死于癌症，临终前又苍老又黄，你会以为他是中国人。我们很快就都会死掉，”她说，双手战栗着、甚至带着点喜悦地绞着，“一个都逃不掉。”
薇拉回来时，我已经泡了一杯咖啡，正坐在厨房餐桌旁。她走进来，放下工具箱，说：“不要吻我，我一塌糊涂。老天，真是个脏活儿。我得打开浴室的天花板，结果一大堆垃圾就掉下来。”
“你怎么学会修水管的？”